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年节过渡礼仪的文化建构——兼论中国式现代化的时间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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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高丙中，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高研院非遗中心教授、社会学院人类学和民俗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世界民族学会、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音乐学院特聘教授；曾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人类学专业主任、博雅特聘教授。发表《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社会团体的合法性问题》《作为公共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世界社会的民俗协商：民俗学理论与方法的新生命》《发现“民间”的自我呈现》《社会领域的公民互信与组织构成》等论著；主编“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商务印书馆2006）及“走进世界·海外民族志大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杨靖文，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人类学、文化遗产。


【摘要】作为时间范畴，“现代”的社会内涵是指所有历史主人翁注定进入共同时间，而“现代化”则是人们（民族、国家）相约进入这一时间制度，开启新型生活方式的过程。中国的现代化既作为世界话语，又必然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其时间范畴的文化表现是在共同时间框架安置节庆传统，其中最复杂的社会工程是年节过渡礼仪的文化建构。中国社会一直在“现代世界”创设沿袭自身传统的文化生活，经过长期曲折探索，特别是得益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方法的善用，终于使“元旦（通用历）+春节（农历）”的中国年节过渡礼仪被普遍接受，由此生成了“全球中国”的年节实践空间，缓解了中国年节在“古今中外”结构上的内在紧张，实现了当代时间意涵中世界性与中国性、传统与现代的兼具和共生。

【关键词】中国年节；过渡礼仪；中国式现代化；现代性的兼具性


以现代时空范畴而论，我们都生活在当地，也生活在当下，而“生活在当地”所包含的完整意义是，我们生活在某个地方，也生活在这个世界；“生活在当下”（最近的现代）所包含的完整意义是，我们既生活在人类共同的现代时间，也生活在各自群体的历史传承之中。这已然是一个不言自明、人所同感的基本事实。正是在这样一种时空框架和话语体系上，我们不可能处于传统的时间结构里而生活在现代，也不可能生活在脱离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我们不可能处于“他人”的时间结构里而享有“我们”的生活，也不可能生活在排除“我们”的这个世界。正基于此，在文化自觉的意义上，“我们生活在当地、当下”这个表述必然会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现代的时空结构里自主安置自己的文化传统，进而超越传统与现代、地方与世界的二元对立模式。中国年节过渡礼仪借由春节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代表作名录项目达成了正式的双向承认：我们在一百多年前采用世界通用历安置传统的年节，而世界最近以正式程序承认代表中华年节传统的春节作为人类的共享文化。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文化建设的一个范例，其中包含着中国式现代化处理“古今中外”的结构关系的智慧。

一、中国的年节过渡礼仪“特简史”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作为中国年节过渡礼仪的春节与诸多事项纠缠在一起，演绎着一段复杂的故事，深刻牵涉着中国与世界、中国与自身历史，若将其置于中国现代“年”的范畴下考量，所映射的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种独特面向。

（一）“一元复始”的年周期过渡礼仪

诸多研究表明，“一元复始”的年周期过渡礼仪是全球各地不同文明的普遍样态。所谓“一元复始”，就是说不管是人类还是自然界，都必然会遭遇一个周期性的问题，人类文明往往会对这一周期性进行标注，并相应地举办各种过渡礼仪，这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在历史长河中，诞生于中华大地上的中国文明走自己的演变道路，自然而然便有了作为过渡礼仪的农历新年。中国农历新年不仅是一个传统“节日”，更是一个全民“节期”，官、商、百姓，举国同庆。

庆祝新年，俗称“过年”或“过大年”，背后贯穿着中国民众传统的时间观念、时间转换以及相应的习俗礼仪，正是法国民俗学家、人类学家范热内普（Arnoldvan Gennep）提出的“过渡礼仪”（也译为“通过仪式”“通过仪礼”）的典型实例。范热内普基于对世界众多仪式类型的考察比较，归纳总结出著名的“过渡礼仪”理论，认为无论个体还是群体，在时空转换、季节变换、人生阶段等都会经历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转变，其间要通过“分隔—边缘—聚合”三个阶段。“过年”作为一个节期的系列时段，正是将一元复始的年周期过渡礼仪中的“分割—边缘—聚合”三个阶段展演出来，使得原本处于潜在结构的自然循环时间被赋予不同的文化意义，进而得以与民众的心理需求和活动安排相契合。

人们不难感知自然的时间周期，但在文明发展起来之后有了符号工具才建立并在共同体内共享周期的文化坐标。尽管年周期是各个文明体必有的，是一个普遍性的存在，但是与“年”（年历）相伴而生的“节”（节俗）却是各个群体、各个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造就的，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殊性。通常而言，“年”是抽象时间标识，“节”由礼仪民俗活动表现，二者在理论上可分可合，在现实中一直处于重组重构的过程之中。在中国社会的演变中，年节发生诸多变动，尤其在近现代更是出现“年”与“节”大脱离以及再建构的事变，几经曲折才形成中国式“双节成一‘年’”的年节过渡礼仪，终于让我们重新体验到过年的“普天同庆”。

（二）“双节成一‘年’”的年节演变历程

中国年节的农历新年在时间上因历法而多次改变，但其作为“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时间节点始终未变，背后体现的正是中国民众的时间意识。概括地说，西汉中期以前，新年伊始的具体日期不断变动，直到汉武帝时，制定并颁布《太初历》，重新改定夏历正月为岁首，此后总体持续沿用两千多年。然而，长期稳定的农历新年在标志中国进入现代国家体制的民国成立时发生了激进的改变，引起了现代意义上的“春节”的出现，开始了融入世界、融入现代的时间制度重构。

中华民国建立之后，采用公元纪年，官方法定采用国际主流的格里高利历，称为公历；民间则习惯继续使用由夏历演变下来的年历，称为旧历、黄历或阴历、农历。国家法定公历仍然按照历史惯例把公历新年命名为“元旦”，民间在习惯上依旧过本来的新年。于是，“新年”在官方与民间的名称表述上出现了混乱，官方名称及历法已占用新年伊始标志的元旦，民间虽依旧“过年”，但完整的话语表述被打破。实际上，在民族国家的意义上，民众的“过年”已经只是过节，作为民族国家的“年”过渡礼仪及其“元旦”标志已经挪走。到袁世凯执政时期，提出设立“四大节日”，“春节”这一名称应运而生，这个文化发明和制度创新让传统的新年过渡礼仪在被剥夺“年”的名号后作为一个“节”而在国家历法中有了一个位置。倘若以年节范畴而论，国家没有给春节“年”的地位而是赋予其“节”的性质，以保持一个全民节期的机会，民间得以在春节的名义下“过年”。从此，中国的国家体制只有一个新年，但是中国社会运行的却是两个新年：一个是公历1月1日的“阳历年”，即元旦；另一个是阴历正月初一的“农历年”，即春节。这是我们现在所沿用的“元旦”“春节”以及“历法双轨制”的由来。新中国成立前夕，国家在历法制度层面决定继续沿用国际通行的纪年体系，确立以“公历纪年法”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纪年方式，在这一历法制度下，公历1月1日被正式定名为“元旦”，传统农历正月初一则保留“春节”称谓，并规定春节假期为三天。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这一时间制度虽受到不同时期意识形态或多或少的影响，但元旦和春节在历法制度上并存，在现实生活中政府机构和民众各有选择，一直作为充满内部紧张的时间制度而存在，有待新的历史机遇来调整紧张关系。

元旦与春节运行了近百年，都不能单独成为中国全民、全国意义上的完整的年节过渡礼仪，但是逐渐形成了分工互补和一体秩序的关系——这就是“双节成一‘年’”的文化建构的成型。以范热内普“过渡礼仪”的理论框架以及“过程分析”的视角来看，尽管从发生学层面考察，元旦和春节作为两种新年礼仪分别具有独立的起源脉络，且在文化属性层面呈现出现代与传统的分野，但在当前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中，它们已经通过动态调适与互动整合，逐步演化为同一个新年过渡礼仪的连续性阶段构成，而在这一不断拓展的年节意义体系下，国民通常先是参与了元旦所承载的新型时间节点的仪式实践，继而完成春节所包含的传统年俗礼仪程式，才算是真正过完了中国现代的“年”。也就是说，中国现代的“年”，既包括作为春节的传统农历新年，又必然蕴含着公历新年的元旦，只是二者各有不同的身份标识和指涉意涵，在功能和语用层面呈现一种角色互补而又一体共生的关系。进而言之，倘若我们把元旦和春节分别单独置于中国现代“年”的范畴之内进行考虑便会发现，元旦，是制度的“年”而不是文化上完整的“中国年”；而春节，本身不是国家制度的“年”，但又在一定意义上是真正的文化上的“中国年”。于是，我们不得不说，唯有把二者并置在一起才构成完整的年节过渡礼仪，才是中国全民、全国意义上的年节。简言之，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大家都能认知到，元旦和春节已是缺一不可、相辅相成的存在。

随着“非遗保护”话语在当代世界的形成并以国际公约的站位迅速成为中国的文化实践，这一进程不仅带来了世人对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再认识，也在更深层次上参与推动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中国兼具世界性和现代性的文化实践。其中，非遗参与中国年节现代建构的一个重要核心在于，它积极推动解决了中国年节近百年来面临的“古今中外”结构上的内部矛盾。具体而言，自从民国历法改革以来，在中国年节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官方与民间的二元对立和矛盾紧张始终存在，元旦与春节的区隔与紧张只是这些关系状态的一个表征。现代以及极力推崇它的新政权和知识精英在“破旧立新”的口号下，多次试图以元旦替代春节，但最终都没有达成目标，不得不选择放弃，继续默认民间遵从传统习俗，过农历新年。可见，这一“二元结构”所造成的内部矛盾根深蒂固，始终未能得到妥善解决，使我们难以在现代建立一个单纯的年节过渡礼仪。然而，随着非遗话语的进入、渗透，这种结构上的矛盾逐步得到疏解。在非遗认定过程中，春节率先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代表作名录项目，这意味着其作为“节”的国家文化遗产身份得到正式认可，而还没有承认其作为“年”的身份（当然，实际上春节也不能单独作为中国年节），但同时承认了春节被民间作为“年”的文化实践这一事实。这一国家态度到2024年“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下简称《代表作名录》）的时候就更明确地表达出来了。这是以国家名义申报的，并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正式承认。就现代国家的立场而言，春节当初所命名的是年外的一个节，尽管民间过的是年节；但是非遗保护带来的变化是，春节在文化上所包含的年节身份现在还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世界予以官方认定的形式正式出现。这个遗产命名方式因为需要兼顾内外多个方面的关切，淡化了一个来之不易的大变化：这就是“春节”与“新年”的关系的官方表述的变化。春节作为新年，既是旧关系的表达（春节的节俗就是原有的新年节俗），又是新关系的表达（春节的年节地位是官方的新定位），并且新表达是正式制度上的，因为文化遗产制度是现代国家的正式制度。最完美的是，这一正式认定既是国内的，也是世界的，它所代表的心理取向是中国对世界通用历法的接受与国际社会对中国年节的文化承认构成了双向奔赴的完型结构。

“双节成一‘年’”的中国年节过渡礼仪的现代建构表明，元旦和春节已经从各自独立的两个庆典转化为同一个过渡礼仪的完整结构的两个部分。这种“年”与“节”由分到合以及元旦和春节由“二”再结构化为“一”，可以说既是中国社会的独特智慧，也是不断调适后的折中妥协。总之，中国的“双节成一‘年’”的年节过渡礼仪因为解决了“古今中外”结构意义上的内部紧张而正式成为各方接受的一种新型的过年办法，成为现代国家时间制度的关键部分。

二、时空共构：现代、现代化、国家现代化辨析

现代、现代化、国家现代化这一组概念构成了我们身处世界、认识世界的时空尺度和话语体系，而对其进行辨析，既是中国年节特简史带给我们的思考，也是重思中国年节过渡礼仪的文化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时空意涵的基本前提。

（一）现代时间范畴

“现代”（modern）是用来表示时间状态的一个概念。“现代”一词最初是指人类历史演变过程中的某一个特定时期，通常主要是指大约从17世纪开始发展至今的这一段历史演变时期，并且蕴含着比古代（或传统时期）更新、更好、更进步、更优越的意思。生活在现代，意味着我们处于一个特定的时空范畴。“现代”这个时间范畴的社会内涵是指所有历史主人翁（各个民族、国家、地区）、历史主体注定进入共同时间——由现代技术发明的众多时间工具的计量所构成的感知、体验和管理。“共同时间”是一种跨越不同地区、民族和文化背景的全球性时间框架，意味着所有历史主人翁的共同参与，代表着一种新型的社会内涵和历史自觉方式。因而，所谓进入现代，一定是所有历史主人翁都进入，而不是一部分人进入，另一部分人被排斥在外，因为现代的意义一定是在全球地理大发现、全球卷入其中的意义上而言的。这就意味着，不论你进入早晚，不管你在意识形态上是排斥还是接受，你都在其中，人类历史上谁都不可避免的所谓“都卷入”，就是处于这个从来不曾有过的现代时空。简言之，所有历史主人翁都进入的现代才是真正意义的现代，至于你是主动选择进入还是被动进入，那是自然存在的各种变数。

在未进入“现代时间”经验以前，各个民族在自己的时间框架里，就自然而然地在自我的循环时间框架里；而进入由现代“制造”的共同时间之后，就必然会形成无穷竞争趋势下的进化、进步主义的时间框架，所有历史主体在这个统一的线性时间框架下得以联结，这既是人类历史文明发展阶段的必然，同时也交叠着各种时代演进的机遇。当然，在具体的生活现实里，现代时间并非唯一的时间形式，民俗学和人类学开展的“古代社会”的实地研究提供了诸多不同文化背景下对时间的各自理解。譬如，在一些民族中，时间可能更多是循环的、弹性的，而非线性的、精确的，人们或许更倾向于顺应季节、天文或自然的节奏，而不是严格遵守“钟表时间”。正因如此，这就必然构成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关系在现实里演化：与传统的相对独立、多样的时间感知观念不同，现代时间呈现出一种相互竞争、不断向前的态势，创造了一个“全球共同时间”的结构，所有历史主体都在这种共同的时间流中交流、生活、工作。

现代时间范畴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时间的标准化、规范化和制度化，而这也正是人们通过各类技术与工具构建和体验共同时间的必要前提。时间不再是一个模糊的、自然流动的、互不相同的范畴，而是通过技术和工具得到了精确的计量和管理。譬如，时间成为一种可以“买卖”的商品以及“时间就是金钱”的意识观念。可以说，正是这一标准规范的现代时间建构，才使得全球共同时间框架得以形成，进而个体、群体与全球共同体之间才能在时间上进行互动与整合。换言之，由于现代时间范畴的普遍适用性和全球通约性，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安排和社会活动不再受限于当地的时间感知，而是在全球尺度上相互联系、互动和同步，即便这种时间观在具体运用上也会随着不同的地区和文化背景有所调整。正基于此，现代时间作为一种媒介和工具的属性得到充分彰显，并迅速被广为接受进而在规模的尺度上得以扩展开来，成为一种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基础设施。由此，所有历史主人翁、历史主体也都被带入“现代化”的竞争洪流和动态过程中。

（二）现代化动态过程

从构词法上来看，“现代化”（modernization）一词是以“现代”一词为词根加上表示“变化”“过程”“状态”等意义的后缀“-ization”构成的。可见，“现代化”在语义上侧重于突出一个转变发展的时空动态过程。现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的韦伯（Max 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一系列著作中便认识到理性与非理性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其所提出“理性化”“世界的祛魅”“科层制”等范式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推演问题，可以说为现代化指定了标准的“理想类型”。现代化理论的重要奠基者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社会行动的结构》《社会系统》等著作中详细阐述的“结构功能主义”在现代化理论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在帕森斯看来，现代化是一个综合的、系统的社会动态转型过程，不仅是某一特定社会的过程，而且也代表了一种全社会普遍的进化趋势。总的来看，现代化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现代化是一个普遍的、线性的发展过程，沿着一条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轨迹进行，所有国家都能够通过相似的路径实现现代化。显然，现代化理论存在诸多不足和缺陷，这将在下文中展开，但若以时空范畴而论，现代化理论在最为一般意义上的时空架构却是极为深刻的。

如果我们延续上文中对“现代”时间范畴的社会内涵的理解，以时空尺度而论的话，所谓“现代化”则是人们（民族、国家）比着、抢着（也是相约着）进入（结果是全部卷入）“现代”这一共同时间制度，开启新型的生活方式（进步主义、发展主义的生活）。也就是说，现代化一定是一个全球性的过程，必然是所有历史主人翁都在其中、参与其中，进入同一个时空框架，共同构成一种新型的竞争关系。在这种时空框架和竞争关系中，不同民族国家间由于各种原因自然会出现先后、快慢、高低之分，有时在前，有时落后，并且先前者会受到后发者的挑战，因为大家都预设着现代化是一直向前的、永无止境的。所以，西方现代化进程从未终止、结束，而是一直在持续、绵延，非西方现代化进程同样如此。在这一动态过程中，有时西方在军事、技术等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然后我们就以此标注其代表现代化，认为现代化就等于西方化，在现在看来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不符合现代时间范畴的意涵。简言之，现代化必定是全球卷入而又相互竞争的动态过程，而一个时间以特定国家、民族所代表只是一种暂时命名现象。

正是在此意义上，现代化是一个世界话语，而不再是以某个国家为专属的标签，与此同时，现代时空框架也始终给后来者以及所有主体改变的机会与可能。进而言之，现代化在最为关键意义上的竞争与可能是内在固有的，是人类文明现代发展的共同架构，具有全球意义上的一般公共价值。当然，这并不否认现代化最初源自西方特殊场景，并且随着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向全球推进而扩展开来，同时在发展中更是形成了各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甚至导致诸多问题。相反，我们相信，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时空进程，虽然起始于西方经验，但却具有自身内在的历史逻辑和演变规律。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西方对本土特定历史情境中蕴含的必然性规律的系统探究，所以才使得他们的研究在揭示人类社会结构与集体行为时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普遍意义，呈现出跨文化的解释力。同样，其他国家也都可以通过揭示自身现代化的逻辑而使其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

（三）国家现代化作为世界话语

相较于上文中“现代化”作为动态过程所蕴含的竞争与可能的时空哲学，“国家现代化”则将这一时空观聚焦在更为明确的民族国家这一现代主体层面。但同样，国家现代化亦如现代化话语本身受到了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多元现代性理论等的批评和挑战。“依附理论”的重要奠基者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阿明（Samir Amin）等批评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化进程，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处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核心”与“边陲”，发达国家通过技术、资本和贸易规则等优势剥削控制处于依附地位的发展中国家，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处于被动地位。“世界体系理论”的创立者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指出，整个世界是一个以世界性经济区域分工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体系，形成了“核心”“半边缘”和“边缘”的经济结构关系，因而发展要受到世界体系整体结构的制约和影响。“多元现代性理论”的倡导者艾森斯塔特（Shmuel Noah Eisenstadt）指出，现代性的制度模式具有持续的可变性，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路径往往受到其独特的文化、历史背景和社会结构的影响，具有多种文化方案和制度模式。概言之，在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多元现代性理论等批评下，现代化的意涵得到了更为丰富的拓展，促使我们对国家现代化的时空维度和话语叙事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国家现代化在最基本的时空维度是进入与其他主体共享的时间和空间，因此这里适用的不是国家话语（国家话语产生不出“国家现代化”），而是世界话语。这就是说，国家现代化不可能脱离世界现代化而存在，其必然是世界现代化的组成部分。简言之，国家现代化一定是在世界话语的意义上而言的。作为世界话语的国家现代化为全球各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共建共享的时空结构，并允许各个国家在其中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主体选择，因为民族国家相约相向都进入的一个过程是现代化，那么，这个过程和结果是让自己既是自己，又与世界其他主体一样获得新赋的共同属性，如共同时间（公历）、共同空间（地方重构为经验性的世界）。进一步地，国家现代化在经验上是向先行先成的国家学习，把他者他性转化为自身的内在性，但是在顾及伦理和政治的学术加工之后，这个学习过程被表述为加入世界的同一时间和共有空间，所以我们表述国家的发展，不是说（不再说）“西化或苏维埃化”，而是说现代化。通常，当我们说西化或苏维埃化时，背后预设的是一方在现代，另一方不在，这既不符合现代一词所共构的同一时空，又违背了所有历史主人翁的共同卷入这一基本事实。所以，西化、苏维埃化，仍然是殖民话语，是二元对立（或主从归顺）的结构，不同于“世界”“现代”的人类共同体话语。因此，投入世界，投入现代化，不可能是西化、苏维埃化——很多时候用这些概念只是一种基于特殊需要的修辞用语，事后反思都能够重新发现其中包含的其他内容。总之，国家现代化必定是世界话语的表述，各种具体的说法在这一话语里才更合理合意，而有意无意地退回到国家话语，才会导致诸多误区。

三、中国式现代化及其年节过渡礼仪的现代建构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世界现代化的大潮大势之中兴起与完成的，其过程是让中国既是中国，又与世界其他主体一样共同形塑世界，因而也是一个进入现代而成为现代，在世界而形塑世界的过程。我们这里所讨论的中国年节过渡礼仪的文化建构是这个过程的现象，对这一现象的思考能够帮助我们以当下的眼光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一）中国式现代化

如前所述，现代、现代化、国家现代化在时空尺度上的社会意涵指向的都是普遍意义上的共同时空观，但与此同时也内在包含着特殊意义上的具体主体的时空实践。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必然是作为世界话语的现代化的组成，既是一种指涉世界现代化的普遍时空运动，又具有自己鲜明的国家实践特征，同时这种特征也有机会和可能转变成为世界普遍价值。反之，如果说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国家话语上而言的，那就不恰当地预设了中国在世界之外。正因如此，中国式现代化不可能脱离世界现代化的语境而单独存在。中国从来不是世界现代化潮流中的“他者”，而是另一个“主体”，因为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始终在世界之内。但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又必然是具体的、独特的，携带着自己的全部历史而来。概言之，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中国作为历史主体参与到现代化过程当中来，必然是中国式的现代化，而不可能是任何其他别的，尽管有时在话语叙事时可以有意识形态或者其他特别需要的表达，但作为世界话语必然是其最为基本的时空框架，也是其得以既在世界也在自身之中的双重合一身份的前提。

（二）中国年节的现代建构

中国式现代化的时间范畴的文化表现是在共同时间框架内安置具有双重属性的节庆，其中最复杂的社会工程是年节过渡礼仪的现代建构。中国年节过渡礼仪在现代的重构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历程，它既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产物和部分，也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一个缩影和见证。从事实维度来看，中国现代的年节过渡礼仪涵盖了传统农历新年与公历元旦，二者在不同历史时期曾被赋予了不同的社会地位，在中国传统语境与现代社会的交织中，呈现出独特的复杂性和矛盾的阶段性。

20世纪初，中国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开启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历法体系改革。新政权试图通过全盘引入格里高利历实现对传统历法体系的制度性替代，并在此基础上以公历元旦取代农历春节的年节地位，建构单一历法主导的现代新型时间制度和年节过渡礼仪。然而，这项改革却遭遇极大阻碍，并引发了持续性的社会文化紧张，最终未能完全实现。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却逐步创造性地生成了元旦与春节共构的“双节成一‘年’”的年节过渡礼仪。经过长期的曲折探索，尤其是得益于非遗保护理念和方法的善用，中国社会在“现代世界”创设了“元旦（西历→通用历）+春节（农历）=中国年节（中国时间）”的年节过渡礼仪和“全球中国”的节庆实践空间，共同构筑了中国全民、全国意义上的年节，完成了皆大欢喜的年节过渡礼仪的文化建构，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时间意涵注入了兼具中国性和世界性的现代性。至此，一个曾经由中外紧张关系造成的充满争议的传统节日问题，转化成为国家上下和国内国外文化共享的一个范例。

中国在现代遭遇时间框架的重构问题，春节的出现及其与政治交织形成复杂的故事演变，正是中国在现代化发展历程中的诸多事项纠缠在一起的症候。就此来说，所谓“春节（年节）问题”，不仅仅局限于春节本身，实际上是一个中国式现代化、中国与世界、中国与自身历史的复杂问题。中国年节构成的现代历程，正是中国走进世界，融入世界，成为世界一部分的过程，其中的要点是如何将“自己的历史”作为“自我的身份”，进而重构自我、重构自我与世界的关系。通过对年节仪式的现代建构，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成功将元旦和春节融入了同一个过渡礼仪的不同组成中，实现了传统与现代、官方与民间的调和。

中国年节过渡礼仪的现代建构可以被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范例：既标志着现代世界的共同时间，也被尊重为中国的传统时间仪式，我们在世界各地的“中国年”庆祝活动现场看到，中国自己的传统时间仪式被承认是现代世界的重要时间节点，参与了现代世界的文化时空的再生产。

（三）现代时空意义的再生产

在论述现代性的本质及人类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将时空问题置于整个变迁的首要位置，并且辨析了现代性动力的三个主要来源：时间和空间的分离；脱域机制的发展；知识的反思性应用。在吉登斯看来，时空分离及其在形式上的重组使得时空在世界范围内无限延伸，由此促使了人类社会行动从原有地域化情境中“脱域”，而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对知识的反思性运用超越传统的限制，进而共同导致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巨大“断裂”。作为吉登斯时空分离与重组意义上的现代性，其动力机制在本质上涉及的是一个地方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的重构过程，由“地方”重构为“世界”、由“传统”重构为“现代”正是其中的重要向度。整个现代社会科学都在关注这一重构过程，曾经一度流行以世界取代地方、以现代取代传统的观念，但是今天的观念更倾向于重视对立双方的包容关系。中国年节的文化建构恰恰昭示了一种地方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的兼具与共生的时空属性。

现代时空意义的再生产是一种多维度、多层次的现象，文化共建共享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面相。一定程度上，正是人类社会文化意义系统的不断共建共享，才使得现代时空获得意义增量。中国年节过渡礼仪的文化建构，不仅为身处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民众提供了时序感、秩序感，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型时空基础设施，而且随着春节逐步被世界广泛接受、认可，也使得中华文化的时空结构和形塑机制得到进一步的认识和拓展。作为中华文明最为稳定的时间结构，春节不仅是一个新旧时间的交接点，还是一个辞旧迎新的转折点，更是一个时空意义上的文化展演点。如今，春节不仅融入全球时间体系之中，成为联合国系统的节假日，而且更入选了《代表作名录》，成为受到正式认可的全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至此，这项传承几千年的文化实践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从中国到世界的时空建构。春节由民间的“中国年”重构为国家遗产的“中国年”、世界遗产的“中国年”，体现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文化案例，完成了一次现代时空意义的文化再生产。

中国的春节，也是世界的年节庆典，是人类共享的一个文化展演，成为人们选择参与世界生活的时间节点和空间平台。现在即使仅在国家节日的意义上提及春节，其关联的世界性也是不会消失的，而当我们在世界各地参与、分享春节习俗活动时，我们感受的既是世界性，也是中国性，也就是一种“全球中国”的感知。这就是春节演变至今在国内国际的“二合一”平台所关联的现代时间意涵的再生产，同时体现为中国现代化、世界现代化的成果。

四、结语

本文将中国年节置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与自身历史的复杂关系、现代社会的时空结构这样一个综合范畴中进行思考，认为元旦与春节近百年的运行所创设的“双节成一‘年’”的年节过渡礼仪，不仅解决了中国年节“古今中外”结构意义上的内部紧张问题而成为中国全民、全国意义上的新型过年办法，而且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时间意涵同时注入兼具中国性和世界性的现代性。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春节从一个具有争议的传统节日，到通过国际社会公认程序被正式认定为人类非遗，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转型和文化实践得到世界认可的标志。春节所走过的现代化历程以及被广泛接受的结果，不仅是中国国家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的结果，还得益于现代文明在国际社会所提供的机遇与可能。中国正是抓住了这种现代机遇并顺势而为，才实现了从“中国的节日”到“世界的遗产”的飞跃。这一过程也为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文化的当代创新提供了具有广泛意义的范例。

以春节为鉴，我们看到，中国在审视和处理与世界、与自身历史传统的关系时，已经能够确立反思性思维，超越固有观念和概念框架的局限。在与世界的关系上，我们摸索出如何立足“时空共构”这一现代事实，充分认识到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中国的现代化也必然是世界现代化的组成。如此，中国与世界成为一体而生的互构存在，我们也无须再用“现代化”这些话语标榜自身，因为我们本就在世界之中，自然与世界一同律动，已然在“现代”。在与自身历史传统的关系上，一个社会有时会将历史传统视为包袱，有时则视其为身份认同。当我们将历史视为包袱时，便会产生诸多矛盾紧张，深陷自我怀疑所导致的危机之中，反复进行没有文化建设性的运动。反之，当我们将历史视为自我身份时，无论它是什么，我们都不会过于功利地去评判其有用与否，因为它是我们的所属身份，我们必然在其基础上思考自我与世界的关系，而我们如此将自我置于世界时，我们就逐步融入“现代”了。春节的现代建构，不仅实现了从农耕社会的文化传统逐步转变为展现国家现代化的文化符号，而且还通过遗产保护所发挥的文化再生产为人类的现代时空注入了中国意涵。如果春节成为人类共同节日的思路和途径为我们更多的公共事业所沿用、借鉴，那么我们就有机会与世界、与自身历史传统建立更加顺畅的关系。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原文来源：《民俗研究》2025年第3期
https://mp.weixin.qq.com/s/BGgXfNle7Wa3nPSao5eQ9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