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梁祝故事是如何结尾的（原载《博览群书》2006年11期）

施爱东

梁祝故事是怎样结尾的？

施爱东

　　提起梁祝故事，许多人会以为“化蝶”就是该故事的唯一结尾。实际上，民间的口头叙事从来没有定本，它的每一个环节都有滋生新奇情节的可能，总体上表现为无限的丰富多样和生命树般的枝繁叶乱。本文依据102个不同的梁祝故事（异文）来讨论故事的生长问题。

一．缺失导致紧张

　　早期的梁祝故事非常简单，南宋张津《四明图经·鄞县》云：“义妇冢，即梁山伯祝英台同葬之地也，在县西十里接待院之后，有庙存焉。旧记谓二人少尝同学，比及三年而山伯不知英台之为女也，其朴质如此。”
　　在张津的年代，故事的结尾仅止于记载祝英台有义妇之名和梁祝二人“同冢”——这是梁祝故事最原始的结尾，没有多少传奇色彩。
　　至于祝英台为什么会得到义妇的封号，她与梁山伯是什么关系，他们为何同冢等问题，张津及其它载录者均未作具体说明。也许当时民间已有相关传说，也许成熟的情节尚未产生，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一简单的记载留下了许多的疑问，情节中的每一处不完整或者说每一个疑问都会成为一个“缺失”。在民间叙事中，只要存在缺失，就一定会形成“紧张”，每一个紧张都必须引进新的故事母题（母题是故事中最小的叙事单位，犹如句子中的词）来加以消解。本文将这一嫁接新的母题，以弥补原有情节缺失的过程称作“补接”。
　　到了明清两代，见于文字记载的梁祝故事骤然增多，故事情节也丰富起来。如果我们把 “同冢”当成讨论梁祝故事结尾的起点，那么，我们从102个异文中可以看到，民间叙事在解释同冢的原因时，补接了“死后合葬”“英台投墓”“择女阴配”等多种母题。
　　“合葬说”各地都有，但并不盛行。山东济宁的说法是，“世人感念祝英台的情义，经多方商议，决定把她和山伯合葬。”浙江宁波的说法是，“人们为了纪念梁祝保境安民的功德，就把他俩的墓迁拢，合葬在一起。”而河南汝南一带则称祝英台殉情以后，“嘱家人葬于梁山伯墓东边，……隔路相望。”合葬说分割了从死到葬的时间，中断了情节高潮，而且采用了纯写实的叙事方式，难以补接神奇再生母题，也很难生长出其它新的母题。
　　关于“阴配说”。浙江鄞县、慈溪等地的说法是，梁山伯为官清廉、一心为民，最后死于任上，当地百姓苦其生前尚未婚配，就为他觅得一才貌相当的早逝女子祝英台，将他们阴配同冢。另有一种说法是，后人在为梁山伯掘地造墓的时候，从墓地挖出署名祝英台的墓碑，于是顺水推舟将他们阴配为夫妻。在这类传说中，梁祝本不相识，当故事封闭地解释了同冢的原因之后，在逻辑上再没有什么缺失，也就没有进一步推动情节生长的动力了。
　　真正流传最广的，是情节缺失最多、最神奇、最开放的母题，即“英台投墓说”。
　　祝英台投墓之后，可能产生两类缺失。
　　一是逻辑缺失。如果在情节逻辑上还存在不能自圆其说的环节，形成了需要进一步解释和说明的可能性，我们就认为这一情节存在逻辑缺失。比如在祝英台投墓之后，听众还会有许多疑问：祝英台的投墓行为是否合乎伦理规范？为什么一个私定终身的女子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还能被旌表为义妇？祝英台投墓之后，她的未婚夫马某将做出什么反应？等等。
　　二是情感缺失。民众的情感是一种集体的评价性机能，它对某一情节是否感觉满意，主要取决于该情节给它带来的是审美的愉悦还是缺憾。“投墓”是一出爱情悲剧，美的事物遭到毁灭，自然会在民众心理上形成情感缺失，造成紧张。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逻辑或情感的缺失都会形成紧张，需要补接新的母题以消解这种紧张，而不同的传播者会选择补接不同的母题。因此，人群类别的多样性决定了补接并不特别地朝向某一个方向，而是朝向几乎所有可能的方向。这些方向的不同可能由他们知识结构或审美趣味的差异所决定，也可能由于别的原因，但这不是本文所关心的。本文只是想说明，任何一个故事，在其生命树的每一个枝节上，只要存在缺失，就有机会补接各种各样的母题，枝枝叶叶，朝着最大限度的混乱和无序发展。

二．单线追踪

　　在投墓母题产生的所有缺失中，我们只选择一种缺失来讨论；在这一缺失上补接的众多母题中，我们只选择其中一个母题进行追踪。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在故事生命树的枝枝蔓蔓中理出一根枝条，进行单线追踪，以保持思路的清晰。现在，我们选择讨论的缺失是：马某在未婚妻投入别人墓地之后，有何作为？
　　在本文写作所依据的102个梁祝故事中，共有41个故事涉及投墓母题，它们分别补接了马某的6种行为：
1．        不作为；
2．        掘墓；
3．        追入阴府，继续夺妻；
4．        化身异类；
5．        吓成红脸；
6．        殉情自杀。
　　以上6个母题基本上穷尽了我们可以想象的马某的所有可能行为。在母题2－6上，每个都可能出现一处或多处缺失，每一处缺失又可补接多个母题。
　　根据本文的单线追踪方案，我们选择第2个母题“掘墓”来讨论。
　　我们知道，掘墓之后，又会产生新的缺失。比如：掘墓发现了什么？或者，掘墓的后果是什么？在我们所讨论的文本中，掘墓之后，又补接了4个母题：
1．蛇护墓穴，吓退掘墓者。比如，掘墓发现“两条大蛇”或“数不清的大蟒蛇”，马某被吓退或者吓死。
2．马某找到尸骨，进行报复。“他掘开坟墓，找到许多尸骨，便四下抛散，不料那些尸骨重新聚拢在一起。”
3．梁祝发生尸解。如“只见两块青石板，其它一无所有”、“不见尸体，只见两个白色的鹅卵石”、“墓掘开了，里面只有两块粘在一起的石头”。
4．梁祝化为双飞物，在另一世界得到永生。如“那白蛇、青蛇双双腾空驾雾飞去”、“两只鸳鸯鸟从里面飞出”、“只见得一双白蝴蝶飞出”等。
　　凡是出现母题1的，掘墓者被吓退，该情节的逻辑缺失得到封闭，故事结束。母题2出现悲剧主人公的尸骨，这是需要被安置的遗物，情节出现缺失，显然必须补接新的母题。母题3我们将在后面继续讨论。母题4在逻辑上和情感上都得到了封闭，故事结束。
　　我们选择母题3即“尸解”来讨论。母题3共有4个文本。
　　1．如果讲述者把“尸解”母题理解为主人公已经飞升，石头只是遗留物，那么，石头就成了没有意义的单纯的石头，从故事逻辑上看，情节已经封闭了。这样的文本只有1个，故事把尸解与化蝶拧在一起，并且说明“这时才知道那一双白蝴蝶，就是它俩的化身。”梁祝化成蝴蝶跑了，两块青石板就变成了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无须进一步交待，故事结束。
　　2．如果讲述者认为石头本身就是梁祝的化身，那么，作为梁祝化身的石头，它的命运就必须有所交待，故事生命树还将继续生长。这类文本有3个。
　　首先，马某一定会想办法分开，或砸开这两块石头。“分开”是一种明显的缺失，一定要补接一个有关“结合”的母题才能消解这一紧张。因此，在3个文本中，《英台作诗托终身》和《英台姑娘和山伯相公》接着说两个石头最后变成了两棵树（或竹），根连根，桠对桠（或缠在一起）。《竹篾箍桶永久紧》则说两块石头分别变成了杉和竹，人们把杉做成木板、把竹做成篾，用篾来箍板制桶，这样，它们又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就我们所追踪的这一根枝条来说，几乎在每一个环节上都穷尽了它的生长可能。
　　英台投墓之后，故事表现出了多种可能的走向。如果我们把“英台投墓”当作故事的出发点，就可以向上画出一幅枝繁叶乱的故事生命枝，做为我们生命树的枝端模型。本文画出了梁祝投墓之后，马某追至阴间，始于“阎罗断案”这一局部的生命枝：

　　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每一枝母题链的最末端，在梁祝总是“白头偕老”、“荣华富贵”、“回归天界”这样的“大团圆”母题，而在马某，或者是“化身另物（多为丑陋事物）”、或者是“还魂另娶”（多强调娶丑女），最终封闭了几乎所有的缺失。

三．谁能成为主流枝干

　　那么，在混乱无序的枝枝节节中，是否存在一些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枝干呢？
　　我们知道，每一个讲述者的每一次讲述，都是一次创造性的发挥，都生产了一个独立的文本（异文）。但是，并不是每一种异文都具有传播的价值。与自然界的生存竞争一样，在故事的传播过程中，任何一个经由个体创造性发挥后的变异情节，都必须在传播的过程中被选择。适合于大众传播的情节被选择性地保留了，不适合大众传播的情节则被淘汰或被改造了。自然选择不仅适用于生物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适用于许多社会、文化领域，包括我们的故事学。
　　既然有竞争与选择，就一定会有一些作为游戏规则的竞择标准存在，即使这种标准只是某种倾向，而不是明确的准则。那么，在这种故事异文之间的生存竞争中，存在一些什么样的竞择标准？哪类情节能够得益于这些标准，使自己成长为故事生命树的主流枝干呢？
根据既有的故事学知识，我们可以勾勒几条普适性的竞择标准：
　　1．        是否反映了民众普遍的审美理想或表达了他们的感情意愿。
　　2．        是否具有情节发展的逻辑合理性。
　　3．        是否能与传统的知识结构或地方性知识结构相兼容。
　　在对梁祝故事不同结尾方式的统计归纳中，本文得到几点补充标准：
　　4．越是富于传奇色彩的、主人公具有主动行为的母题，其缺失也越多，越容易形成紧张、冲突，需要而且能够补接更多的新母题，更能得到优先生长。
相反，越是过于写实、主人公处于受动状态的母题，其生长能力也极为有限，很难生长成为主流枝干。
　　5．越是成熟的、影响大的传统母题（也就是说，越是倾向于共同知识的母题），越容易为传播者所理解、接受和记忆。只要它能合乎逻辑地补接在这一故事中，就能更加牢固地在广阔的范围内被传播，甚至喧宾夺主，成为故事的主流枝干。
　　6．故事的人物类型、命运类型、情节类型之间，往往有一些相对稳定的搭配关系，它们可能深刻地影响着故事的进展与结局。比如，情爱类故事中对男女主人公“有情人终成眷属”之类的“大团圆”结局的要求，就深刻地影响着梁祝故事结尾的生长方式。
　　一方面，我们强调情节的生长是随机的、无序的，另一方面，在对梁祝故事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几乎所有异文的结局都出现了“大团圆”倾向。通过对样本的统计分析就可以看出，无论最终梁祝是化生、还魂、尸解、转世，还是魂归天国，总是以“团圆”这一理念作为旨归。
　　对于那些不能指向团圆结局的梁祝故事，几乎都未能在大众传播中得到保存。从我们的统计样本来看，这类文本数量近于零。
　　另外，如果我们从别的角度，比如传播的角度来考察，还可以发现一些对异文间的生存竞争影响较大的“外在因子”，例如地域优势与文字优势在故事传播中的作用等等。
　　我们永远无法穷尽对于各种必然的、偶然的竞择标准的探讨，我们也没有穷尽这些标准的必要，我只是希望以上建立的解释模式能够部分合理地用来解释我们所提出的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合乎逻辑地进入下一单元的讨论。
　　我们接着讨论关于优先生长的最后一个问题：假设我们已有了关于自然选择的竞择标准，那么，它们发生作用的机制是怎样的？
　　假定我们讨论的起点是“英台投墓”，而终点必须指向“团圆”，这样，问题就突然变得有趣起来。我们可以把问题抽象为：由一个共同的起点，经由不同的路径，要到达一个共同的终点，在这些路径中，谁会是最优选择？
　　这显然是一个“最优化问题”。根据最优化原理，作为整个过程的最优路径应该具有这样的性质：即无论过去的状态和历史如何，从目前的状态出发，余下的路线必须构成最优策略，直到终点。利用这个原理，可以把多阶段决策问题的求解过程看成是一个连续的逆推过程。在我们的议题中，即由“团圆”这一“终点”逐步向前逆推到“英台投墓”。
　　第一步，以主人公的存在状态而论，他们指向“团圆”的途径只可能有3条。
　　1．灵魂团圆。
　　2．肉身团圆。
　　3．化身团圆。
　　第二步，3条途径还可以有各自的最优叙事策略。也就是说，作为整体最优策略的子策略，也必须是该步骤中的最优策略。
　　1．灵魂团圆在民众的想象世界中，只能存在于两种空间：或者天界，或者冥界。就民众的感情意愿来说，天界与天堂相当，冥界与地狱相通，因而，让梁祝留在冥界显然难以让大多数人的感情所接受，不会成为最优选择。
　　2．肉身团圆从逻辑上说只有两种可能：或者死后还魂于肉身，或者本来就没死。
　　从文本统计来看，肉身团圆明显以还魂说为主。关于假死，只有1个异文《夫妻恩爱白头吟》，讲述祝英台的三阿哥为梁祝二人策划假死，继而掩护他们私奔。假死说需要众人进行许多前期策划和准备工作，还得天气状况相配合，而且从逻辑上说，既然决定私奔，早就可以行动，无须把事情弄得这么复杂，所以，假死说也很难成为最优选择。
　　3．在化身团圆中，蝴蝶、彩虹、鸳鸯、并蒂莲显然比其它化身物如蝙蝠、青白二蛇、两块石头、两棵树、竹子和树、蓝竹、映山红、蚕、蛾等更具有美好的象征意义，因而出现的概率理应大些。但是，鸳鸯和并蒂莲并不是各地的常见物，它们不是各地的共同知识，在传播过程中，很容易被地方性知识所改造。从统计数据来看，蝴蝶说与彩虹说的出现频率也确实相对较高。在这两者之中，化蝶说出现在成熟的韩凭妻故事之后，极富传奇色彩，又风起于文化发达地区，占得了天时地利人和，因而成了诸多化身物中的最优选择。
　　综上分析，在第二步中，关于主人公命运的叙事策略进一步优化为：
　　1．主人公魂归天界。
　　2．主人公还魂。
　　3，主人公化蝶。
　　第三步，在上述3种优化策略的基础上，还可以再滋生不同的叙事策略。
　　1．梁祝魂归天界之后，幸福美满，回到了原点，生活不会再有缺失和紧张，无须补接新的母题。如果需要进一步展开魂归天界之后的叙事，就只能让主人公重回苦难的人间。于是，少数异文可能会补接还魂母题，如异文《尼山姻缘来世成》。但是，还魂之后的情节很难与还魂之前的情节有机地整合成一个连贯的故事，因而不能成为故事文本的最优策略，应予排除。
　　2．还魂说在叙事策略上与魂归天界说基本相同，都是回到原点。故事欲短，可以就此打住，以一句“后来他们过上了幸福生活”而结束；故事欲长，也可以从此开始一个全新的叙事。前面说过，还魂之后的情节可以排除在最优策略之外。
　　3．在化蝶说中，如果“飞出蝴蝶”只是祝英台投墓时衣裙撕裂所化，或者仅仅是讲述者为了表达对权威文本认同的一句插入语。那么，梁祝灵魂尚有归天或还阳的机会，问题回到了1和2。
　　如果蝴蝶在故事中是作为梁祝灵魂的终极化身，那么，两只蝴蝶间的爱情故事很难进一步得到展开，故事至此就该结束了。
　　情节的进一步生长只能从马某身上着手，因为马某可以在祝英台投墓之后有所作为。又因为马某作为恶人不可能升天，所以，马某与梁祝的冲突只能在阴间地府之间展开。
　　综上分析，最优叙事策略可以进一步具体到如下4种：
　　1．主人公直接魂归天界，结束。
　　2．主人公先到阴间，然后升天，结束。
　　3．主人公直接化为蝴蝶，结束。
　　4．主人公化为蝴蝶，而马某有所作为。
　　第四步，上述基础上1、3两种很单纯，也很稳定，无需再切分；2、4还可以再造冲突，有必要进一步切分。
　　关于2的切分：梁祝到了阴间之后，如果没有缺失和冲突，一样很难补接新的情节，只能简单地向阎罗王做些陈述，然后升天，这只是“主人公直接魂归天界”的一种变式。
　　如果要在阴间滋生新的情节，就必须设置缺失和冲突，这样的设置似乎只有一种方案：让主人公的对立面——马某也追入阴间，继续展开夺妻斗争。斗争形式可以是强行争夺，也可以通过打阴司来解决。因为主人公必须圆满地升天或还魂，能满足这一要求的只有阎罗，所以，矛盾最终一定要由阎罗王出面解决。也就是说，打阴司是不可缺少的一环。
　　关于4的切分：从马某有所作为的角度来说，马某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马某为善无法滋生冲突，所以马某必须为恶。马某为恶可以在两个空间内进行：一个是地上，一个是地下。
　　马某的地上行为，只能是掘墓。掘墓制造了紧张，但从结果来看，反面角色的任何行为，在民间叙事中都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马某的地下行为，必须以梁祝也在地下为前提。如果梁祝是以化蝶为终，那么，马某即使追入地下，也无法有所作为。所以，这一策略必须排除。　　　
　　综上分析，最优叙事策略可以进一步具体到如下4种：
　　1．主人公直接魂归天界，结束。
　　2．主人公直接化为蝴蝶，结束。
　　3．梁山伯在阴间与马某展开夺妻斗争，并在阎罗王跟前打赢官司，胜利后与祝英台魂归天界。
　　4．主人公直接化为蝴蝶，马某掘墓失败。
　　推算进行到这里，其实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与本文第二部分对接了。第四步所得出的4种叙事策略都有可能成为候选的最优策略。具体哪一枝会成为最强大的枝干，仅从前述6项标准已经无法做出判断，最优者的胜出，还有赖于各种“外在因子”的作用。诸如地理、历史、文化、体裁、偶然事件等等。正如自然界的物竞天择也受到地理、气候等外在因子的巨大影响一样。
　　

四．民间故事的模式化特征

　　从故事生命树的根部向上看，我们看到了混乱和无序。故事情节在每一个缺失处都会补接新的、不同的母题，这种补接可能出于逻辑的要求，也可能出于情感的目的，它们似乎并不朝向任何先验的、确定的方向。
　　互不相融的文本之间产生了生存竞争，具有更多受众的文本可能得到优先生长，有望成为主流枝干。
　　有趣的是，如果我们越过杂乱的枝干，直接考察每一根生命枝的末端形态，却又会发现，几乎所有生命枝的末端都指向了同一个终极目标——“大团圆”结局。
　　通过对梁祝故事的统计分析，我们发现，无论异文之间如何千差万别，但几乎所有异文都有一些共同的“节点”。这些节点是保证该文本被认定为“梁祝故事”的基本要素，如“同学”、“同冢”、“团圆”等。
　　我们知道，从一个固定的起点，指向一个固定的终点，无论中间的路径有多少，总会有一些最优、最合理的捷径，而且，这些捷径几乎可说是固定的、先验的。于是，在相邻两个节点之间，也一定存在最优的叙事策略。尽管相邻节点之间的异文可能极其丰富多样，但最优叙事策略却只有少数几种。所以说，相邻节点之间的最优叙事策略也是相对固定、近乎先验的。
　　只需要把相邻节点之间的叙事策略看成是整体叙事策略的子策略，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大胆地断言，整体最优叙事策略是相邻节点间最优叙事策略的有序组合。
　　如果节点是固定的，相邻节点间的最优叙事策略也是相对固定的、近乎先验的，那么，整体最优叙事策略也必然是相对固定的、近乎先验的。
　　这种固定的、近乎先验的叙事策略，就是民间故事“最本质的属性”——“趋于模式化”。









[ 本帖由 施爱东 于 2007-1-15 11:19 最后编辑 ]

施爱东

附件中是word文档，与上文相校，有改动，看起来也许顺一些。
[ 本帖由 施爱东 于 2007-1-14 13:11 最后编辑 ]

施爱东

一．梁祝故事起于何时？

　　目前学界一般认为梁祝故事起于东晋。但此说是从钱南扬《祝英台故事集》一书中搬出来的。钱氏本人反倒并不肯定此说，只是姑且做个假设。学界拿着鸡毛当令箭，你说我说大家说，慢慢地似乎成了定论。
　　“东晋说”的主要依据是，清代翟灏在《通俗编》中引了一则唐人张读《宣室志》的记载，说梁祝死后，东晋丞相谢安曾为祝英台请封。翟灏显然是在造假，因为他不了解《宣室志》只记唐人的“现当代”故事，根本不可能记载“东晋丞相”的故事，所以卖了诺大个破绽。这条材料显然是靠不住的。
　　据说另一个有力证据是明末徐树丕的《识小录》，该书说《金楼子》和《会稽异闻》都载录了梁祝故事。《金楼子》是梁元帝所作，成书较早，可以支持“东晋说”，但此书在明代初年就已湮没，而徐树丕卒于清代康熙年间，徐氏怎么可能看得到《金楼子》？而从《永乐大典》等各种现存的《金楼子》存目来看，并没有关于梁祝故事的记载。至于《会稽异闻》，连书名都不见信录，更不用说书本身了。
　　南宋张津《四明图经·鄞县》说唐代的《十道四蕃志》中记载了梁祝故事，但《十道四蕃志》早已不存，更不可考。也许有人还可以找出别的证据来，但是，目前所有指认为宋代以前的证据，无一足信。我们确切知道的，最早记载梁祝故事的，就是张津本人。
　　同是宋代的《舆地纪胜》、《四明志》等相关著述也有片言记载，但所提供的信息没有超出张津的《四明图经》。可见有宋一代，梁祝故事尚在十分简陋的阶段。到了元代，袁桶延祐《四明志》还是持张津的说法，在后面加了一句“然此事恍惚，以旧志有姑存。”可见到了元代，此事仍然“恍惚”，说明故事在元代还并不很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