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学科格局中的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问题——从《民俗研究》说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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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朝戈金，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哲学部主任，学部主席团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内蒙古大学特聘教授。国务院第七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规划评审组成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专家。中国蒙古学会会长，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会长，中国民俗学会荣誉会长。国家社科基金评议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口头传统》等多家中外学刊编委。


国际学科格局中的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问题——从《民俗研究》说开去

《民俗研究》从创立到今天，走过了40年的风雨岁月。在民俗学同仁的呵护和支持下，它的质量在不断提升，影响在持续扩大。作为民俗学领域最有影响力的阵地，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民俗学的精神风貌。为了刊物今后更好地发展，我想围绕国际民俗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民俗学的发展轨辙，谈几点体会。

一

大多数学科都有核心问题和大致清晰的学科边界，其格局看上去就像个圆形，学科围绕圆心建设和发展。作为学科的民俗学不是这样，如果要用图形来形容的话，民俗学是椭圆形的，它有两个焦点，一个是口头传统（主要运用文学方法），一个是民众习俗（主要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与此相对应的，就是文学和文化人类学分别或合起来构成了民俗学的主要支撑性学科。由于这个双焦点结构，民俗学的建设和发展就呈现出相当复杂的面貌：一则，其学科轨辙是双线发展的，其学科兴趣重心常在两点之间摆荡，在学科内部形成了很大的张力，导致两种学术取向彼此纠缠和拉扯，且各自的运动都受到对方的引力作用影响；再则，由于民俗学将民众的知识和实践及艺术表达看作一个整体，这就又形成了强烈的学科向心力，维持了民俗学的学科存在合理性和相对的完整性，也就是说，文化人类学或文学都没有能够消解或吞噬民俗学。

美国学者朱姆沃尔特（Rosemary Lévy Zumwalt）在她关于美国民俗学学术发展史的著作里说，美国民俗学会（American Folklore Society）从1888年创立以来，长期交替由文学学者和人类学学者做掌门，分别倡导文学的或人类学的取向，出现了文学和人类学两大学科交替主导民俗学的局面。我这里关于民俗学学科是椭圆形的看法，受到她见地的启发。

民俗学学科最初的倡导发生在欧洲。欧洲的早期民俗学学术传统，大体可以说是建立在格林兄弟所开创的对口头传统的搜集和研究之上的，于是一开始就与文学的关系密不可分。美国民俗学的最初面貌，也在欧洲影响下偏重于口头文学的维度。美国民俗学会的早期创立者，不少都具有文学背景。研究口头文学而获得世界性影响的美国学者，这里可以举出汤普森（Stith Thompson），他是享誉全球的“阿尔奈-汤普森分类法”（Aarne-Thompson Classification System）的两位创立者之一。通过将芬兰学者阿尔奈（Antti Aarne）的民间故事分类法进行修订和完善，他于1928年推出的两人联合署名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The Types of the Folk-Tale: A Classification and Bibliography），成为具有广泛影响的学科基本工具书。显而易见，立足于分析口头文学的文本，划分故事类型和归纳故事母题等工作，都是来自文学学科的方法。至于另外一个焦点文化人类学方面，美国学者博厄斯（Franz Boas）对美国民俗学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所大力倡导的以田野调查为主要方法来收集和研究族群生活全貌的研究取向，为美国民俗学的学科涂抹了浓重的人类学色彩。当然，美国多移民、多族群的社会特点，也为擅长研究民俗的文化属性的人类学方法提供了施展特长的巨大舞台。这一派强调把民俗当作理解族群文化的主要手段，运用田野研究的方法分析民俗在文化认同、社会整合中的功能和作用，这就大大增强了民俗学的现实针对性和实用性，为民俗学在美国社会环境中的生存和发展争取了较大的空间。

追根溯源的话，“folklore”（民俗）这个词是英国的汤姆斯（William J. Thoms）于1846年创用的。在使用中，该词包含了传统信仰、习俗、传说、故事、歌谣等，同时也包含物质文化，如特定群体的建筑和器物等。但考察其构词，“folk”是指民众，特指具有共同文化、传统或地域相关性的普通民众；“lore”本义为知识和学问，特指“通过口耳相传、世代积累的传统知识”体系。所以，“folklore”这个词从创用之际，就具有强调民众共享、主要是口耳相传的知识和表达的意思。在俄苏传统中，“фольклор”就是直接借自英文单词“folklore”，但特别指向“人民的口头文学创作”这个意思。由此可见，“民俗”一词在根子上离不开口耳相传、世代积累这个意思。

所以可以大致这么讲，民俗学虽然聚焦于习俗，但从开始就离不开口头传统这个维度。可是这样一来，作为双焦点的椭圆形的民俗学学科，在诸多学科中，终究难免显得另类。也就是说，学科研究对象难以精准定位，学科研究范式难以归并和体系化，学科问题域难以聚拢，形成了两个焦点彼此照射的局面。翻看中国和美国的民俗学专业刊物几十年来所发表的论文，就能明确地感受到这种双焦点的学科特色延续至今。

二

如果说美国民俗学学科发展过程中，比较充分地体现了民俗学的双焦点困境，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情况，也多与此相似。为了解决这种困境，有采用“壮士断腕”方法的，如日本民俗学。其做法比较简单：把文学这个焦点（口承文艺）从民俗学学科中切出去。于是，今天的日本民俗学，总体上呈现为专注于习俗研究的学科。在南美洲，通过制度安排，用人类学整个吞并了民俗学，如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高等教育设置就是如此，其结果是民俗学的独立建制在高等教育体系中不复存在，相关的学术研究被人类学吞并了。

欧洲的情况比较复杂。一度走在前沿的日耳曼民俗学，由于曾被德国纳粹利用而名声欠佳，制度化的学科设置和发展，就难以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另外，欧洲不少国家曾经是殖民地宗主国，在全球南方普遍强调独立自主和反思殖民历程的思潮中，热衷于“怀旧”的知识和学问（主要体现为民族主义情怀），在声讨和批判殖民主义的语境中，就不容易被认可并获得发展。再者，全球化带来的文化整合效应，也让民俗文化的多样性受到很大冲击。换句话说，欧洲民俗学发展的土壤发生了变化。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后，自由主义的兴起冲击了民族主义的生存空间，依托于民族文化传统的民俗学，也随之走入低谷。

北欧诸国的情况稍有不同。芬兰、瑞典、丹麦和挪威等国的民俗学，一度走在世界性民俗学发展的前列。北欧国家在民俗学勃兴的初期不仅各自获得了较好的发展，而且还形成了民俗学发展网络，如由芬兰学者卡尔·科隆（Kaarle Krohn）和丹麦学者阿克塞尔·奥里克（Axel Olrik）创立的“国际民俗学者组织”（Folklore Fellows），以及1959年创立的北欧民俗学研究所（总部设在芬兰），就是民俗学区域性建设与国际性视野相结合的生动范例。在北欧的民俗学传统中，口头传统长期受到较多关注，或者换句话说，文学研究的路数在其民俗学学科发展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芬兰的历史-地理学派，丹麦的叙事法则建构，都可以看作是其坚守文学传统的标志性成就。特别是以芬兰为典型代表的北欧诸国民族国家建构历程中，文学在团结人心、强化文化认同方面，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波桑（Henrik Gabriel Porthan）的《芬兰诗歌研究》（De Poësi Fennica），伦洛特（Elias Lönnrot）编纂的芬兰史诗《卡勒瓦拉》（1835年首版），就是北欧民俗学之文学取向的典范性成果。

在亚洲，中日民俗学都经历了百年发展历程，整体可视为“基底坚实，进步稳健”的状态：在诸多大学中形成稳定的教学系所、学术刊物、专业研究等。鉴于学界对中日民俗学的总体情况有较多了解，这里姑且按下不表。近几十年来，印度的民俗学日趋繁荣，大学教职和机构的设置，以及专业刊物的运营和学术团体的建设，都呈现出认真发展民俗学学科的姿态。由于国内介绍印度民俗学情况的著述极少，这里不妨多说几句。印度民俗学的兴起，是其摆脱大英帝国、获得国家独立之后的事情。据不完全统计，印度大学的民俗学教学设置，多属于“与民俗学相关联”课程设置，不过仍有至少9所高校设有民俗学的研究生课程和学位。如卡里卡特大学民俗学研究院（School of Folklor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cut），德拉威大学民俗与部落研究系（Department of Folklore and Tribal Studies，Dravidian University），贾坎德邦中央大学部落民俗、语言与文学中心（Centre for Tribal Folklore，Language and Literature，Central University of Jharkhand）等。印度的民俗学刊物则有如下数种：由国家民俗支持中心（NFSC）主办的季刊《印度民俗生活》（Indian Folklife），《印度民俗研究期刊》（Indian Folklore Research Journal），国际同行匿名审稿的在线刊物《民俗与民俗学》（Folklore and Folkloristics），以及出版历史可以追溯到1978年、曾一度停刊后于1999年复刊的《印度民俗学杂志》（Journal of Indian Folkloristics）。根据印度民俗学书目内容的说法，印度民俗学的肇始，应该以1956年创刊的《印度民俗》（Indian Folklore，后改名为《民俗》）为标志。该刊物由加尔各答印度民俗学会编辑出版，旨在聚焦印度本土多元民俗文化的搜集、整理、刊布与研究，尤其关注草根文化。在印度比较有影响的民俗学学术团体，除了刚才言及的国家民俗支持中心外，还有勒克瑙民族志及民俗文化学会（Ethnographic and Folk Culture Society，Lucknow）。该会于1945年由已故马宗达（D. N. Majumdar）创立，其大约800名会员来自全球各地，学会经营着三份刊物，掌管着一座公共图书馆和一座博物馆，经常主办会议和纪念讲座等。我与印度民俗学者有所接触，还曾邀请戴斯蒙德（Desmond L. Kharmawphlang）教授等人来华进行学术交流。他们身上焕发出的学术激情和信念，令我深为感动。由于对印度民俗学界的了解十分有限，这里无法就其学科走势和发展态势给出总括性评论，但通过上述信息可以大致推断，印度的民俗学学科建设正在蓬勃发展。

非洲的民俗学有若干特点，应当引起注意。首先，西方世界最熟悉的非洲民俗学学者是英国的芬尼根（Ruth Hilary Finnegan）。她在非洲口头文学领域的著述，具有世界性影响，并因此获得英国学术院院士称号。此外，就总体局面而言，非洲民俗学以非洲口头文学为重要研究对象，这主要是因为非洲的口头传统在非洲社会的信息交流中占据压倒性地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报告，撒哈拉以南非洲约八成以上的文化遗产依赖口头传承。另据报告称，有47个非洲国家将口头传统保护纳入国家文化政策，还有一些国家建立了专门的口头传统数字化档案库。在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加纳和埃塞俄比亚等国，都有民俗学学者通过多方面研究，推动非洲民俗的发展。根据美国国际语言暑期学院的民族语数据库“Ethnologue”统计，非洲大陆有超过两千种语言，而且至少有7个国家的文盲率超过总人口的一半。

三

前面对椭圆形的民俗学学科的文学焦点和文化人类学焦点此消彼长的关系做了一点粗浅的勾画，顺带介绍了国际民俗学界的大略情况。回顾近两个世纪的国际民俗学轨辙，其实可以看到试图调节两个焦点之间关系的多种尝试，有些尝试对民俗学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就拿两个焦点轮替执民俗学牛耳的美国来说，其学科整体轮廓，也发生过一时偏于圆形、一时偏于拉扁的局面。换句话说，当两个焦点彼此拉开距离时，椭圆就变得更“扁”；当一方或双方都主动彼此靠近时，椭圆就变得更接近“圆形”。例如，在20世纪上半叶逐渐成熟的“口头程式理论”，就是从文学立场出发，借用文化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方法建立口头文学文本分析框架的成功尝试。不过总体而言，该理论还是应该主要被看作是文学的理论。20世纪中叶兴起的“言说民族志”（Ethnography of Speaking），以及随后出现的“演述理论”（Performance Theory）和“民族志诗学”（Ethnopoetics），则可以看作是人类学向文学的主动靠拢。而以弗里（John Miles Foley）为旗手的“口头理论”（Oral Theories）的后期发展，则明显带有从文学出发朝向人类学的努力。弗里以史诗研究为起点，最终走向解析口头传统的交流本质，也可以视作从文学出发拥抱人类学的一个典型样板。这种从文学文本解析出发的建构（“大词”[largeword]、“传奇歌手”[legendary Singer]、“传统指涉”[traditional referentiality]以及“内在性艺术”[immanent art]等概念），都显然来自文学学科，转而进入“集市”（Agora）、“场域”（arena）和“通道”（pathway）的讨论，就可明显看出人类学家海默斯（Dell Hymes）等人的影响。弗里个人的努力方向，明显具有拉近两个焦点之间距离的指向。

中国学者的思考，意味深长。

钟敬文于1935年撰写的《民间文艺学的建设》（次年刊发于《艺风》杂志）中提出，口头文学的特点是口传性、集团性、类同性和素朴性四条。从文学到文艺，从文学性到社会性，钟敬文在学科建设的早期，就明显具有超越“文学”疆域的意图。他晚年发表的《民俗文化学发凡》《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等著述，反复倡导建设“民俗文化学”，这在方向路线上，都是要超越文学焦点，建立大民俗学科。他关于民俗学建设格局中主要包括理论民俗学、历史民俗学和应用民俗学的整体考量，为日后中国民俗学学科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个主张符合中国国情，只有拥有悠久的文字历史和海量典籍遗存的国度，才可能出现《中国民俗史》（钟敬文主编，共6卷）和《中国民间文学史》（吕微、祁连休主编，共6卷8册）这类依靠大量史料编纂的著述。这两套代表性著作，恰巧就是围绕民俗学的两个焦点完成的，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的民俗学也是椭圆形的。再者，无论国际民俗学多么强调指向当下，在中国都会有学者坚持回到久远的过去找寻资料，进而形成历时的观察。

另外一拨学者，从世纪之交开始，大力倡导口头传统的研究，引发民俗学的文学传统和民间文学的研究范式整体发生了多重改变：从以文本分析为中心的文学研究方法，转而强调引入人类学立场，关注演述人、演述场域和演述过程，进而关注受众接受等环节，尤其是将演述活动置于文化生境中进行观察和解析的进路，都在客观上拉近了文学和人类学两个焦点之间的距离。总体而言，这种取向扩大了民俗学的学科阐释力和影响力，应当予以鼓励。

国外的一些经验和教训不能不记取。南美个别国家用人类学整体含纳民俗学的做法，应该不是我们的合理选项。像日本这样将民间文学与民俗学切分为两个独立单元的做法，也不适合中国的情况。毕竟中国有接近140种语言，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中只有很少的民族拥有书写技术，口头传统长期以来是其最重要的信息技术。将口头传统中的文学性表达（口语艺术诸文类）从口头传统中剔除，民俗学的研究将无从下手，无法开展。即便在文字历史悠久的汉族传统中，民众的知识、实践和艺术表达，也大量存在于口头传统中。口语艺术往往嵌合在社会操演中，研究社会习俗的民俗学，如何能离开口语艺术和范围更大的口头传统呢？再进一步说，民俗学主要是研究人及其文化传统的，这些“无形”的观念体系，主要存在于语言传统中，还往往被赋予艺术品格，因而包含大量夸张、变形、虚构、幻想等因素。不了解其艺术特性，仅将其当作实用信息来处理和分析，是很难得出合理结论的。总之，对中国民俗学而言，既不并入人类学或社会学，也不并入文学，同时不将口头文学切分出去，而是将民俗学当作一个独立的学科来经营，应该是目前所能选择的合理方案。

四

面对这样一个椭圆形双焦点的民俗学学科，专业刊物该如何担负起建设学科、发展自己的使命呢？如果就跨学科发展而言，民俗学本身就具有在内部跨学科融合的传统，在外部与历史学、宗教学、神话学、艺术学、社会学等学科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情况，也经常出现。在民俗学发展的早期阶段，其基本盘是文学范式（民间口头文学）和人类学方法的若即若离的共生关系。在晚近发展中，媒介环境学、认知科学、信息技术等学科与民俗学之间发生了多重关联，民俗学的溢出效应日渐凸显，对其他学科的影响日渐增强。

今天，民俗学与社会生活的关联度有所提高。例如，民俗学相关知识与当代国家治理的联系更趋紧密。在国家假日制度的设计和文化事象的治理智慧等领域，都能见到民俗学者积极参与的身影。特别是国际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推进，令民俗学迎来了大显身手的历史机遇。

民俗学关于“民”的讨论，在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具有了新的含义和新的特征。“网络原住民”和“数字移民”成为某种社会文化身份的标签后，关于“民众的知识和实践”的学问，就呈现出新的样态。庙堂和草根、官方和民间、制度化的知识体系和民间知识体系之间的张力和错位，不断地对民俗学学科提出新的话题和挑战。

中国民俗学还有个特点，就是钟敬文所说的“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民俗学展开研究的诸多维度，如生计方式、文化传统、精神信仰、语言文字、生活习惯等，都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样貌。还不要说在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国家在文化上的密切互动和彼此交流，如丝绸之路等，这就为今天的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历史的渊源和基础。总之，中国的民俗学学科建设，与中国的历史道路、现实境遇、未来发展结合在一起，才能发展得平稳和健康。

建议《民俗研究》在今后的办刊方针中，多少考虑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国际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思潮和政策，其学理性基础主要是民俗学。中国的非遗工作，需要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论指引。民俗学知识的“学以致用”在非遗领域体现得最为充分。民俗学理论在非遗领域的多方面运用，就让民俗学在参与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建设方面大有施展拳脚的地方。“专家之学”与“民众之学”的深度结合、学界与社区的密切互动，这是中国民俗学的一个突出特色。

第二，中国民俗学还不能说已经很成熟了，一个显著标记是，尚未形成比较系统的术语体系。这当然与学科自身的特点有关——民间文化是汪洋大海，地方性、支系性文化传统多如牛毛，从中抽绎模型，建构概念，是非常大的挑战。不过，这不能成为学科长期忽视抽象概念建设的理由。民间文化自然可以百花齐放，科学研究则需要特定概念工具和方法原则，否则学科建设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就难以确立。

第三，椭圆形的民俗学学科，日益有必要以学科“矩阵”的规划来推进。在通常意义上，搭建学科矩阵，需要围绕学科单元、关联逻辑和支撑目标等要素展开。这几个要素的协同共建，决定矩阵的功能与作用。不同领域和学科的资源、知识、方法等需要通过矩阵式框架的搭建，才能形成互相支撑的有机整体。民俗学内部的双焦点形态，就让它特别契合矩阵式发展。以问题或目标为导向，有助于深化研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例如，史诗《玛纳斯》在非遗框架中的“保护”（非遗知识体系内的含义），需要经由建档、记录、誊写、翻译、研究等工作步骤，这就需要文学和人类学方法的结合;宣传、传承和复兴等环节的工作，又要在社区参与的条件下推进，同时需要非遗保护工作的原则性指引。如果守着单一学科的方法，就无法完成相关工作。所以，以学科制度完善为导向的内部建设，和以问题为导向的多学科建设，两者并驾齐驱，才是学科发展的康庄大道。

《民俗研究》在过去大力推进了学科的基本理论建设。今后，更需进一步引领学科的发展方向，使之日趋成熟和完善，刊物的责任十分重大。

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7_eMfdMvvtn9PgHNzmYCt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