RE:【每月一題】10月話題：在“傳統”與“發明”之間

宣炳善

黄景春 于 2006-10-7 01:34 写道：
刘惠萍老师的这个题目是一个专业问题，也是一个普遍问题。老大从哲学的高度来解答这个问题，尤为启发视听，拓展思路。
我们今天视作“传统”的那些，正如宣炳善所说，来路很驳杂，有些就是一些历史的误会，而学者的 ......

大师兄，别来无恙？好久不见你上网，这段时间我有时也上民间文化论坛看一下，有话就说几句。这次看了大师兄的贴子，我这个愣头愣脑的小师弟还是要说几句，好在我大师兄深知我的脾气，也就直话直说了。
爱东兄的观察提醒我们，要破除以往学者与民众的二元社会群体的思维模式，因为现在又加入了一个新的维度，就是以地方文化馆、文化局、民政局、方志办、宗教民族事务局为代表的爱东兄概括命名的“地方民间文化工作者”，这样就有了三个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这是一个好事情。我个人田野调查的一个体会就是地方民间文化工作者，他们在很多时候是沟通民众与学院派学者的一个中介，当然，这个社会群体有它的总体特征，就是他们一般而言是地方文化的精英，对地方事务相当了解，而且他们的工作主要是为地方政府服务，他们所在的位置决定了他们的工作方向，也就是说他们不太可能完全按照学术规范的内在要求来展开工作，所以，也不能完全以学术的求真来苛求的，因为学院派学者与地方民间文化工作者的工作重点不一样。而学院派学者的调查往往要经由他们的联系乃至亲自陪同下乡，学者的调查才有展开的可能。当然学者直接造访民众，也是一个方法，有时也很有效，但完全将地方民间文化工作者撇在一边，也不见得是一个好办法。具体的调查要看地方上的情况，不能一概而论。
所以从民众与学者的二元社会群体的考察转为民众、地方民间文化工作者、学者三元社会群体的考察，这样才是最有建设意义的，三者力量的博弈互动是民俗学研究的好个案。在这个意义上，我个人认为爱东兄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民俗群体新维度的观察对象。因为在新民俗或地方新文化传统的建构过程中，地方民间文化工作者与民众、地方政府也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虽然在学者眼里，这些工作有的是很可疑的。
而古代民间是有乡绅这样的乡土文化精英的，在当代，乡村日益破败，乡土精英在群体规模上已不成气候，地方当局又对地方自组织力量十分忌惮，我在今年暑期在浙江泰顺调查丧葬新民俗时发现，当地政府居然把一个宗族的集体墓地公然砸毁，引起当地严重的干群矛盾，这就是对地方宗族力量的一个整治，而当地的地方的民间文化工作者在这个方面没有办法起到积极的作用，因为都是政府主导的行为，而地方民间文化工作者作为政府体制内的人员，其工作必然受到地方利益的潜在制约。
至于“伪民俗”的认定，戈兰兄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不是民俗学的问题。其实也不完全如此。“伪民俗”的认定首先是一个学术问题，其次才是一个文化政治学意义上的话语权力问题，即戈兰兄所言的政治问题。例如牛郎织女的起源地问题，我以前曾疑这个传说起于南方，但没有确切的材料，因此也就不敢写文章。所以像牛郎织女的起源地问题，首先就是一个民俗学学科的学术问题，没有足够的材料，我们没有办法下结论。但最近国内各地纷纷抢夺其起源中心，如河南南阳、陕西西安、山东沂源、湖北襄樊、山西和顺县、江苏太仓都说他们是这个传说的起源地，并组织人员进行行文献与文物的论证。这六个当中北方占了四个，南方是两个。这样就要研究了。其实，如果说是牛郎织女传说的传播区域这六个城市都没问题，但要分出一个起源中心与传播地来，这就难了。这里有两种可能在里面。一是牛郎织女传说最初只有一个唯一的起源地，后来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在每个地方都留下了地方的特征。二是牛郎织女传说本来就有多个起源地，而且与后来的传播又混在一起，所以考察起来也是非常困难。究竟是哪一种情况才是真实的历史事实，这要长时间的研究才能认定。而地方民间文化工作者由于受到地方利益的影响，总是要为地方旅游事业服务，在短时间内确实很难开展这样的研究。而学院派学者可以超越这个地方情结的局限，展开求真的研究。
至于说到“真”与“善”的冲突问题，学院派学者的求真与地方民间文化工作者的求善是存在着一定意义的冲突。吕老前辈研究康德，这在民俗学界就具相当的理论探索意义。康德强调真善美的区别与统一，但有一点我们要注意的是康德哲学的最高目的并不是我们认为的求真，而是康德意义上的求善，康德最看重的是每一个公民内心深处的道德律令。即所谓“日在天上，德在心中”。所以求真与求善并不是你死我活的二元对立的关系，在康德认为，两者应该是统一的，求真就是为了求善。而学院派学者与民间文化工作者也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互补关系。这当然有点理想化，但理论上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大师兄质问民间文化工作者其工作“善则善矣，其真何在”？其实，我们也可反问自己：“学院派学者真则真矣，其善何在？”这样的反问，听起来像是语言游戏，其实大不然。因为民俗学当然首先要做求真的科学分析，但这并不是民俗学研究的全部，它只是民俗学的基础性的第一步工作，这个基础性工作做好以后，才可以谈民俗学的文化场域的民主性的建构与文化政治意识的培养。求真的目的如康德所言在于求善，康德在《历史理性批判》这个被认为是第四批判的文章集里已经说过这个问题了。我以为康德的世界公民观念与法治意识值得民俗学界好好消化，也是我们建构公民民俗学的重要理论资源。当然也要看康德的学生赫德尔的书，他的学生赫德尔是一个重视民族经验独特性的民俗学家。柏林曾有一论述维柯与赫德尔的英语著作，读其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中国的学者做学问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一听到“政治”两字就唯恐避之不及，洁身自好，赶紧声明自己所做是“求真的纯学术”，于是就心安理得。真的是这样吗？难道民俗学就是纯学术的所谓求真，而在理论上居然没有自己的学科抱负？这是哪门子的民俗学？这个说来更是话长，需要大家合作努力，小弟我就先说到这儿。请大师兄多多批评。

Karin

传统的发明

作者：[英]霍布斯鲍姆，[英]兰格 编，顾杭，庞冠群 译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ISBN：7806575669
印次：1

纸张：胶版纸 出版日期：2004-3-1
字数：288000
版次：1

定价：21.2元  当当价：15.1元
折扣：71折  钻石VIP价：14.34元
   

内容提要：
    本书由六个个案研究构成，分别研究威尔士的民族服装、苏格兰的典籍再造、英国皇家仪式变迁、英国统治下印度庆典礼仪的变化、非洲民族对英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模仿，以及1870—1914年英、法、德三国民族节日和大众文化方面的变化。作者用翔实的材料与生动的叙述向我们揭示，传统不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不变的陈迹，而是当代人活生生的创造。
  

作者简介：
     霍布斯鲍姆（1917-）犹太裔著名左派历史学家、社会史家，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城，1919年迁居维也纳，1931年迁居柏林，1933年移居英国并进入剑桥大学。1947年任伦敦大学讲师，1970年升任经济与社会史教授。1982年退休后任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政治及社会史荣誉教授。其系列著作《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与《极端的年代》以宏富的叙事和晓畅的笔墨，成为有关近几十年的严谨细致的通史著作。在《传统的文明》（1974）和《民族与民族主义》（1985）中，他推进了西方学术界对民族主义的研究。  
  

目录：
第一章 导论:发明传统
第二章 传统的发明:苏格兰的高地传统
第三章 从衰亡到景致:浪漫主义时期对威尔士历史的追寻
第四章 仪式之背景、表演与意义:英国君主制与“传统的发明”，1820—1977年
第五章 维多利亚时期印度的权威表象之确立
第六章 殖民统治时期非洲传统的发明
第七章 大规模生产传统:1870—1914年的欧洲
索引
  

编辑推荐：
    这本书的核心论点是:目前欧洲人所热衷的那些传统，至多只能追溯到十九世纪末。像苏格兰的格子呢、英国王室的浮夸等等，这些现象远没有传说的那么古老，它们只能追溯到维多利亚时代。更有趣的是，许多备受赞美的传统竟然是舶来品。 就算如此，这样一种对“传说”真理的发现又有什么意义?它会使我们不再珍视我们的传统吗?不会。传统当然不全是真理。许多传统的确含有谎言的成分，但是不断和重复会使它们变得珍贵与崇高。关键不在于它们曾经是谎言，而在于它们从谎言变为传说的过程。

糖果兔子

对顶楼原贴内容，我的问题是：如果这种行为被称为“假”和不应该，那么在我们最后真正研究出“真”的真相之前，是不是就要宣称决不能以这种方式开发运用那些未定论的民俗或其他？也就是说，不管民间学者工作者等等其他是出于任何立场和思路来支撑当地开发，但只要我们没有了解到“真”，就要制止？我倒觉得未必。未必要看到最后的真才可以，只要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它的主线和大方向是正确的就可以了（也就是说，作为学者，如果我们暂时不能证明它是“假”的，完全政府或者小众行为的，那我们就应该暂时的容忍，直到有证据证明它是伪的为止）。这就象各处争说是孔明故里，考察结果至今似乎也没有定论（以我的了解说的），但是难道河南南阳和四川南阳对孔明在当地出生生活的种种的信仰和传说就一定有一个是伪的，是不该存在的嘛？我认为只要有脉络可寻，有一定的民间传说信仰流传的基础在，政府或民间学者工作者来加以利用使用并不是一定的坏事。所以有的现象只能说是发展，不算是无中生有的发明吧。思路可能有些地方不严谨，各位见笑了。

宣炳善

糖果兔子 于 2006-10-8 00:19 写道：
对顶楼原贴内容，我的问题是：如果这种行为被称为“假”和不应该，那么在我们最后真正研究出“真”的真相之前，是不是就要宣称决不能以这种方式开发运用那些未定论的民俗或其他？也就是说，不管民间学者工作者等等其 ......

看了“糖果兔子”的贴子，觉得说得很是在理，也很有趣。也就是说学者们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的，不能喝令天下说是在我们研究出民俗的本真之前，谁都不准乱来，要等我们研究出来了，尔等才可申请才可动作。这样，人家眼巴巴望着我们，也许我们研究不出来，这完全有可能，那人家就是白等一场。至于地方上自己搞一通，我们也没有办法的。所以，大家的路不同，走自己的路，不要去说人家。

另外关于民俗的本真或真伪问题，其实用林继富、王丹两位学者在《解释民俗学》一书第九章讨论民俗互文现象时所说的，许多是民俗的互文现象，互相引用，不是什么真与不真的问题。
这个问题鲁迅也说过的，鲁迅说平民所唱的山歌，很多不是平民这音，虽是老百姓所唱，却有许多是对文人的模仿。林继富与王丹的书中也提到湖北长阳的大年初一的敬家神的仪式中唱的歌中也有是对诗人彭秋潭的引用。所以这是真还是假？实际上，不必纠缠于什么本真与真假问题，如果老是这样，又是一个造孽了。重点的是要关注民俗互文现象，而不是什么真假之分。

因为真要说什么真的话，也有程度之分，是三成的真，还是六成的真，反正民俗没有百分百的真的。要认真起来，大都不真。而且也看出了我们的内心深处的怀旧心态，或者对民间的浪漫想象，以为民间有真，真个什么呀？

黄景春

  宣炳善对哲学问题、学理问题一向勤于思考，就连跟他聊天的时候，他都会生发到学理的思路上，甚至会引用康德、黑格尔。难得一纯粹学人！看到宣炳善对我贴子的回应，本无话可说，后来觉得还是澄清一下想法，或许原本的观点不至于被误会。
  我以为，讨论刘惠萍老师的这个话题很有当下意义，在“传统”与“发明”之间如何寻找一个平衡点，是这话题的核心，离题太远，恐有说不完的话。我上一个贴子的基本想法是：学者应该求真，求善也应该在求真的前提下，脱离真这个基石，善将不善。我没有惟真是求，别不旁骛的意思。康德哲学的最高目标是求善，但恰如炳善接下来介绍康德思想“两者应该是统一的，求真就是为了求善”；那么，当下的现实问题是求善而没有顾及其真，这才是学者们对“发明”不放心的地方。各地造假古董的浪头正盛，一部分大学、研究所里的专家放弃了基本的求真诉求而到处发布新闻，声称在某地发现了活态神话，证明上古女娲造人神话是在某地发生的，盘古开天辟地是在某地进行的，这些说法一般来说会被地方政府利用得淋漓尽致，接下来就是这些地方立项、贷款、开发……。“地方民间文化工作者”的出奇想法，一般要得到这些大学、研究所里的专家印证后，才会对地方政府发生作用，才有接下来的开发建设的“善”举。所以，我们讨论在“传统”与“发明”之间寻找平衡点，我以为这里重要的是学者要寻找一个道德自律的底线，不要有了机会就表演，有了红包就照收不误，说一些无原则、无根基的话，丧失了一个学者的责任感。也应该有一定的他律，让那些到处胡说八道的专家感到无趣，让他们在学界内没有市场。
  过去我一直牢记一位导师的话，对那些违背学术常识的观点不予驳斥，以为他们不配。我想不少人也都有这样的矜持、清高。但是，现在看来有些专家在没有驳斥的情况下，会以为自己攥住了真理，祥林嫂一样到处重复，有不明真相的人被他灌输了谬论，当作是真理，于是谬种被发扬光大！民俗学、神话学在今天大发明、大开发时代正在变成一个应用性很强的学科，种下谬种，会结出怪果、苦果。——与其这样，不如对那些散布谬论的专家驳斥一通，也不失为一种善举。

黄景春

把刘锡诚老师转贴的这篇文章贴到这里来。

NO.35604  传统文化开发陷入“地方主义” 神话传说岂能当“信史” ( 2006-10-9 15:06 )

传统文化开发陷入“地方主义”
神话传说岂能当“信史”
专家呼吁纠正争夺文化资源的不良倾向


     《人民日报》 ( 2006-10-09 第11版 ) 【字号 大 小】【打印】【关闭】

　　据新华社兰州１０月７日电　（记者王艳明）在近日甘肃省天水市举行的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上，有专家提出，传统文化的地方开发者应尊重历史，不要贻误后人。
　　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王石说，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全国性、地方性包括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类节庆活动多达６０００余个，而一些节庆活动完全变成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盲目把文化资源挖出来“卖钱”。一些地方为了把某一文化占为己有，把神话、传说都当作历史看待，甚至斩钉截铁地作为了“信史”。他表示，作为地方政府和节庆的主办者，应该正确而适当地认识历史、挖掘传统，不应出于地方需要而夸大解读、不当炒作。

　　有专家指出，这种传统文化保护和开发中的“地方主义心态”，除了对历史和后人不负责任外，还导致了另外一个结果：让传统文化的发展迷失了方向。

　　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柯杨说，非科学的、狭隘的、建立在“地方主义心态”基础上的争夺文化资源的不良倾向都应当纠正，但学术方面的不同见解应当鼓励。

  
     《人民日报》 ( 2006-10-09 第11版 )

[ 本帖由 黄景春 于 2006-10-11 11:19 最后编辑 ]

宣炳善

黄景春 于 2006-10-9 12:38 写道：
宣炳善对哲学问题、学理问题一向勤于思考，就连跟他聊天的时候，他都会生发到学理的思路上，甚至会引用康德、黑格尔。难得一纯粹学人！看到宣炳善对我贴子的回应，本无话可说，后来觉得还是澄清一下想法，或许原本的 ......

终于看到大师兄的回复了，好生感动。因为我前面几个贴子有点调侃和激将法的意思，因为我注意到大师兄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在网上说话了，反而是我这些天上去看看，说几句。所以，为了不过于寂寞，就把许多话说得有些往极端上走了。其实我就是为了让大师兄出来说几话，再让我这个离开大师兄太久的小师弟聆听大师兄的教诲。
不过，对于有一点就是许多学者拿了地方上的钱，然后不顾事实乱证一通，这个我倒从来没有想过，因为我也没有这样的体会。对于这方面的观察我还真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倒是真要感谢大师兄的及时提醒。学者是有底线的，这就是真的坚守。我对那些拿了钱就随便写文章考证的人也是大不赞同的，因为这就是如爱东兄所说的民间文化工作者可能会做的事，我因为从来没有拿过这样的钱，所以还不曾想到这一层上。唉，还是社会阅历不够啊。许多事情没有这个体会。
我的上面的贴子没有说清楚一个问题，就是民俗的真与民俗学的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为民俗确实是真真假假的，有些传承文本是假的，但是传承人的演述感情却是真的。而民俗学却必须是真的，求真的。有些学者不见求真，但只见善，当然是大有问题。我所谓的民俗学的善不是说要为民众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直接的好处，我说的是民俗学的学科的理论追求，如对文化民主性的追求。
本来也没有什么冲突的地方，请大师兄不必误会。
小弟这次终于逼大师兄发言，实在是无礼之极，小师弟我这下有礼了。回想以前在上海与大师兄一起读书的时候，那时多蒙大师兄的多方关照，现在想起来不胜感叹。现在我离开了上海，这就是人生啊，而我大师兄依然是风采依旧，学术不辍。

李岱融

如果「民俗」是活態文化現象，那麼應該是沒有什麼真偽的吧？
這跟民間文學一樣！民間文化有變異性、開放性，但是仍有傳承性。傳承中有變異，變異之後成為新的傳承。就看當代人如何認定了。

锺宗憲

吆喝一下,
還有沒有人要參加討論的呢?

黄景春

锺兄自己的宝葫芦也该倒一倒了！

小叶青青

目前许多地方为了使自己为***的源地的观点更具有权威性，而在寻求和争取学术权威的支持，这令研究者已很难完全与这些地方的“发明”无关。或者说，学术权威、研究者事实上已参与到至少也被牵扯（因为民间文化研究者做的是民间文化研究，涉及的是本人生活于其间的民众的生活与文化，并且还会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到发明之中。刘宗迪对七夕源头“求真”的、极力避开“发明”的考察（七夕节不是爱情节），却引来愿将七夕节过成爱情节的民众们的骂声一片，他因而被无情地拖入郁闷之中。这是被牵扯的例证。实际上也难怪被牵扯，因为刘宗迪自己在作文时已经把自己置于“发明”的背景之中。

宣炳善

小叶青青 于 2006-10-23 22:11 写道：
目前许多地方为了使自己为***的源地的观点更具有权威性，而在寻求和争取学术权威的支持，这令研究者已很难完全与这些地方的“发明”无关。或者说，学术权威、研究者事实上已参与到至少也被牵扯（因为民间文化研究者?......

钟大侠在上面问有没有话说，小弟这几天没有上网，这次看了一下，还是有话要说。

主要我们大家都在这个历史语境之中，大家都在庐山中。虽然民众与学者态度不同，但都是历史语境中一个成员，大家都在参与对历史的叙述，只是有些被淹没了，有些则得到放大，甚至被普遍认同了。民众丰富的感情与想象让学者在一定程度上感到困惑。高丙中先生也多次提到民俗学问题也是学者与大众的问题，这是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这也是康德所说的真与善的一个内在的冲突，真的并不一定是善的，反之亦然，当年王国维也苦于这个可爱而不可信，可信而不可爱这个老问题。
在这方面，可以参考哲学家们的学术生活态度，一个哲学家首先面对的就是政治哲学问题，也就是如何使自己合法地说话，从而保全自身。哲学家面对芸芸众生说话，是有高度风险的，像苏格拉底就在大多数古希腊民主制下被判了死刑，这也是一定程度上的大多数民主暴政。其实，民俗学家又何尝不是如此。所以，民俗学问题，在我看来，也同样要考虑文化政治学问题，否则问题多多，无法解释。在这一点上，民俗学从古希腊小邦式的直接民主模式中，也能有不少启录。

锺宗憲

我仍然覺得，所謂的「民間」，是「非知識分子」、「非專業人士」的概念。即使知識分子或專業人士的研究成果，確實會在民間文化之中產生影響，但是影響的範圍大小，取決於民間的內在認知與外在需求。知識分子或專業人士之於民間，並不代表絕對的威權，哪怕知識分子或專業人士常常自認所言即是「真理」、即是「事實」。
關於這個月的主題，可以從幾個方面來看：
第一，「民間文化」研究是否等同於「傳統文化」研究？或者，是否必然與「歷史」研究一致？舉個簡單的例子，是否所有從歷史取材的戲劇，其內容都必須忠於歷史原貌？當這齣戲被認定為「偽歷史」的時候，是否就喪失了研究價值？甚至站在歷史專業的角度認為這齣戲毫無價值？如果繼續將問題延伸，那麼什麼是專業者所說的「歷史真實」？是歷史學家認定的真實？還是戲劇觀眾所認定的真實？
第二，有沒有絕對穩定的「固有傳統」？這些被今天認定的「固有傳統」，又是從何而來？人的自覺成分與非自覺成分的比重，將影響文化體系的穩定性。從「社會控制」或「習慣性」的角度來看，非自覺的成分越高，則文化的穩定性越高；反之，則穩定性越低。如果某一文化被視為穩定性較強的文化體系，是因為時代性的差異所延續下來的所謂「固有傳統」，那麼這種情況的產生，是歷史發展中的「自然」繼承？還是人為教育、控制之下的「非自然」繼承？為什麼端午節一定要與屈原扯上關係？為什麼不是伍子胥或是曹娥？中秋節又跟嫦娥有什麼關係？中國傳統服飾又怎會是滿服？
第三，不可否認的，包括神話在內的許多歷史文化傳統的說法，都是被有意編造出來的。研究者關懷的難道只是編造後的結果，而不去論及編造的動機？如果編造的結果是被接受的，哪怕只是一時的接受，那動機恐怕才是民間文化、民間心態的反映。今日的「偽民俗」，可能成為明日的「真民俗」；同樣的，今日認定的「真民俗」，或者是昨日學者極力反對的「偽民俗」。然而無論如何，都已經成為民俗的一部分。那麼真偽之間的爭議，圖的是什麼？
第四，什麼是學術研究？誰是知識分子？誰又是專業人士？當民間文化研究者出現有別於「民間」的驕傲與霸權，視「民間」為「沒文化」時，就已經與研究主題脫節了。文化如果有所謂提升的需求，有所謂創新的必要，甚至是產生出「開啟民智」的迫切性，那麼研究者扮演的角色是參與，是提供見解，是剖析問題，而不是對民間提出「要求」或「規定」。從其俗而勢導之，才是文武之道。
引一節自認還不成熟的片段：
人文學術的精神所繫，是肯定「人」的存在，肯定「人」的多種可能。人並非上帝所製造的機器，而是永遠會有不同於現實文化、或者稱之為主文化的「異端」的出現與存在。
所謂的現代學術觀念，對於人文科學的論述而言，事實上並不公平。現代學術以自然科學或理工科學為主導，講究「科學的研究方法」。從某些層面，尤其是從實象、物象的層面來看，這樣的看法並無太大問題。但是過度講究「量化」或科學性的「質化」研究，卻造成人文科學只能往實證的、或經驗的方向傾斜。這無疑是對於人文科學的一種誤解與歧視。
這樣的態度，影響最鉅的是文學的研究。雖然文學研究確實具備客觀的語言形式條件，但是卻也是具備了主觀情感表達、詮釋等性質。而客觀的語言形式，其產生的創造因素，維繫於創作者與讀者之間的一種感性的、仰賴體悟的知解性對話。對話的形成，無論是稱之為「神思」、「靈感」，或者是所謂的「渲染」與「共鳴」，都不在於純然科學性的客觀態度。相反地，主要在於個體主觀意念下的「投入」與「認同」。再極端一點的說，是在於客體與主體之間的一種心理上的「混同」作用。
混同，出自於現實的理解，也出自於心靈的不確定狀態；出自於過往的記憶，而記憶來自於一廂情願的認知。換言之，文學不必出自真實的歷史，也不必被特定現實的背景所圈限。
記憶是否真實？黃應貴先生說：「我們可發現不同文化不僅選擇不同的記憶載體再現其歷史，構築出的歷史更依賴其觀念架構有選擇地記憶或遺忘，這些選擇便關係到其文化特性。」（《人類學的視野》頁78）歷史的書寫，是記憶的依據，也是記憶的再現。然而記憶卻是經過選擇的，可以推翻、遺忘，再重新建構的。歷史未必就是真實，如同記憶的內容未必曾經發生。
人文學術論述的基礎，在於文化記憶與價值的認同。因記憶而信以為真，因價值而趨於現實。不可否認的，人文理論經常性的被科學成果所挑戰；或者說，每一時代的科學認知，往往影響到人文知識的發展。這是由於人文學術論述試圖符合物理的「真實」，偏偏又無法實證或經驗「真實」；而自認為是經過實證或經驗的「真實」，往往在最後發現並非真實。
如果說，所有的學術研究都有實用性與圓滿性的價值，那麼人文學科研究中的實用性，在於認同之後的實踐；其圓滿性，則在於藉由自圓其說、自成體系，來爭取他人的認同，使之趨於實用。
人文學科只有邏輯上的真偽，而「真實」是無法深究的。

以上純屬拋磚引玉, 我真的還沒弄明白。

戈兰

我也不明白，大伙儿气喘吁吁地抛了老半天砖，那砖头堆的都要把台湾海峡外带着马六甲海峡填平了，实指望的是引出你的玉来，那有到了你还抛砖的道理！

锺宗憲

嘻嘻
原就等著引出戈蘭兄來
但是我可沒說之前的都是磚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