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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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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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勇　　

历史沧桑，岁月流逝，梁任公启超先生，奋斗一生，辉光灿烂，永驻史册，激励后人。

但更有着让人痛悲痛惜之处，梁任公不知，世人也不知。

　　梁任公有“四大”、“四多”、“二悲”。

　　“四大”是，梁启超大韬略、大事业、大思想、大文章。

　　“四多”是，梁启超多才艺、多学问、多著作、多成就。

　　“二悲”是，梁启超与康有为“戊戌维新变法”失败，无奈流亡日本，赤子之心，不能报国，乃大悲之一；梁启超因病手术，重大医疗事故，致使一代大师，历史豪杰，意外英年早逝，乃大悲之二。

　　梁启超，1873年生，广东新会人，16岁中举，后入京会试不第，到广州万木草堂拜师于康有为，后成为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派政论家、著名学者和诗人。他1895年助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鼓动“戊戌维新变法”，主张变法图强的救国方略。后又于1915年发动君主立宪政治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聚文化思想、政治思想于一身的最有影响的思想家。

　　鉴于梁任公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和他在历史、文学、哲学、美学、法学、新闻学、人口学等学科领域的成就与贡献，笔者对他崇拜万分。特别是当我在了解中国文学史过程中得知，像梁公这样一位大政治家、大学者、大文学家，竟然还留心儿童文学事业，并身体力行，创作了大量的儿童诗歌，更让我敬而近之。为此我先后写了《梁启超与儿童诗歌》、《我国儿童文学的起源》等史论短章，以示世人，共同纪念这位优秀的先者。

　　不久前，我从某媒体得知，梁公的英年早逝，竟然与一起严重医疗事故有关。而这起医疗事故久久保密，滴水不漏，无人知晓。梁公更不知自己生命的光芒过早熄灭的原由，怎不让天地一惊，历史一惊呢!如果梁公不英年早逝，中国历史及中国文学史、思想史、哲学史、美学史、法学史、历史学史、教育学史、人口学史、新闻学史等等史学领域将会是什么样?一位更加成熟了的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大文学家、大学问家——梁启超，就像一颗流星过早过快地一闪而永远失去了，怎不让历史惋惜呢!带着历史的责任感和我个人的崇拜感，我一下子心底里落泪了，真想为此大哭一场。人间悲剧多，历史悲剧多，谁知这意外的悲剧竟也落在了梁公的身上，悲哉悲哉!

　　在文学史上，梁启超曾倡导文学改良，积极鼓动诗界、文界、小说界革命，并开白话文风之先河。他的诗文多关注民族的兴衰与存亡，有强烈的爱国情感，特别是政论文章，议论慷慨、气势充沛，举理真切，轰鸣华夏。他的散文平易畅达，风行时久。他的戏曲、小说都有佳作，而且又译著多多。主要文集有《饮冰室全集》等。

　　梁启超还在艺术上主张“真美合一”，在美学上也有独特建树。他认为，人们在审美活动中“吸收趣味的营养”，可以“增进生活的健康”，可以使情感变善、变美。他还注意到了“文艺与时代、政治的关系”，强调小说的政治作用。他认为“文艺的社会作用是通过美感作用达到的”。

　　在史学领域，梁启超是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开创者。他批判封建史学，提出过“史学革命”，否定“帝王中心论”，提出“以民为统，探讨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盛衰之因”的史学思想。将中国史划分为上世(秦统一前)、国世(秦统一到乾隆)、近世三阶段。认为历史“常为螺旋形的向上发展”。他以资产阶级的观点规定史学之对象、任务、目的，对通史、专史、断代史及其它体裁进行总结，阐明新史学的范围和方法，创立了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对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卓有成就。其主要史学著作有《中国史叙论》、《新史学》、《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等。

　　在哲学上，梁启超认为“境由心造”，强调“心为宇宙间最伟大的东西”，主张“三界唯心”。认识论上主张“人心之灵，莫不有知”，推崇明王守仁“致良知说”。在宣传变法过程中，他提出以“变”为古今之公理，但主张以“渐变”改良社会、推进历史。
梁启超还是一个改良主义法制学的代表人物，主张采用西方法制制度，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结合中国情况，实行三权分立，认为法律起源于人的“良知”和契约，法是人类理性产物；立法权应归多数国民；法律愈发达，人类愈文明；必须育人才变官制，变法先变人；法制与人治不可偏废。著有《变法通议》、《立法权议》、《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各国宪法异同论》等。他还曾担任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为近代法制史做出过突出贡献。

　　梁启超的学术思想曾闪烁在诸多领域。他在教育学、人口学、新闻学方面也有精辟独到的建树。他尤重视教育，并认为，新变法就是“抑君权”，“兴民权”。而欲此，必先“开民智”。欲开民智必须从教育入手，兴学校为立国之本。他认为，“盖中国今日之大患，苦于人才不足，而人才所以不足，由学校不兴也”。他在《戊戌政变记》中极力主张变科举兴学校出“人口论”的政治家和学者之一。他认为19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几乎都已人满为患，而中国虽然人口数量很多，但并不存在人满为患，提到“大地百物之产，可以供生人利乐之用者，其界未有极，其力皆藏于地，待人然后发之”。只要能“尽地力”，并采取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发展经济，同时建立一个政治上“自立”的国家，就能解决人口问题。他还注重人口素质，重视晚婚，说：“优劣之数，常与婚媾迟早成比例。”他还是我国近代优秀的新闻家之一。在日本流亡期间，他先后创办并主编了《清议报》、《新民丛报》；在清政府伪立宪运动期间，他主编过《政论》月刊、《国风报》等。辛亥革命后，梁启超由日本返回国内，创办并主编了《庸言》、《大中华》杂志，著有新闻学术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敬告我同业诸君》等，为我国新闻事业的初期建设与拓展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就是这样一位有着“大谋略”、“大事业”、“大思想”、“大文章”的杰出人物，被一只小小的手术刀，削减了他的许多成就更多辉煌的英才的生命。

　　当平生一贯勤奋、坚强而又不知疲倦的梁启超，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到医院检查到自己的一侧有病肾脏时，仍恋顾于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在医生的再三提醒下，他才到当时京城最有名的医院——协和医院做了肾脏手术。手术不久，他就又开始了著书立说，开始了他执著追求的振兴中华民族的不朽事业。但是，数月之后他骤感体力不支，不久，就与世长辞。这突如其来的不幸，使他的家人痛之于惊，更使他的战友们及同路者痛之于惊。一个家庭突然坍塌了一面挡风的墙，同时中华民族也突然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儿子。直到四十年后，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先生，才从自己的医生那里得到了其父早逝的真相。

　　那时，院方鉴于梁启超在国内外的知名度，指定时任协和医学院著名外科教授刘博士来为梁启超做切肾手术。由于手术室值班护士用碘标错了手术位置，刘博士手术前也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边的X光片就进行了手术，将健康的肾脏给切除了。这一失误，手术后立刻就发现了，可院方考虑到自己“协和的名声攸关”，这一重大医疗事故很快就当“最高机密”保密起来。据有关资料显示，刘博士在梁启超临死前六个星期，辞去了协和医院的外科医生职务，到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卫生部去当政务次长了。如果这位刘博士当时再细心些，也许他不会后来弃医从政，也许会逐渐成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外科专家。也许刘博士当时要为一位国内外特别知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做手术心理上有些紧张，这才出了不该有的错误。如果梁启超手术时是切除了有病的肾，那健康的肾一定会为他的事业多护航一段时间，不会是数个月，也许是一年、两年或更多年，到那时，谁能估量到梁启超对中国命运的影响有多大，那一段中国的历史是否不会成为后来的样子?也许会有一个新的景象。

　　当我进一步从过去的历史中和梁启超的著作中感受了他的忧国忧民与大韬大略和他的勤奋与伟大后，怎能不为他的英年早逝痛惜与悲哭呢!

海伴龙吟

                      梁启超的爱情生涯与红颜知己


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梁启超17岁。在当时广东的最高学府学海堂苦读四年后，他参加了这一年的广东乡试，秋闱折桂，榜列八名，成了举人。
　　主考官李端?，爱其年少才高，将堂妹李惠仙许配与他，惠仙比启超长四岁。两年后，二人完婚。


　　次年夏天，梁启超偕同夫人李氏南归故里。梁家世代务农，家境并不宽裕，新婚不久的夫妇只好借用梁姓公有的书室的一个小房间权作新居。广东的气候溽热难当，这使久居北方的李惠仙很不适应，这位生于官宦之家，从北京来的大小姐，并没有嫌弃梁家的贫寒，她看中的是夫君的才华。梁启超的生母赵太夫人早已仙逝，继母只比李惠仙大两岁，李惠仙仍极尽孝道，日夜操劳侍奉，深得梁家喜爱，在乡里也博得了贤妻良母的美名。

　　“百日维新”失败后，慈禧命令两广总督捉拿梁启超的家人，梁家避居澳门，逃过了一场灭门之灾。梁启超只身亡命东瀛，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流亡生涯。李惠仙成了整个梁家的支柱。在几个月内，梁启超给她写了六七封家书，高度赞扬她在清兵抄家时的镇静表现，鼓励她坚强地活下去，并告诉她读书之法、解闷之言，万种浓情凝于笔端。有一封信这样写道：

　　……南海师来，得详闻家中近况，并闻卿慷慨从容，词声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

　　后两人在日本得以重聚。李惠仙既温良，又贤惠，不仅在生活上关心照顾着梁启超和他的家人，在事业上对梁启超也有不少的帮助。

　　梁启超生于广东，官话说不好，为此曾吃过不少亏。“戊戌变法”初期，梁启超已名噪京华，光绪帝久闻其名。在召见他时，因梁启超不谙官话，彼此难以交流，光绪帝大为扫兴，结果，只赏了个小小的六品衔。这也促使梁启超痛下决心学好官话。李惠仙自幼长在京华，官话说得自是流利。自她来日本后，梁启超便请夫人教他学习官话。夫妻二人，妇唱夫随，不消多时，梁启超的口语水平大有长进，在社交场合就得心应手了。

　　梁启超与李惠仙一向敬爱有加，做了一辈子夫妻，只吵了一回架，梁启超却为此悔恨终生。在李惠仙弥留之际，他对大女儿梁思顺剖白了自己的愧疚心情：“顺儿啊！我总觉得你妈妈的那个怪病，是我们打那一回架打出来的，我实在哀痛至极！悔恨至极！我怕伤你们的心，始终不忍说，现在忍不住了，说出来像把自己罪过减轻一点。”

　　1924年9月13日，李惠仙因不治之症溘然而逝。梁启超写下了一篇情文并茂的《祭梁夫人文》。文曰：

　　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于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

　　“第一知己总让卿”

　　1899年底，梁启超应康有为之请，赴美国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一日，檀香山一位加入保皇组织的侨商设家宴招待梁启超，引来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纠葛。

　　梁启超进入何家大院，出迎的除主人外还有一年轻女子。她是侨商的女儿，叫何蕙珍，芳龄二十，从小接受西方教育，16岁便任学校教师，于今已有四年，英文极好，因今天有西洋人参加宴会，由她做梁启超的翻译。宾主落座，何蕙珍便挨着梁启超坐下，不时有一股淡香飘入梁启超的心腑。多年来，除了妻子李氏外，他还没有与一个女子这样接近过。席间，何小姐颇为活跃，她广博的学识，不凡的谈吐，尤其是她对梁启超著述的熟稔，使在座者大感意外。整个宴会仿佛成了何小姐与梁启超的对语，而他们两人，也如相知多年的忘年交一般。

　　席将罢，何小姐又将她在报上替梁启超辩护的文章原稿拿来给他看，并说：“这是我代先生笔战起草的英文中译稿，请先生惠存并予指教。”接过何小姐的手稿，梁启超吃了一惊，他多日的疑惑顿时冰释。原来，梁启超刚到檀香山时，到处奔走演说。清廷驻檀领事馆买通了一家当地的英文报纸，不断写文章攻击梁启超。梁启超心中不服，苦于不懂英文，不能回击，只好置之不理。不料此后不久，竟出现一桩怪事，另一家英文报纸上连载为梁启超辩护的文章，文字清丽，论说精辟。显然，作者对梁启超的经历和著述了如指掌，但文章未署作者姓名。今日真相终于大白，原来那些为自己辩护的文章，竟都出自眼前这位华侨小姐之手。

　　临别时，何蕙珍含情脉脉言道：“我十分敬爱梁先生，今生或不能相遇，愿期诸来生，但得先生赐一小像，即遂心愿。”

　　数日后梁启超践约将照片赠与何小姐，何小姐亦投桃报李，回赠亲手织绣的两把精美小扇。梁此时已坠入情网，几近痴迷。

　　不久，一位好友前来拜访梁启超，婉劝梁娶一懂英文的女子作夫人，说这样会给他的事业带来极大的帮助。梁启超沉思片刻，随即言道：“我知道你说的是谁。我敬她爱她，也特别思念她，但是梁某已有妻子，昔时我曾与谭嗣同君创办‘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不能自食其言；再说我一颗头颅早已被清廷悬以十万之赏，连妻子都聚少散多，怎么能再去连累人家一个好女子呢？”

　　又过数日，何小姐的英文教师宴请梁启超。席间见到何蕙珍，梁启超心情极为复杂，不敢触及敏感话题。

　　倒是何蕙珍大大方方，谈吐自如。分手之时，何小姐说：“先生他日维新成功后，不要忘了小妹。但有创立女学堂之事，请来电召我，我必来。我之心惟有先生！”

　　世上难道还有比这更赤裸的表白吗？梁启超心醉了。他不忍再呆下去，轻轻说了声“珍重”，便连忙离去，其情景有如逃奔。

　　他在理智上克制了自己，但内心深处的感情却不能自欺。这期间，他陆续写了24首情诗，以记叙对何蕙珍的赞美、思念和无奈之情，把对何蕙珍的深深爱慕融入诗篇之中，其中有一首这样吟道：

　　颇愧年来负盛名，

　　天涯到处有逢迎；

　　识荆说项寻常事，

　　第一知己总让卿。

　　梁启超不愿把这件事绕开自己的结发妻子，1900年5月24日，一封家书，把檀岛奇遇说与李惠仙。在信中，他煞费苦心地讲述着对何蕙珍的态度，表示自己忍痛做出“万万有所不可”的决定。李惠仙读了梁启超的信，自然气恼，她给梁启超写了一封回信，大意是说：你不是女子，大可不必从一而终，如果真的喜欢何蕙珍，我准备禀告父亲大人为你做主，成全你们；如真的像你来信中所说的，就把它放过一边，不要挂在心上，保重身体要紧。李惠仙要把问题交给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去处理，因为她知道梁父是决不会同意他娶小的。夫人此举让梁启超着了慌，他急忙复信，求妻子手下留情，并再三向夫人表白，对何蕙珍已“一言决绝，以妹视之”。信中说：

　　此事安可以禀堂上？卿必累我捱骂矣；即不捱骂，亦累老人生气。若未寄禀，请以后勿再提及可也。前信所言不过感彼诚心，余情缱绻，故为卿絮述，以一吐其胸中之结耳。以理以势论之，岂能有此妄想。吾之此身，为众人所仰望，一举一动，报章登之，街巷传之，今日所为何来？君父在忧危，家国在患难，今为公事游历，而无端牵涉儿女之事，天下之人岂能谅我？……任公血性男子，岂真太上忘情者哉。其于蕙珍，亦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已。

　　梁启超最终以理智锁住情感，结束了这场苦恋。促使他做出这种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形势急剧恶化，斗争十分残酷，他已没有时间沉溺于儿女私情。

　　后来，在梁启超任民国司法总长时，何蕙珍女士又从檀岛来北京，欲与之结秦晋之好。但梁启超只在总长的客厅里招待何蕙珍，她只好怏怏而返。李夫人病逝后，何女士也从檀岛赶来，但梁启超仍然婉辞。梁启超的这一做法，对何蕙珍来说似乎有点薄情，以至何蕙珍的表姐夫、《京报》编辑梁秋水也责备梁启超“连一顿饭也不留她吃”。

　　梁启超对婚姻家庭的看重，是一贯的，对己如此，对人也如此。他对徐志摩婚变的态度即可证明这一点。徐志摩与妻子张幼仪离婚，与有夫之妇陆小曼恋爱，他极力反对。后出于无奈，梁启超还是做了徐志摩与陆小曼的证婚人(因为徐的父母也反对儿子与陆小曼结婚，提出，除非请到梁任公为证婚人，才许结婚)，但在证婚词上，梁启超还是不留情面地把徐志摩和陆小曼狠狠训责了一番。

　　夫妻合墓葬三人

　　据《革命逸史》所记，李惠仙与梁启超结婚时，还带来了两名丫环，一个叫阿好，一个叫王来喜，王来喜即王桂荃。阿好脾性不好，又不听使唤，不久便被梁家赶出了家门。而王桂荃则聪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妇的喜欢，家中事务甚至财政都由她掌管。1903年她成为梁启超的侧室。

　　对王夫人，梁启超虽不像对结发夫人李惠仙那样恩爱有加，但也是尊重的。他曾对长女梁思顺说：“她也是我们家庭极重要的人物。她很能伺候我，分你们许多责任，你不妨常常写些信给她，令她欢喜。”

　　对于这桩婚事，大概是考虑到有悖一夫一妻制的主张，梁启超从不张扬，尽量讳避。他在信中提到王夫人时，多称“王姑娘”、“三姨”或称“来喜”。只是在1924年，李惠仙病重，王桂荃又怀上小儿子思礼，适值临产时，梁启超在写给好友蹇季常的信中，首用“小妾”之称。

　　但是，几乎是所有的梁启超的孩子，对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们管李惠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

　　梁思成后来回忆他小时候一件事时说，有一次他考试成绩不好，李惠仙气急了，用鸡毛掸子捆上铁丝抽他。王桂荃吓坏了，她一把把梁思成搂到怀里，用身子护着他。当时李惠仙还在火头上，收不住手，鸡毛掸子一下下地抽在了王桂荃的身上。事情过后，王桂荃拉住梁思成，用很温和、很朴素的话教育他，让他好好读书。

　　在复杂的政治激流中，梁启超的思想经历了巨大的转变，他头脑中描绘的政治蓝图也由君主立宪制完全转变为民主共和制。1915年袁世凯复辟后，他又站出来反对帝制。梁启超始终追随着时代的步伐，肩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而使他始终无后顾之忧的，则是在他背后默默支持他的两位夫人。在李惠仙、梁启超去世后，留给了王桂荃九个孩子。在这之后的岁月里，王桂荃一人照顾全家上下，梁家的孩子们，从王桂荃的身上学得了更多的勤奋。

　　1968年，85岁的王桂荃，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孩子们四散分离，最后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与世长辞。

　　她是中国寻常女性的缩影。但她又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女人。

　　“文革”后，梁家的子女们，在香山梁启超与李惠仙的合葬墓旁种下了一棵母亲树，立碑纪念这位培育了数名栋梁之材的平凡母亲。

追云

夏晓虹：梁启超的家庭形象
做梁启超研究多年，对与梁氏相关的大事小节不免时刻留意。不希望观察对象只定格在书本中，更愿意知道他在举手投足、一颦一笑之间蕴藏的故事。起码，对于我来说，活人更容易理解，较少歪曲，所以，“虽死犹生”也成为我对梁启超的特别期望。
出于这一兴趣，前几年编过一本《追忆梁启超》，专收与梁有过交往的亲友甚至敌对者的忆述文章。窃以为，梁氏虽属于感情外露类型，喜欢不断谈论自己的经历、兴趣与矛盾，但这也只是使人比较容易接近，其间仍有大量的省略。这些有意或无意的遮蔽，恰恰是研究者最当用心之处。因而，知情人对同一事件的多种解读，有助于我们立体地观照人物。
就此而言，家人的回忆也是不可或缺的角度。不同于古代子孙辈写的行状专记大节，现代散文为私人的情感表露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名人家话这一隐秘的角落也受到了公众的极大关注。由于在家庭中，人物最无须遮藏，其生活形态也更自然本真。倘若有如实的记录，资料价值不言而喻。阅读这类文献，也容易获得亲切的感知。问题是，传统的制约在近、现代之交仍有留存，近代名家的家庭形象也不免若明若暗。因此，编辑《追忆梁启超》时，得见吴荔明先生的《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文，自然极为欣喜，并毫不犹豫地以之作为选文的殿军。虽然此文在回忆文章中已属长篇，而我仍不满足。如今，在大加扩充之后，又出现了同名专书，对于如我一般的期待者自是好音。
记得文革中，借助“最高指示”的东风，“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的古代贤人名言曾耳熟能详。姑不论其中包孕的政治谋虑，单考历史事实，“传家久”、“继世长”在名人后裔中确乎很难见到。非有严格、细致的家庭督导，一世而斩也不稀奇。曾国藩的训子书格外受人青睐，便因其以方正之道体现了父亲的爱心。而在一家之中，能集中出现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庄、梁思礼如此众多的知名学者，梁启超在子女身上花费的心思之多也可想而知。加以梁氏看重感情生活，更显得儿女情长。其大量家书首先披露于《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后经过修订，更名为《梁启超年谱长编》正式出版），还多半是为着重大事件的说明所作的摘引。而《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专从对子女的关爱与子女的成长两个角度切入，辅以作者个人收藏的未发表书信以及家庭成员的记述，便凸显出梁氏的无微不至与因材施教。
下列事例或许最能表露梁启超与康有为这两位近代史上重头人物的性格差异。吴书中写到，梁启超曾希望作者的母亲、梁的二女儿思庄学生物。作此建议，在梁氏是经过了缜密的思量。其中有家庭的考虑，“弟兄姊妹，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也有学术的考虑，梁认为，生物学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而且为哲学社会学之主要基础”；小而言之，对女孩子来说，它又是“极有趣而不须粗重的工作”，因而“极为合宜”，且“容易有新发明”；大而言之，“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男子也很少）”，故鼓励女儿“做一个‘先登者’”（48－49页）。但如此周到的安排，只为思庄的缺乏兴趣与苦恼不安而最终放弃。梁启超反加以肯定：“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而要思庄以“自己体察作主”，“不必泥定爹爹的话”（49－50页）。正是由于梁氏能够体贴个人性情之不同，尊重孩子们的选择，梁思庄日后才能成为有成就的图书馆学家。
与之适成对照的，则有康有为弟子卢湘文写的《万木草堂忆旧》中的记述。卢氏以资深教育家的体验，对康氏戊戌以前改革幼学、拟新编蒙学书的计划评论说：“盖先生天分太高，视事太易，不能为低能儿童之设想。”其编书之悬的过高、不切实际，注定在教学实践中无法应用。这自然与康所教万木草堂生徒“皆一时之秀”有关，故不知中人以下者读书的甘苦。他曾把女儿同复送到卢处受教，并言：
“此女甚钝，幼时尝教以数目字，至数遍尚不能记，余即厌恶之。”
（《妇孺韵语》）以康氏眼界之高，便只能教天才而不能教常儿。
两相比照，我们也可以体味康有为的强悍与梁启超的平易，从作文到作人，均一以贯之。由此更推进一步，二人治学以及思想历程之不同，也约略可见。康氏自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梁氏则“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每治一业，则沉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他；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则又抛其前所治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而康之抱定宗旨、不再转移与梁之与时推进、久领风骚，便从此分途。
吴荔明虽以第三代的身份，讲述上两代人之间的亲情故事，却并不回避矛盾。《谱写“凝固音乐”的人——二舅梁思成》一章，便引录了林徽因1936年写给美国朋友费慰梅的信，其中有大段文字抱怨“小姑大姑们”的家务琐事使她厌烦。也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不和谐音，书中关于梁家的生活描述才显得真实可信。
不过，作者毕竟隔了一辈，对于上代人的记述也偶有失误。如述及林徽因之父长民先生行迹时，谓其“在浙江海宁任官职期间，创办了求是书院、蚕桑职业学堂等”（135页），便与事实相左。1897年在浙江创办求是书院与蚕学馆的林氏，乃是时任杭州太守的林启（字迪臣）。林长民当年虚龄22岁，尚在其父林孝恂（字伯颖）开设的林氏家塾中读书。其家塾分东西两斋，分别聘请了林纾与林白水主讲旧学与新知（参见陈与龄《林长民及其从兄弟》与梁敬金享《林长民先生传》）。林纾的《畏庐文集》中因而留下一篇《赠林长民序》，便是这段因缘的雪泥鸿爪。
虽有此微瑕，《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仍值得珍藏。记事之外，书中收录了一百多帧梁启超全家照片，其文献价值为目前所有梁氏研究著作之最。这些从梁家后人的家庭照相簿上汇集的留影，在公众人物之外，更多展现了作为父亲与丈夫的梁启超形象。同样，梁氏的两位夫人，尤其是王桂荃也从幕后走到前台，使读者在获知这位梁氏家书中称为“王姑娘”与“王姨”的女子身世的同时，也可以一睹其饱经沧桑的面容。至于梁家的儿女们，也各自在专章叙述中现身纸上，令人备感兴味。再配以梁启超题写于照片以及书信的手迹、旧居摄影与房屋结构图，梁氏的家居环境透过历史尘埃，又复显于我们眼前，我所渴望的活生生的感觉，也在此书中得到了极大满足。
1999年6月9日
于东京弥生寓所

追云

夏晓虹：以觉世始、传世终的梁启超

梁启超生活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的年代。我们今天将他作为二十世纪的学者来看待，并非因为他在这个世纪中还生活了二十九年，倒更多是为了他在本世纪经久不息、无可回避的影响。

近代中国是一个混合着多种性质的奇特的社会存在。其中既呈露畸形的腐朽，也包孕诡异的新生。旧与新和东方与西方的命题纠缠、重合，使中国的读书人在选择时倍感艰难。而以龚自珍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己亥杂诗》)自期，又渴望“著论求为百世师”(梁《自励二首》其二)的梁启超，处此“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过渡时代论》)，敏锐地感应着社会的种种矛盾，在其著述中因而处处留下了时代的鲜明印记。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过去后十年，梁氏去世，他始终保持了文化上的快速回应热情。因此，说梁启超的著作缩影式地完整再现了近、现代中国思想界的演进历程，并非过甚其辞。何况，他在世纪初已开始提出，并在此后不断反省的某些问题，至今还困扰着我们。

梁启超是以呼唤变法图强的改良派政治家形象登上历史舞台。尽管其《变法通议》所鼓吹的“变者，古今之公理也”(《自序》)流传甚广，但对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影响更深远的还是改造国民性话题。与章太炎为代表的“以革命开民智”(论见《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革命派说法相反，梁启超认定“新民之道”才是建立现代国家的根本，非此，则革命即易流为暴民政治。他不仅在《新民说》中激烈批判旧国民性，要求从欧美、日本等国采补种种中国国民所欠缺的品德，而且新民思想也成为统贯其时诸般论题的中心线索。《新史学》中对旧史学观的拨正，《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对中国学术传统的清理，尽多与《新民说》互相发明之处。即使倡导“小说界革命”，梁氏也必首言：“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然而，其关于提高国民基本素质的理论探讨，在当日革命形势映衬下，不免显得迂远，不能救急，因而很快被向往革命，期盼其迅速、根本改变社会现状的知识者所遗弃。于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又经历了漫长的反复与动荡，国民性批判也几次被探求病源的人们旧话重提，而成为思想界的热点。最先接续梁启超的新民思路的五四新文化人鲁迅，以其思想的深刻，推进了此命题，并在此后的讨论中，作为权威的声音一再出现。虽然同样是论证国民性的种种病症妨害了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梁启超与鲁迅仍有不同。梁氏更着重政治道德的探源，如指为弊端的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见《中国积弱溯源论》第二节)，以为匮乏的公德、国家思想、进取冒险精神、权利思想、自由、自治、自尊、合群、义务思想、尚武精神等等(见《新民说》)，无一不是“群治不进”之原因。鲁迅则以犀利的解剖刀，致力于从文化心理求得彻底的疗治。阿Q的经典形象所包孕的丰富内涵，以及杂文中对国人灵魂的洞察与拷问，无不与“尊个性而张精神”的立人思想息息相关。尽管由于政治的缘故，梁启超的新民理论在很长时间内被埋没(不只是大陆)，但近年的重新发现与肯定，使思想发展中断的链条得以勾联，也证明其论题的仍然具有活力，虽然这同时可以说是我们的悲哀。

而对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梁启超也应算作少数几位奠基者之一。当他三十岁，以宏大的气魄开始撰写《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时，自然不无政治层面的考虑，然而，在学术史的研究上，还是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与范式。《新史学》虽表彰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创为学史之格”(《中国之旧史学》)，不过，学术小传加资料汇辑，与现代意义的学术史尚有相当距离。梁氏的写法则截然不同。此时身居日本，借助日文著作，对西方学术思潮及著述体例有所了解的梁启超，依据历史科学，将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分为七个阶段：胚胎时代(春秋以前)，全盛时代(春秋末及战国)，儒学统一时代(两汉)，老学时代(魏、晋)，佛学时代(南北朝、唐)，儒、佛混合时代(宋、元、明)和衰落时代(清)。而二十世纪在他看来，是东西“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标志着中国学术复兴时代的到来(《总论》)。在各段学术史的论述上，梁启超不仅清理源流，考辨学理，而且以东西融会的眼光比较差异、品核得失。因而，这本论著不限于对古代学术演变的总结，也具有研讨与解决现实问题的目的。而其开启中国学术史研究新路之意义，胡适所言最具说服力：“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其一即是《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尽管以后的学术见解多有相左，胡适在三十年代写的《四十自述》中，却坦承梁作“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而其未完成形态，又埋下了胡适“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这种学术因缘，不只是两代学者的前后相承，对于梁启超而言，撰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学术史》，也始终是他的心愿。可惜第五部分《清代学术概论》仅开其端(《清代学术概论·第二自序》)，留下的仍然是有志未偿的遗憾。

相对于学术史的残缺，梁启超在史学理论上倒有比较充分的准备与表述。一九○二年《新史学》刚刊发，对梁氏于《新民丛报》第一号批评《原富》之言持有异议的严复，却向朋友盛赞同期《中国之旧史学》一文，“论史学尤为石破天惊之作，为近世治此学者所不可不知”。(光绪甘八年正月卅日《与张元济书》)梁文对旧史学展开了空前激烈的清算，指出其四大病源，“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及由此而发生的两大病症，“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并在《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诸文中对旧史从观念到作法加以驳正。而中心要义，只在标举为国民作史而非为帝王作史，为今人作史而非为死人作史，故研究历史演化规律为史家之职志。这一思绪于前一年写的《中国史叙论》中已露端倪，其“史之界说”区分旧史家与新史家之不同曰：“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在此意义上，梁氏宣布“中国前者未尝有史”。不过，这些初步意见，经过《新史学》的系统阐发，才真正深入学界，其文中论断在晚清史学论著中屡屡征引，便是明证。尽管梁启超的“史界革命”思想对旧史学的否定或许更引人注目，但他为新史家构建理论框架与提示现成思路的建设之功，其实更值得认真看待。梁氏当时虽仅从西方思想资源中汲取了进化论，以之为解说中国历史变迁的法宝，表现于他为新史学所下定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史学之界说》)；但比之孔子以来的历史退化观与孟子“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论，总还是可喜的进步。进化论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不为朝代所限隔；注重民族文化的整体呈示，不以个人为标尺。无论今天我们对于“进化”一语有着怎样的质疑，它在当日却起着使历史研究成为科学的作用，史家也从罗列零散的史实，变为自觉考察各种社会因素的互动。这一进化史观笼罩了大半个世纪的史学界，并为其他学科史的研究所普遍采用，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至于梁启超本人，夙有志于著作一部《中国通史》(后改为《中国文化史》)，从一九○一年到一九二二年几次执笔，可惜均半途搁置。但因此而诱导其兴趣日益转向具体的操作，则使其晚年讲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作为史学研究的方法论，更便于实际应用。张荫麟评定梁启超前期《新史学》诸作开“以新观点考察中国历史”之先河，“后有作近代中国史学史者，不能不以先生之名冠其篇矣”，后期《中国历史研究法》“虽未达西洋史学方法，然实为中国此学之奠基石”(《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实非溢美之辞。

梁启超一向对政治与学术用力最多，文学创作在他只不过是文人积习，偶一为之。不过，虽然如此，在梁氏身处政治改良思潮的中心时，也不忘小试身手，发动文学改良运动，以文学作为政治宣传、移风易俗的工具，却因此而在本世纪文学界产生了巨大回音。文学改良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发生，又兼具开通民智的目的，求新与通俗于是成为最鲜明的标记。“文界革命”之倡导“俗语文体”，大量使用新名词，促进了现代汉语的尽早诞生与成熟；“诗界革命”的要求“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三长兼备”，扩大了诗歌的表现领域与词汇容量；“小说界革命”之以“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纠正了鄙视小说的传统偏见，使小说在文学殿堂中高居首席。凡此，都为五四新文学的出现作好了必要的铺垫。五四文学革命的主将之一钱玄同，对梁启超与新文学的关系即曾作过公正的说明：“梁任公先生实为近来创造新文学之一人。……输入日本文之句法，以新名词及俗语入文，视戏曲小说与论记之文平等(注略)，此皆其识力过人处。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及梁先生。”(《寄陈独秀》)因此，将晚清文学改良揭明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先导，不过是重复了一个历史事实；说二十世纪文学导源于晚清文学改良，也不算离谱。而梁氏晚年偏好史学，对文学的研究也以史为主。这自然不会带来当年在创作界激起的那般轰动效应，却展示了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治古典文学(尤其是旧诗文)可能造成的新景观。《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与《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正是这样的两篇力作。多年后，梁实秋还清楚记得梁启超在清华学校演讲《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当时的情景，并云：“听过这讲演的人，除了当时所受的感动之外，不少人从此对于中国文学发生了强烈的爱好。”尽管梁实秋以为“读他这篇文章和听他这篇讲演，那趣味相差很多，犹之乎读剧本与看戏之迥乎不同”(《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而未能恭逢盛会的我们，今日阅读梁氏六十年前的文章，却仍然拥有一份新鲜感。因为梁启超不是机械地用科学方法切割作品，而有旧学的根柢，可以自如地融入历代积淀的对古代诗文的灵性感悟。遗憾的是后来者往往不能兼顾，或只记得方法而少了悟性，或虽有感触而不具备理论修养。读旧文而仍觉新意，也许正好表明了我们这些后人的不长进，虽然通道起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便已打开。

还应该说到梁启超对“科学精神”一以贯之的追求。印象中，人们总是把“赛先生”与五四联在一起，实际上，早在晚清，梁启超已是大声召唤西方科学精神最有力的一人。从一九○四年续写《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近世部分，对“科学的精神”首次给以界定，到一九二二年发表《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将“科学精神”最终定义为“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智识的方法”，梁氏对于科学精神的讲求可谓精力贯注、情有独钟，在其各种论政论学文字中，也有具体演示。批评中国旧学“笼统”、“冥想”、“无统系”，故要求精确、实证、有系统，这在人文学科领域中，使得科学精神几乎与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同义。梁氏因而不只是出示研究结果，也喜欢连带提示研究策略。于是，他治史学，有《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治文学，有《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以及《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运用的分类表情法；治国学，则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与《儒家哲学》中特辟一章谈研究法，《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更有《辨别伪书及考证年代的方法》的专门论述；至于读书，从一八九六年写作《西学书目表》中的《读西学书法》，到一九二五年出版《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以《荀子》为例讲解读书法(见《读书示例——荀子》)，梁启超一贯乐此不疲。这种喜谈方法的嗜好也传染给胡适，二人在学术界的名声之大，与此种发凡起例的治学风格不无关系。科学方法当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人们反省本世纪学界的弊病，对科学的泛滥也颇有微词。但在世纪初两种文化遭遇、中国学术传统暴露出明显的阙失之际，科学精神的及时引入，正是现代学术规范得以建立的第一块基石。在这里，我们仍然不能忽视梁启超。
对自己过渡时代之人物的地位有清醒意识的梁氏，完好地向我们传递了包孕在本世纪初而影响及于世纪末的文化讯息，以觉世始而以传世终，这便是他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界保有的形象及其历史定位。

追云

夏晓虹:梁启超墓园的故事  《书城》

梁启超墓与母亲树
    发现梁启超墓纯粹出于意外。
    1995年的10月28日是一个星期天，时值深秋，正是到香山赏红叶的最佳季节。不料，路经樱桃沟的灵机一动，竟使“附庸蔚为大国”。 漫山成片的红叶林终于不见，无意中在卧佛寺附近发现的梁启超墓倒占去了我们不少的时间。
    许久未到此处，这一带的归属也发生了变化，原本独立的卧佛寺与樱桃沟已一并纳入北京植物园的辖区，仅成为其中的一个景点。观看路边树立的游览图时，“梁启超墓”的标记突然闯入眼帘，让我们又惊又喜。如此“妙手偶得”自然比刻意求索更引人兴味。
    按照地图的指引，在接近卧佛寺山门的路东，有一条小路。沿此前行数百米，穿过一个西洋式的石亭，便进到梁启超墓园中。
    墓园的主体是梁启超(1873-1929)与夫人的合葬墓，墓碑及两侧衬墙由淡黄色的花岗岩制成，方位取标准的坐北朝南式。碑体上刻两行字：
     
    先考任公府君暨
    先妣李太夫人墓
     
    后面是众多儿女、婿媳、孙辈们的名字。两侧衬墙呈“凹”字形展开，折向墓前方的墙体侧翼均刻一双手合十的观音像，作为装饰。
    根据梁启超生前对子女的嘱咐，此碑文原拟由曾习经(字刚甫，一作刚父，1867-1926)书写。曾为广东揭阳人，与梁为大同乡。梁曾为其作《曾刚父诗集序》，中叙二人交谊始于1889年，为乡试同年。次年入都，曾中进士，梁落第。但自此，梁氏每次来京参加会试，均“日与刚父游:时或就其所居之潮州馆共住，每瀹茗谭艺，达夜分为常;春秋佳日，辄策蹇并辔出郊外，揽翠微、潭柘之盛”。二人不仅趣好相投，而且同为国难，忧心如焚:“甲午丧师后，各忧伤憔悴。一夕对月坐碧云寺门之石桥，语国事相抱恸哭。”据此，香山一带也是二人早年行踪所到之处。一旦梁启超归于泉下，预先请托当年并辔同游、心迹相同的老友题写墓碑，也很合适。何况，曾氏精于书法，习北魏张黑女碑，又能作瘦金书。只是，如果遵照梁启超1925年定下的规矩：
    将来行第二次葬礼时，可立一小碑于墓门前之小院子，题新会某某暨夫人某氏之墓，碑阴记我籍贯及汝母生卒年月日，各享寿若干岁，子女及婿、妇名氏，孙及外孙名，其余赞善浮辞悉不用，碑顶能刻一佛像尤妙。（1925年10月4日《与思顺、思成、思永、思庄书》)
    则“第二次葬礼”即梁启超本人于1929年1月过世时，曾习经已于三年前离去。现刻之碑可惜没有落款，不知是否曾氏手笔;而梁之《曾刚父诗集序》倒确是践死友生前之约而作，撰写于1927年，时在曾病逝一年后。这一段文字缘也见证了二人的生死交情。
    与梁启超夫妇墓的饱经风雨不同，墓东略靠后的一块卧碑显然为新制。趋前细看，此碑的题目为“母亲树”，我们才恍然悟到，这就是碑后那株小松树的题名。镌刻在石碑正面的文字说明了植树的缘起：
    为纪念梁启超第二夫人王桂荃女士，梁氏后人今在此植白皮松一株。
    王桂荃（1886-1968），四川广元人，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氏流亡日本时期与梁氏结为夫妻。王夫人豁达开朗，心地善良，聪慧勤奋，品德高尚。
    在民族忧患和家庭颠沛之际，协助李夫人主持家务，与梁氏共度危难。在家庭中，她毕生不辞辛劳，体恤他人，牺牲自我，默默奉献;挚爱儿女且教之有方，无论梁氏生前身后，均为抚育子女成长付出心血，其贡献于梁氏善教好学之家良多。
    梁氏子女九人（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深受其惠，影响深远，及于孙辈。缅怀音容，愿夫人精神风貌常留此园，与树同在。
    待到枝繁叶茂之日，后人见树，如见其人。
    碑后记有建碑人、梁家27位后裔的姓名。让我们更为惊喜的是，此碑最后一行所署时间:“一九九五年四月立”。刚刚半年，我们就来拜谒墓园，见此新植之树，也应说是颇有缘分。
    王夫人虽然对梁家贡献极大，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一直隐身幕后，甚至名字亦不见于各种梁启超传记、年谱中。198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首次在大陆出版半个世纪前编纂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修订本。细读这部易名为《梁启超年谱长编》的大书，可以发现在梁氏的家书中，常会提到一位“王姑娘”，后又改称“王姨”。当李夫人不在身边的时候，她显然承担了照顾梁启超起居的责任，而且为梁氏生儿育女。但通读全书，编者丁文江与赵丰田却始终未对王氏的身份有任何说明。恰好，那时《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表彰梁启超坚守早年与谭嗣同所创“一夫一妻会”的理想，在檀香山拒绝何蕙珍女士追求的短文。我记起“王姑娘”之事，私心以为“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未可一概而论。
    并非梁启超侧室的情况无人知晓，即如梁早年在横滨大同学校的学生、后因政见相左反目成仇的冯自由，在《年谱长编初稿》完稿的1936年，便发表过一篇《梁任公之情史》的笔记。其中说及李夫人“有随嫁婢二”，其一名来喜，为贵州人（所谓“黔产”）。“甲辰（一九○四年）某月启超忽托其友大同学校教员冯挺之携来喜至上海。友人咸为诧异，后乃知为因易地生产之故”。由于冯氏对梁启超所取攻讦口吻，容易惹人怀疑，且刊载于《逸经》杂志的此文，在汇编成《革命逸史》一书时，也被冯本人删落，故一向少有人知，也少有人信。
    由梁家后人正式披露王夫人存在事实的，是梁启超的外孙女、梁思庄之女吴荔明所撰《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这篇1991年初刊于《民国春秋》的长文，第一次向世人介绍了王夫人的生平:
    梁启超的第二位夫人王桂荃是四川人，一九○三年嫁给外公，生有六个子女长大成人：三舅思永、四舅思忠、五舅思达、五姨思懿、六姨思宁、八舅思礼。
    虽然叙述仍嫌简略，但王夫人毕竟已在梁启超的家庭史中占据应有的位置。四年后，在梁启超墓侧栽种“母亲树”的活动，既表达了梁家全体对因遭遇“文革”、骨灰无存的王氏的永久怀念与郑重感谢，也使王桂荃的名字终于在身后与梁启超系联在一起，不可分离。
    不管当初因为什么样的原因，王桂荃走进了梁启超的生活，她终究已成为这个了不起的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吴荔明出版于1999年的回忆录《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上海人民出版社版），专为王氏写了一章《记忆中的温馨形象——我热爱的婆王桂荃》，尽可能详细地描述了王夫人值得同情的一生与令人尊敬的品格。阅读的感受是，梁启超有此良助，确可在流亡异域的颠沛生活中得到莫大慰藉。
    历史已经发生，就应该让它原样呈现。
     
    先行安葬的李端惠夫人
    一般而言，合葬墓多半建于夫妻中先去世的一方下葬之年。梁启超墓也是如此。李夫人1924年9月13日（旧历八月十五）病卒，次年10月3日（旧历八月十六）安葬于此墓地。因此，1925年也就是梁启超墓园建造之年。
    关于梁启超与李夫人的婚姻，在梁氏撰写的《悼启》中有追述：
    光绪已丑（按:1889年），尚书园先生讳端主广东乡试，夫人从兄也。
    启超以是年领举，注弟子籍。先生相攸，结婚媾焉。
    如此平实道来，只因出于当事人自述，不便自我夸耀。但其中包含的本是旧时官场中常见的佳话，即“座师招赘高足”故事的变异。一介贫寒子弟，由于才华出众，为考官赏识，主动提亲，在那个年代确是十分荣耀的事情。梁弟启勋对同一情节的叙说便更带戏剧性：
    光绪十五年己丑，十七岁，举于乡，榜列八名。当时典试之正座乃贵州李园，副座乃福建王可庄（按:名仁堪）。榜发，李请王作媒，以妹字伯兄。同时王亦怀此意，盖王有一女公子正待字也。但李先发言，乃相视而笑。（《曼殊室戊辰笔记》）
    李夫人出生于1869年，1891年与虚龄十九的梁启超结婚时，李已二十三岁。无庸说，李端与梁启超的结亲，也是其戊戌政变发生后获罪远谪新疆的重要因由。这使梁对李在知遇之恩外，更怀有感激之情。
    李夫人为世人所知的名字是“蕙仙”，这在梁启超写给妻子的家信与诗词中均可见。梁家后人也据此称其名，如吴荔明著《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书中专记李夫人的一章，副题便写作“公公和婆李蕙仙”。不过，对亲近的人应呼表字是旧日常规，“蕙仙”因此很可能并非李夫人的本名。梁启超在《悼启》中对此既未作说明，我们只好另寻线索了。
    1897年冬，维新派在上海筹建中国女学堂时，主事者经元善刊行过一本《中国女学堂捐款章程》。其中所附捐款人名单中，对梁家女眷有如下记注：
    拣选知县、咸安宫教习、新会梁启超之母、覃恩诰封宜人、新会吴氏率媳贵筑李端蕙捐助开办经费洋银伍拾员、常年经费洋银拾员。
    此外，1898年7月24日，由中国女学生堂同人编辑的《女学报》问世，创刊号上登载的“本报主笔”18位女性的名字中，也列出了“贵筑李端蕙女史”。根据李氏从兄端之名，可知“李端蕙”才是梁启超夫人正式的名讳。
    李端蕙大约因出身官宦人家，为人严厉。吴荔明的回忆录中也说，“李蕙仙婆是个较严肃的人，性情有点乖戾”，“所以家里的人，都有点怕她”（《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20页）。这和经常写信给“宝贝思顺”与“对岸一大群可爱的孩子们”的梁启超，恰好形成“严母”与“慈父”的对照。
    李夫人最终由于乳腺癌扩散而去世，患此病症恐怕也与其个性有关。但事后追思，梁启超总埋怨自己的不忍让。一年后，在给大女儿思顺的信中，他仍然忏悔道：
    顺儿呵，我总觉得你妈妈这个怪病，是我们打那一回架打出来的。我实在哀痛之极，悔恨之极，我怕伤你们的心，始终不忍说，现在忍不住了，说出来也象把自己罪过减轻一点。（1925年9月29日《与思顺、思成、思永、思庄书》）
    这一让梁启超痛悔莫及的夫妻龃龉，具体情节现在已很难知晓，但他在《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中用韵文表达出来的伤痛，读来却令人感动:         
    呜呼哀哉！
    君我相敬爱，自结发来，未始有忤。
    七年以前，不知何神魅所弄，而勃一度。
    君之弥留，引疚自忏，如泣如诉。
    我实不德，我实无礼，致君痼疾，岂不由我之故？
    天地有穷，此恨不可极，每一沉思，槌胸泪下如雨！
    这篇《告墓文》被梁启超自许为“一生好文章之一”，写作也大费经营。以梁氏“下笔不能自休”的倚马才，不过千字的祭文竟然“做了一天，慢慢吟哦改削，又经两天才完成”，足见其推敲锻炼用功之深。如此呕心沥血做成的文章，期以传世，也在情理中。梁氏对此文极为珍爱，不但把原稿交给思顺保存，嘱咐“将来可装成手卷”，“有空还打算另写一份寄思成”;而且因为“其中有几段，音节也极美”，所以要求思顺、思成等姐弟与林徽因“都不妨熟诵，可以增长性情”（1925年9月29日、10月3日《与思顺、思成、思永、思庄书》）。
    这样一篇好文章，仅只家藏，未免可惜。而在《饮冰室合集》中失收的《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其实还有在1925年10月出版的《清华文艺》第２号上露面的机会。引人注目的是，这篇在古代文体中属于“祭文”类的文字，却堂而皇之地放在“诗歌”栏刊出，并完全采用了现代诗的分行与标点形式。在感叹梁氏好奇趋新、永远充满活力之时，也让人对其“情感之文”非用韵文不可的表达方式发生探究的兴趣。
    癌症本是很痛苦的病，李端蕙初次发现乳腺癌是在1915年，先后做过两次割治手术。此次复发，已是大面积扩散，治无可治。从身旁亲人的感受，我们也可了解其所经受的病痛非常人能忍耐。李夫人病逝当年的12月，梁启超照例须为《晨报》纪念增刊作文，所撰《苦痛中的小玩意儿》，开篇便讲到“今年真要交白卷了”的缘故：
    因为我今年受环境的酷待，情绪十分无俚。我的夫人从灯节起，卧病半年，到中秋日，奄然化去。他的病极人间未有之苦痛，自初发时，医生便已宣告不治。半年以来，耳所触的只有病人的呻吟，目所接的只有儿女的涕泪。丧事初了，爱子远行，中间还夹着群盗相噬，变乱如麻，风雪蔽天，生人道尽。块然独坐，几不知人间何世。哎！哀乐之感，凡在有情，其谁能免？平日意态活泼兴会淋漓的我，这会也嗒然气尽了。
    并非身受者已感觉“生人道尽”，那么，对性格坚毅的李端蕙也会由于不堪忍受无休止的疼痛而另寻精神寄托，我们便很容易理解了:
    夫人夙倔强，不信奉任何宗教。病中忽皈依佛法，没前九日，命儿辈为诵《法华》。最后半月，病入脑，殆失痛觉。以极痛楚之病而没时安隐，颜貌若常，岂亦有夙根耶？哀悼之余，聊用慰藉而已。（梁启超《悼启》）
    由此也可以知道，梁启超夫妇合葬墓的墓石上为何刻有佛教浮雕，那原是李夫人临终前的信仰，精研佛学的梁氏亦希望借此表达自己深长的哀思，给长眠地下的爱妻带来安慰。(二之一)

追云

三十自述

梁启超

（1902年12月）

    “风云入世多，日月掷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
    此余今年正月二十六日在日本东海道汽车中所作《三十初度•口占十首》之一也。
人海奔走，年光蹉跎，所志所事，百未一就，揽镜据鞍，能无悲惭？擎一既结集其文，
复欲为作小传。余谢之曰：“若某之行谊经历，曾何足有记载之一值。
    若必不获已者，则人知我，何如我之自知？吾死友谭浏阳曾作《三十自述》，吾毋
宁效颦焉。”作《三十自述》。
    余乡人也，于赤县神州，有当秦汉之交，屹然独立群雄之表数十年，用其地，与其
人，称蛮夷大长，留英雄之名誉于历史上之一省。于其省也，有当宋元之交，我黄帝子
孙与北狄异种血战不胜，君臣殉国，自沈崖山，留悲愤之记念于历史上之一县。是即余
之故乡也。乡名熊〔熊〕子，距崖山七里强，当西江入南海交汇之冲，其江口列岛七，
而熊〔熊〕子宅其中央，余实中国极南之一岛民也。先世自宋末由福州徙南雄，明末由
南雄徙新会，定居焉，数百年栖于山谷。
    族之伯叔兄弟，且耕且读，不问世事，如桃源中人，顾闻父老口碑所述，吾大王父
最富于阴德，力耕所获，一粟一帛，辄以分惠诸族党之无告者。王父讳维清，字镜泉，
为郡生员，例选广文，不就。王母氏黎。父名宝瑛，字莲涧。夙教授于乡里。母氏赵。
    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实太平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
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生一月而王母黎卒。逮事王父者十九年。
王父及见之孙八人，而爱余尤甚。三岁仲弟启勋生，四五岁就王父及母膝下授四子书、
《诗经》，夜则就睡王父榻，日与言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
事，津津道之。六岁后，就父读，受中国略史，五经卒业。八岁学为文。
    九岁能缀千言。十二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弟子员，日治帖括，虽心不慊之，然不知
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辄埋头钻研，顾颇喜词章。王父、父母时授以唐人诗，
嗜之过于八股。家贫无书可读，惟有《史记》一，《纲鉴易知录》一，王父、父日以课
之，故至今《史记》之文，能成诵八九。父执有爱其慧者，赠以《汉书》一，姚氏《古
文辞类纂》一，则大喜，读之卒业焉。父慈而严，督课之外，使之劳作，言语举动稍不
谨，辄呵斥不少假借，常训之曰：“汝自视乃如常儿乎！”至今诵此语不敢忘。十三岁
始知有段、王训祜之学，大好之，渐有弃帖括之志。十五岁，母赵恭人见背，以四弟之
产难也，余方游学省会，而时无轮舶，奔丧归乡，已不获亲含殓，终天之恨，莫此为甚。
时肄业于省会之学海堂，堂为嘉庆间前总督阮元所立，以训诂词章课粤人者也。至是乃
决舍帖括以从事于此，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己丑年十七，举于
乡，主考为李尚书端棻，王镇江仁堪。年十八计偕入京师，父以其稚也，挚与偕行，李
公以其妹许字焉。下第归，道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
且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心好之，以无力不能购也。
    其年秋，始交陈通甫。通甫时亦肄业学海堂，以高才生闻。既而通甫相语曰：“吾
闻南海康先生上书请变法，不达，新从京师归，吾往谒焉，其学乃为吾与子所未梦及，
吾与子今得师矣。”于是乃因通甫修弟子礼事南海先生。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
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师子吼，取其所挟
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
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
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
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
始。
    辛卯余年十九，南海先生始讲学于广东省城长兴里之万木草堂，徇通甫与余之请也。
先生为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余与诸
同学日札记其讲义，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先生又常为语佛学之精粤博大，余夙
根浅薄，不能多所受。先生时方着《公理通》、《大同学》等书，每与通甫商榷，辨析
入微，余辄侍末席，有听受，无问难，盖知其美而不能通其故也。先生着《新学伪经
考》，从事校勘；着《孔子改制考》，从事分纂。
    日课则《宋元明儒学案》、二十四史、《文献通考》等，而草堂颇有藏书，得恣涉
猎，学稍进矣。其年始交康幼博。十月，入京师，结婚李氏。明年壬辰，年二十，王父
弃养。自是学于草堂者凡三年。
    甲午年二十二，客京师，于京国所谓名士者多所往还。六月，日本战事起，惋愤时
局，时有所吐露，人微言轻，莫之闻也。顾益读译书，治算学、地理、历史等。明年乙
未，和议成，代表广东公车百九十人，上书陈时局。既而南海先生联公车三千人，上书
请变法，余亦从其后奔走焉。其年七月，京师强学会开，发起之者，为南海先生，赞之
者为郎中陈炽，郎中沈曾植，编修张孝谦，浙江温处道袁世凯等。余被委为会中书记员。
不三月，为言官所劾，会封禁。而余居会所数月，会中于译出西书购置颇备，得以余日
尽浏览之，而后益斐然有述作之志。其年始交谭复生、杨叔峤、吴季清铁樵，子发父子。
    京师之开强学会也，上海亦踵起。京师会禁，上海会亦废。而黄公度倡议续其余绪，
开一报馆，以书见招。三月去京师，至上海，始交公度。七月《时务报》开，余专任撰
述之役，报馆生涯自兹始，着《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等书。其冬，公度简出使
德国大臣，奏请偕行，会公度使事辍，不果。出使美、日、秘大臣伍廷芳，复奏派为参
赞，力辞之。
    伍固请，许以来年往，既而终辞，专任报事。丁酉四月，直隶总督王文韶，湖广总
督张之洞，大理寺卿盛宣怀，连衔奏保，有旨交铁路大臣差遣，余不之知也。既而以札
来，粘奏折上谕焉，以不愿被人差遣辞之。张之洞屡招邀，欲致之幕府，固辞。时谭复
生宦隐金陵，间月至上海，相过从，连舆接席。复生着《仁学》，每成一篇，辄相商榷，
相与治佛学，复生所以砥砺之者良厚。十月，湖南陈中丞宝箴，江督学标，聘主湖南时
务学堂讲席，就之。时公度官湖南按察使，复生亦归湘助乡治，湘中同志称极盛。未几，
德国割据胶州湾事起，瓜分之忧，震动全国，而湖南始创南学会，将以为地方自治之基
础，余颇有所赞画。而时务学堂于精神教育，亦三致意焉。其年始交刘裴村、林暾谷、
唐绂丞，及时务学堂诸生李虎村、林述唐、田均一、蔡树珊等。
    明年戊戌，年二十六。春，大病几死，出就医上海，既痊，乃入京师。南海先生方
开保国会，余多所赞画奔走。四月，以徐侍郎致靖之荐，总理衙门再荐，被召见，命办
大学堂译书局事务。时朝廷锐意变法，百度更新，南海先生深受主知，言听谏行，复生、
暾谷、叔峤、裴村，以京卿参预新政，余亦从诸君子之后，黾勉尽瘁。八月政变，六君
子为国流血，南海以英人仗义出险，余遂乘日本大岛兵舰而东。去国以来，忽忽四年矣。
    戊戌九月至日本，十月与横滨商界诸同志谋设《清议报》。自此居日本东京者一年，
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
    己亥七月，复与滨人共设高等大同学校于东京，以为内地留学生预备科之用，即今
之清华学校是也。其年美洲商界同志，始有中国维新会之设，由南海先生所鼓舞也。冬
间美洲人招往游，应之。以十一月首途，道出夏威夷岛，其地华商二万余人，相絷留，
因暂住焉，创夏威夷维新会。适以治疫故，航路不通，遂居夏威夷半年。至庚子六月，
方欲入美，而义和国变已大起，内地消息，风声鹤唳，一日百变。已而屡得内地函电，
促归国，遂回马首而西，比及日本，已闻北京失守之报。七月急归沪，方思有所效，抵
沪之翌日，而汉口难作，唐、林、李、蔡、黎、傅诸烈，先后就义，公私皆不获有所救。
留沪十日，遂去，适香港，既而渡南洋，谒南海，遂道印度，游澳洲，应彼中维新会之
招也。居澳半年，由西而东，环洲历一周而还。辛丑四月，复至日本。
    尔来蛰居东国，忽又岁余矣，所志所事，百不一就。惟日日为文字之奴隶，空言喋
喋，无补时艰。平旦自思，只有惭悚。顾自审我之才力，及我今日之地位，舍此更无术
可以尽国民责任于万一。兹事虽小，亦安得已。一年以来，颇竭棉薄，欲草一中国通史
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然荏苒日月，至今犹未能成十之二。惟于今春为《新民丛报》，
冬间复创刊《新小说》，述其所学所怀抱者，以质于当世达人志士，冀以为中国国民遒
铎之一助。呜呼！国家多难，岁月如流，眇眇之身，力小任重。吾友韩孔广诗云：“舌
下无英雄，笔底无奇士。”呜呼，笔舌生涯，已催我中年矣！此后所以报国民之恩者，
未知何如？每一念及，未尝不惊心动魄，抑塞而谁语也。
    孔子纪元二千四百五十三年壬寅十一月，任公自述。

心悦

神交梁启超
摘自《李敖这个人》第四章
在少年李敖眼中，梁启超是位隔世伟人，一位文化战士。他何时开始接触到梁启超的作品尚不可考，但最晚亦应在他１７岁以前。在《李敖五十年表》“１９５２年”条中有如下自述： ８月１日在《合作经济》第２卷第１２期发表《合作制度与节制资本》，这是参加庆祝第３０届国际合作节征文而作，得了第一名，并拿到有生以来最大一笔数目的奖金，买梁启超《饮冰室合集》４０册。① 李敖曾经说过，“我早在小学初中期间，就决定了我一生中想要做的一种人，今昔并无不同。我的志愿在用文字救世、鼓励风潮、关切苍生”。①他想要做的这种人应该是什么样子？梁启超也许是最好的楷模。 半个世纪之后，李敖出版了长篇小说《北京法源寺》，梁启超是作品中重要人物之一。香港凤凰卫视主持人杨澜采访了他，当问及他对作品中人物的选择态度时，他说“我会同梁启超一样”，因为他“走了以后，他用《新民晚报》发挥那么大的力量，最后把坏政府推翻。他不要做烈士，他要做个成功的人，做成功的人比做烈士应该更正确”。②由此可以看到他在斗争方式上对梁氏的认同。梁启超对少年李敖究竟有多大的影响，李敖在回忆录中并未直接谈到，但是就他把自己“有生以来最大一笔数目”的奖金拿出来购买《饮冰室合集》的行为，可以看出梁启超对李敖的强大吸引力。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１４岁中举人，２２岁随康有为参加“公车上书”，２３岁参与策划“戊戌政变”，先拥袁后又讨袁，是近代史上知识界一位风云人物。他在从政之外，致力于学术研究，纵论古今中外，探测人生社会，知识广博，成果丰硕，新论迭出，自成一格，为人称道。曹聚仁说过：“过去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③在少小年纪便读书广博且有良好家庭教育的李敖，对梁启超的崇拜亦在当然之中。 纵观梁的学术成果，无论是研究哲学、文学、佛学、教育学，还是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新闻学、图书文献学，其轴心都是历史学。即以史为经，广取博收。并且以求新为本，处处都要开辟一条新的理论体系和新的研究方法。《饮冰室合集》即是其学术研究的结晶。该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始印于１９３６年，重印于１９４１年，全书４０册，分文集、专集两部分，其中文集１６册，专集２４册，共计１４９卷，是一部比较详备的梁启超著作集。李敖所购正是此书。 李敖读到梁启超作品的准确时间尽管难以确定，但从他高中阶段的成绩看，那略显幼稚的文章中已经透露出梁启超治学的影子。这些影响，既有人格与思想方面的，又有治学方面的，而影响最大的还是在学术研究方面。他羡慕梁启超那丰富的藏书（“饮冰室”藏书达３４７０种，４１８１９册，并有不少珍本、类书，另有《梁氏饮冰室藏书目录》存世），更羡慕梁启超那博览群书的功力，决心亦步亦趋、脚踏实地地去学，他要用自己的努力去弥补梁启超之后的空白。 梁启超谈治学方法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这部书是他在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的治史方法，大胆借鉴西方近代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手段，中西结合、深入思考后逐步形成的。他认为，历史研究首先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即要为现实服务。目的正确而高尚，则事半功倍，于学术、于社会都有益；反之，则费力而无好效果。他明确指出：“无论研究何种学问，都要有目的。甚么是历史的目的？简单一句话，历史的目的是在将过去的真实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①这是梁启超一向主张的用历史教育国民、用历史指导现实的史学思想的高度概括。对此，李敖极有认同感。数十年后，他出版《中国名著精华全集》时依然重申此义：“古书本是朽腐，除非你能化朽腐为神奇，看古书对现代人没什么用处。”②在８０年代复出后，他又指出：“历史研究有两种方式，一是从历史之本身去挖掘它的真相。一是借历史来印证当今的社会，这是实用的观点。”①“知识分子应该发挥学问积极的一面——经世致用。”②他在各体文章写作中，都非常重视史料的运用，力图开掘史料中的新价值。他的《独白下的传统》就是以古鉴今的一个典型文本。 在理想与人生方面，李敖从《饮冰室合集》中亦受益匪浅。 梁启超曾经写过大量的政治诗和言志诗，少有大志的李敖自然对后者更感兴趣。他有多篇文章引用到梁启超诗中的句子。尤其是李敖中学时代的诗作，受梁启超影响更深。如： 立志 志在挽狂澜，北望气如山， 十年如未死，一飞可冲天。 风云 海底有卧龙，窟中有狡兔， 一朝风云起，我非池中物。 未老 风雨天如晦，国难少鸡声， 壮志如未老，大鸟总一鸣。 浮海与藏山 我既不浮海，我也不藏山， 我走我的路，只在人世间。 五首之三 锥处囊中是吾流，袱被今犹窘马周， 壮志无成人欲老，怕看少年有白头。 蒙祸与苟安 蛟龙亢虎黯然销，莽莽神州魑魅号。 甘以赤胆蒙身祸，耻于苟安作文豪。 再看《饮冰室合集》中的诗作： 自励二首 平生最恶牢骚语，作态呻吟苦恨谁。 万事祸为福所倚，百年力与命相持。 立身岂患无余地，报国惟忧或后时。 未学英雄先学道，肯将荣瘁校群儿。 献身让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 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 十年之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 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志未酬 志未酬，志未酬，问君之志几时酬？志亦无尽量，酬亦无尽时。世界进步靡有止期，吾之希望亦靡有止期。众生苦恼不断如乱丝，吾之悲悯亦不断如乱丝。登高山复有高山，浮瀛海更有瀛海。任龙腾虎跃以度此百年兮，所成就其能几许？虽成少许，不敢自轻。不有少许兮，多许奚自生！但望前途之宏廓而寥远兮，其孰能无感于余情。吁嗟乎男儿志兮天下事，但有进兮不有止，言志已酬便无志。 两相对照，不难看出，李诗与梁诗不仅都使用了“浮海”、“藏山”、“龙”、“虎”等意象，有些句式大体相同（如“十年如未死”与“十年之后当思我”），诗作所表达的思想也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这决非偶然的巧合。毫无疑问，李敖言志诗中的远大志向、自信与豪情，是深深地受到梁启超诗歌的影响的。 至于在写作技巧、研究对象和文风等方面，李敖受到梁启超的影响就更大了，比如他在梁启超、胡适、徐志摩三人连环传中对传记文学的尝试，他在《独白下的传统》中对“笔锋常带情感”的“新民体”的摹仿，他在《北京法源寺》中对梁启超小说论辩形式的借鉴等等，但那已是他上大学和步入文坛以后的事情了。
[转自铁血读书 http://book.tiexue.net]

心悦

梁启超的９个子女皆才俊

梁启超的９个子女依次为：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其中，思顺、思成、思庄为梁启超的原配夫人李蕙仙（１８６８年－１９２３年）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梁启超的第二个夫人王桂荃（１８８５年－１９２４年）所生。






长女梁思顺（１８９３年—１９６６年）：

诗词研究专家

梁思顺出生于广东新会，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她自幼受到父亲的熏陶和教育，爱好诗词和音乐。梁启超在世的时候，思顺长期担任父亲的助手，并尽心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深受梁启超的喜爱。在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她曾担任梁启超的日语翻译。梁启超逝世后，她精心保存了父亲的许多信件，后来成为《梁启超年谱长编》的重要素材。她还编有《艺蘅馆词选》，此书１９０８年初版，后多次再版，是研究梁启超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她操守高洁，在１９３８年丈夫周希哲去世后，她独自抚养４个孩子，虽然生活十分困难，但她却坚决不肯为日本人做事；抗战胜利以后，她又拒当“国大”代表，并向解放区捐赠衣物。她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曾参加北京女青年防痨协会。新中国成立后，已过花甲之年的她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曾任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和中央文史馆馆长。






长子梁思成（１９０１年—１９７２年）：

建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思成１９１５年进入清华学堂学习，１９２３年和林徽因一同赴美留学，后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获硕士学位。１９２８年回国后，他去了条件十分艰苦的东北大学，并在那里创办了我国北方的第一个建筑系。“九一八”事变前夕，他离开东北大学回到北平，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从事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他率先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我国的建筑进行了分析研究，为中国的建筑史研究开拓了道路。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编撰了我国第一部《中国建筑史》，并用英文为外国读者写了一本通俗易懂的《中国建筑史图录》，让中国建筑在国际上闪耀着灿烂的光辉。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后，他深感国家建筑人才的缺乏，因而着手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解放后，他立即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领导并参加了国徽图案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指导整修了怀仁堂。

梁思成长期从事古建筑研究和教学工作，在建筑理论、建筑教育思想、城市规划理论方面都提出了不少超前的新观点，是我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也是我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１９４７年，他被推荐为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团的中国代表。同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因他在中国建筑学术上的重要贡献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他当选为第一届中国科学院院士、技术科学部委员。他是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１９７２年，在动乱中受尽屈辱和折磨的梁思成含冤去世。






次子梁思永（１９０４年—１９５４年）：

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思永出生于澳门，但其童年也是在日本度过的。１９２３年，梁思永自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毕业，赴美国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东亚考古，曾参加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期间，梁思永曾一度回国到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担任助教。１９３０年夏天，梁思永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回国参加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同年秋季，他到黑龙江参加了昂昂溪遗址的发掘。１９３１年春，他参加了河南安阳小屯和后冈的发掘。同年秋季，他又参加了山东历城（今章丘）龙山镇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他的工作提高了中国考古发掘的科学水平，使之纳入近代考古学的范畴。他还第一次从地层学证据上明确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两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先后顺序及它们与商代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国近代考古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重大发现。１９３４年，他主笔的《城子崖遗址发掘报告》出版，这是我国首次出版的大型田野考古报告集。抗日战争爆发后，梁思永跟随史语所撤退到长沙，后经桂林入昆明，最后到达四川李庄。１９３９年，他在“第六次太平洋学术会议”上提交的论文中，全面总结了龙山文化，该成果一直影响到目前对龙山文化类型的进一步划分。

梁思永一生致力于考古事业，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开拓者之一，是我国第一个受过西洋的近代考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有《梁思永考古论文集》传世。他当选为第一届中国科学院院士，１９５０年８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１９５４年４月２日，长期带病坚持工作的他心脏病发作在北京逝世，终年５０岁。





三子梁思忠（１９０７年—１９３２年）：

英年早逝的炮兵上校

梁思忠从日本回国后不久又到了美国，先后在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学习。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毕业回国，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入伍后，由于留学资历和杰出才干，他很快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炮兵上校。在１９３２年的淞沪抗战中，梁思忠表现相当出色。可惜此后不久，年仅２５岁的他却因患腹膜炎服错了药、贻误了治疗时机而去世。





次女梁思庄（１９０８年—１９８６年）：

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１９２５年，遵照父亲梁启超的嘱咐，梁思庄被大姐梁思顺带到加拿大读书，先是在渥太华中学学习，中学毕业后考入麦基尔大学攻读文学。１９３０年，她获得了麦基尔大学的文学学士学位。次年，她又到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学习，并获得图书馆学士学位。１９３１年学成归国后，她立即投身于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先后在北平图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广州中山图书馆从事西文编目工作。１９３６年，梁思庄重返燕京大学，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任西文编目组长、主任。１９４３年—１９４６年，她在因战争而南迁的成都燕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１９４６年，燕京大学迁回北京后，她继续担任图书馆西文编目组组长，后任图书馆副主任。１９５２年，原燕京大学院系调整后，梁思庄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她精通英、法、德、俄等语言，对各种西文工具书和书刊资料十分熟悉；她擅长西文图书的分类编目，被公认为我国图书馆西文编目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她奠定了燕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西文图书编目的基础，并且在目录学领域有独创；她一生致力于图书馆西文编目、参考咨询和教学工作，为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呕心沥血、默默无闻地工作了整整５０年。１９８０年，已届古稀之年的梁思庄当选为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并代表中国图书馆学会赴菲律宾参加了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１９８１年４月，积劳成疾的梁思庄患上了脑栓塞。此后，她因病卧床５载，于１９８６年５月２０日去世。





四子梁思达（１９１２年—）：

著名的经济学家

１９３５年，梁思达从南开大学经济系毕业，随即考上该校的硕士研究生，并于１９３７年取得硕士学位。他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抗战期间曾在重庆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和中国银行长沙支行任职，１９４９年调北京国务院外资企业局（后改为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秘书处，后在调研处任统计科科长，兼做内部资料的编辑工作。他曾经参加中国科学院经济所《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编写工作，并于１９６５年主编了《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一书。他１９７２年退休，退休后一直住在北京。





三女梁思懿（１９１４年—１９８８年）：

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梁思懿于１９３３年考入燕京大学医学预备班，准备三年后进入协和医学院学医。后来，为了参加革命，她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并自１９３５年下半年开始投身于学生运动。她思想活跃，积极进步，曾任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大队长，是“一二·九”运动中的学生骨干，是燕大学生领袖，为“燕京三杰”之一。她１９３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７年参加了平津流亡学生集训班，南下进行抗日请愿，后来被派往上海，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从事女工工作。１９４１年，她同丈夫一起到了美国，在美国学习美国历史。１９４９年，在得知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消息后，她立即离美回国，先后任齐鲁大学女部主任、山东省妇女联合会主席，后调至北京任中国红十字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顾问，长期从事对外友好联络工作，多次代表中国参加国际红十字会议。她还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１９８８年病逝于北京。





四女梁思宁（１９１６年—）：

光荣的革命军人

梁思宁生于上海，早年曾就读于南开大学。１９３７年日军轰炸南开，她被迫失学。１９４０年，在三姐梁思懿的影响下，梁思宁投奔了新四军，在新四军１２３支队司令部工作，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初期，陈毅元帅曾对建筑学家梁思成说：“当年我手下有两个特殊的兵，一个是梁启超的女儿，一个是章太炎的儿子。”陈毅元帅所说的梁启超的女儿即梁思宁。１９４８年，由于“左”的思潮影响，梁思宁被开除党籍，自此蒙冤３５载，一直到１９８３年才恢复党籍。离休后，梁思宁一直住在济南某部队干休所内。








五子梁思礼（１９２４年—）：

火箭系统控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思礼出生于北京，１９４１年随三姐思懿赴美留学，在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主修无线电，后又学了自动控制。在普渡大学期间，他仅用两年的时间就修完３年的课程，并于１９４５年取得了该校的学士学位。随后，他又获得了辛辛那提大学（Ｃｉｎｃｉｎｎａｔｉ）硕士（１９４７年）和博士学位（１９４９年）。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回国后，他被安排在邮电部电信技术研究所和通信兵部电子科学研究所从事技术工作，并参加了国务院组织的“１２年科学远景规划”起草工作，负责起草我国运载火箭研制的长远规则。１９５６年，他调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导弹系统研究室主任。此后，他先后领导和参加了多种导弹和运载火箭的控制系统研制试验。他是我国自行设计并于１９６４年实验成功的第一枚地—地导弹的控制系统负责人之一，并在以后改进的型号中领导研制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惯性制导系统；他参加了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７日在我国领土上进行的震惊世界的导弹核武器试验；他还是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的远程液体火箭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控制系统研制工作的负责人；在他的主持下，我国首次把集成电路用于弹上计算机，并首次以此进行全弹自动化测试；他还参加了１９８０年向太平洋发射远程火箭的飞行试验。

梁思礼１９８５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１９８７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１９９３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１９９４年当选为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１９９６年１０月获“何梁何利奖”，１９９７年９月荣获“中国老教授科教兴国贡献奖”。此外，他还曾获“何梁何利基金奖”，担任过航天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心悦

薪火相传，文字收功——读《薪火四代》


《薪火四代》是梁启超、梁思成、林徽音、梁从诫、梁帆的家族文学聚会，是梁家四代人作品的精选，由梁从诫先生精心编选。正如印在书的封底的这段话所说的：“梁氏家族，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较大的影响，将其四代人的作品精选于一个集子中出版，从中可以鲜明地看出一个优秀的家族在思想、文化和精神上的传承，对于认识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对于教育后代，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熔一家四代的作品于一炉，给读者提供了一个独到的视角，这是家族的视角，这是历史的视角，这是文化的视角，这是知识分子精神传承演化的视角，这也是中国近代至现当代发展的视角，这样的视角，是其他家族传人所无法取代的。

二十世纪初，中国于危殆之秋，梁启超倡言开民智、启新学，以实际行动推动社会变革，“戊戌维新”，功败垂成，但影响遍及千万知识分子。这位“饮冰室主人”著作等身，逾一千万字，是一位真正的大学问家。书中梁启超篇除了收有他的《致汪康年书》、《戊戌政变记》、《少年中国说》、《新民说》、《欧游心影录》等二十余篇熠熠发光的大作，还收入了他给梁思成等孩子们的书信十一封。

梁家后代薪火相传，人才辈出，为世人所仰所慕。一家中走出三位国家级院士：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他们都是梁启超的后代。长子梁思成是建筑大师，是中国研究古代建筑的先驱，也是中国建筑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是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主要设计者。本书梁思成篇收入的主要是他的建筑学著作，专业的内容以非常好的散文化语言来表达，那种深入浅出中的平和优美，早已有口皆碑。

子媳林徽音是建筑学家，更是著名诗人、文学家。书中收入她的《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和《悼志摩》，都是令人心碎的诗篇。

长孙梁从诫，如今也是年逾七旬的老人了。梁从诫几经波折，创办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团体“自然之友”，致力于中国环保教育及行动至今。本书梁从诫篇所收的除了怀念先人的文字之外，主要是有关环保的篇章。那真是绿色的文字，长青的文字，洋溢着良知和责任感的文字。

第四代传人是梁帆，她是梁从诫的女儿，现在纽约市立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在梁帆篇里读到她的“一滴水的责任”，你就明白她为什么每次回国总是坚持穿着从箱底翻出的当年旧衣，为什么遇到北京干旱就拒用机器洗衣。凝目少年梁帆，梁启超先生一个世纪前在《少年中国说》中饱含深情和激情的话语于是回荡在我耳际：“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1929年梁启超病逝时，胡适挽以联曰：“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许，中国新民”。读了《薪火四代》，我们知道了“文字收功”以“立言”的重要，而且这种文字天赋延续四代，还真少见。不过，梁从诫说得好：“我一贯不赞同所谓的‘龙生龙，凤生凤’的说法，这是不一定的，每个人都会有他独立的思想，客观条件不是衡量人的唯一标准，更重要的应该是决定于一个人的主观的条件。”那么，梁家真正一脉相承的那种社会责任感，该是他人无法比拟的“主观的条件”吧！

(《薪火四代》，梁从诫编选，上下册，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心悦

梁再冰：徐志摩与林徽因“爱情故事”纯属虚构
　北京有线电视台近期播放了20集电视剧《人间四月天》，(原文发布于2004年)剧情是诗人徐志摩的两次婚姻以及同我母亲林徽因之间的所谓\"爱情故事\"，这个\"爱情故事\"完全是虚构的。

徐志摩去世时我年纪还小，但作为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女儿，我很了解徐志摩同我父母之间关系的性质。徐志摩是我家两代人的朋友。他曾经追求过年轻时的母亲，但她对他的追求没有作出回应。他们之间只有友谊，没有爱情。徐志摩是在母亲随外祖父旅居伦敦时认识她的，那时她只有16岁，还是一个中学生。当时对她来说，已结婚成家的徐志摩只是一个兄长式的朋友，不是婚恋对象。破坏另外一个家庭而建立的婚姻是她感情上和心理上绝对无法接受的，因为她自己的母亲就是一个在没有爱情的婚姻中受到伤害的妇女。

母亲在世时从不避讳徐志摩曾追求过她，但她也曾明确地告诉过我，她无法接受这种追求，因为她当时并没有对徐志摩产生爱情。她曾在一篇散文中披露过\"十六岁时\"的心情：\"不是初恋，是未恋\"。当时她同徐志摩之间的接触也很有限，她只是在父亲的客厅中听过徐志摩谈论英国文学作品等，因而敬重他的学识，但这并不是爱情。她曾说过，徐志摩当时并不了解她，他所追求的与其说是真实的她，不如说是他自己心目中一个理想化和诗化了的人物。

这部电视剧中关于他们在伦敦活动的许多情节是想象出来的。只要举出一点就可以看出其不真实：据我所知，由于母亲当时尚未成年，按照英国习俗，不能单独外出，连上学的路上也总有一位老太太陪伴着。

为了渲染林徐\"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还对我父母的关系进行了歪曲描写，暗示他们的结合是家庭操纵的，林徽因是迫于家庭压力才选择了梁思成。但我父母之间真实的\"爱情故事\"并非如此。

父亲初次见到母亲是在我外祖父家中，当时她年仅14岁（早在她去伦敦之前），17岁的父亲当时还没有谈恋爱的心理准备，但他立即为这个梳两条辫子的小姑娘所吸引。结婚前他们的交往长达十年。他们的共同语言在于两人都对建筑有浓厚兴趣，都想成为建筑师。志趣相投成为他们由相知、相爱到成为生活伴侣的基础，后来他们又成为同行和知音。

母亲20岁时考取清华半官费留美，同年（1924），清华学堂毕业的父亲也赴美留学。1924-1927年，他们是美国费城宾州大学的同窗；父亲进了建筑系，因该系不收女生，母亲进了该校美术学院，主要选修建筑系的课程。从宾大毕业后，母亲曾到耶鲁大学学习舞台美术设计半年，父亲这时则到哈佛大学，开始研究有关中国建筑和美术的西方著述。1 928年3月他们在加拿大我大姑家中结婚，婚后一同经欧洲回国。在欧洲各地两人一起测绘了许多古典建筑，这是一次\"功课复习\"，也是他们未来研究工作的\"预演\"。

1928年夏季，他们在祖父（梁启超）病中回到了北京，秋季开始任教于由张学良任校长的东北大学，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大学建筑系；父亲是系主任，母亲是教授之一。他们还在沈阳建立了一个建筑师事务所，母亲当时是中国的第一位女建筑师。1929年1月，当他们的事业刚刚开始时，祖父因手术事故去世了。同年8月，我出生，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在此之前，他们把外婆也接来同住。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侵略的阴影已笼罩整个东北，父亲离开了东北回到北平，进入刚创办不久的\"中国营造学社\"，开始了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工作，母亲也被聘请为\"营造学社\"的社员。1932年弟弟梁从诫出生。后来母亲患肺病的身体有所好转。1933年以后到\"七七事变\"前，她常同父亲和\"营造学社\"其他成员一起到各地（主要是华北）测绘考察古建筑物，撰写学术考察报告。这一时期也是她文学创作活动比较活跃的时期，发表在报刊上的作品有新诗、散文、短篇小说和戏剧等；散文《窗子以外》和短篇小说《九十九度中》就写于这一时期。这些作品显露了她的文学才华。

抗战开始后，我们全家曾辗转于后方各地，先后在长沙、昆明和长江边上的一个小镇--四川南溪县李庄居住过。在八年抗战中，母亲和父亲一起度过了贫病交加的艰苦生活，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乡下。但他们始终对胜利满怀信心，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以顽强的毅力坚持着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工作。1941年以后，母亲肺病复发，从此再没有恢复健康。

抗战胜利后，父亲于1946年接受了为清华大学创办建筑系的任务，在他1946-1947年到美国讲学期间，母亲虽然重病在身，仍同建筑系的许多教师一起全力支持这个系的创办工作。父亲回国后，带回许多新书，包括美国战后出版的关于都市规划方面的著作，母亲常常同他一起兴致勃勃地读这些书，一起讨论如何在建筑系中教授都市规划的课程。

北平解放时，母亲和父亲都病得很厉害，但他们立即一起以极高的热情意气风发地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

--解放后不久，母亲被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一级教授。

--1949年9月下旬，她和建筑系的10名教师一起参加了国徽的图案设计工作，她将自己的心血和学识全部倾注于这项设计。他们的设计方案于1950年6月被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大会选定为国徽。当全体代表以起立方式通过时，被特邀列席这次会议的母亲无比激动地目睹了这一历史时刻。

--1950年，母亲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兼工程师，同父亲一起为保护北京的城墙而大声疾呼。但他们的努力令人遗憾地失败了。

--1951年，母亲被任命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承担了设计碑座饰纹和花圈浮雕的任务。后来人们将她设计的花圈图案\"草稿\"（一小块碑石）放在八宝山她自己的墓碑前纪念她。

--1954年，母亲当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4月1日，她病逝在北京同仁医院，年仅51岁。这时，父亲也住在这个医院，是她的\"病友\"，就住在她隔壁房间。我目睹了他们的诀别，永远也忘不了当时父亲的极度悲痛。

母亲的一生很短暂，但她留给子女和后人的精神和文化方面的财富很多。因此我不能忍受像这部电视剧这样胡编乱造，将一个虚构的庸俗的\"爱情故事\"强加给她。

在此我还要指出，该剧中\"林徽因\"的形象完全不真实。林徽因是20世纪20-30时年代吸收了东西方文化综合影响的一个新女性，既有大家闺秀的风范，又有诗人的超脱气质。她的思想非常活跃，擅长用语言表达观点、感情和情绪，有时有锋芒。她待人真诚，从不矫揉造作。她的\"灵魂之窗\"是她的眼睛：清亮灵秀，有深邃思想的光彩。而该剧中的\"林徽因\"，是一个只会扭捏作态、眉目传情、哭哭啼啼的小家女子，同林徽因本人的面貌、精神气质和性格特点都毫无无相似之处。

该剧还把我的祖父梁启超、外祖父林长民以及我的祖母和外祖母等也都扯进了\"故事\"，这种做法实在是太恶劣，不能不引起我们这些后代的强烈反感。在此，我必须指出，梁启超、林长民、梁思成、林徽因等不仅是我的父母和长辈，他们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和知识界有影响的人物，在涉及他们的电视片中，应当根据事实，采取对历史和观众负责的态度，反映他们之间关系的真实性质，而不应利用\"名人效应\"，虚构\"故事\"，进行商业炒做，误导观众。

这部电视剧将虚构的故事强加于真实的历史人物，并通过电视媒介广为传播，这是极不负责任的。该剧出笼前，我全无所知；收视之后，我感到震惊和愤慨。该剧播放后，已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我在此对该剧的编导和摄制方提出强烈抗议，他们必须向受到严重伤害的家属公开道歉。我希望影视界从此停止播放这部歪曲现代历史人物之间真实关系的电视剧，也希望媒体不再哄炒此剧；并奉劝演员不要公然以剧中人物自居，以此来宣扬自己。

梁再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