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没打完的官司】田野是实验场OR我们的生活本身？

追云

宜家 于 2005-11-9 11:11 写道：
各位大侠枪来剑往，看得咱好眼花。
施、刘，谐音石榴，果味鲜美，营养丰富，读两位的争论，亦然。加上吕公之才思，蔷薇之芒剑，九月流云，陈兄短打，这论坛就十分有趣了。

科学的哲学与科学的伦理之争辨，让我想 ......

哈哈！这场民俗学界的新科玄论战，可否命之为“石榴之战”？
[ 本帖由 追云 于 2005-11-9 21:33 最后编辑 ]

施爱东

蔷薇剑 于 2005-11-6 11:19 写道：
请问施大侠。举个例子，在《地球上的王家庄》里，队长给了毕飞宇86只鸭子，可是鸭子是活的，他数来数去，从来没有数过86只，最多数到了102只。毕飞宇在多次数鸭子之后，归纳道，“可能是86只，也可能是102只鸭子”。的确，这是个不科学的结果。可是在实验场中，数鸭子这个田野事件该怎样操作？如果把它们放到作为“实验场”的笼子里，结果肯定是改变了鸭子常态生活这个“场”。
不谈鸭子，说田野。如果考虑所有的要素，怎么处理它？得出的科学公式真的是穷尽一切可能，考虑了所有变数的放之四海皆准的吗？
如果只是抽取某些你想要的要素（刘大侠也说过，你看到的，是你想看到的。）来进行实验，还是不是科学？剥离和弃捐其他要素的标准是什么？

　　迟了这么多天才回复剑妹妹的数鸭子问题，真对不起，主要是笔涩，早知道应该回答，也知道自己会如何回答，就是下不了笔，因为被宗迪和老大的问题给堵着了。　　
　　剑妹妹举的几个例子都很经典，执着于不同范式的人，都能从这些例子中看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我只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试着把玩两式普通长拳。

　　鸭子有几种数法：
　　1．        站在鸭子堆里数，或者是站在边上数。但是，不能像毕飞宇那样混沌一团地数，而是要学会把复杂事物简单化，然后再从理论上将简单还原为复杂。比如，把鸭子进行简单分类：白鸭子、黑鸭子、灰鸭子、花鸭子、麻鸭子。然后，分别数。当你在数白鸭子的时候，你心里得对自己的工作边界有非常明确的认识，即使有一个花鸭子飞起来啄你的手指头，你也别去数它（也就是剑妹妹所谓的“剥离和摒弃其他要素”）。最后，把不同花色的鸭子数相加。这是自然观察法。
　　2．        早上放鸭子出栅的时候，把栅门弄窄，让鸭子不能一窝蜂地往外跑，只能一个一个排着队出栅，这样，你就一个一个地数。或者，你控制着栅门，先放10个（剑妹妹所谓的“只是抽取某些你想要的要素”），再放10个，看放了多少次。再比如，喂鸭子的时候，人为地把食物分成若干堆，一堆放这，一堆放那，于是，一部分鸭子跑这边，一部分鸭子跑那边，你就分开数。这样，确实人为地干预了鸭子的部分生活，但并不象宗迪说的，就影响了鸭蛋的产量。这是实验观察法。
　　3．        去拿个相机来，给鸭子们拍个全家福，然后，你对着照片一个一个地数。这是模型实验观察法。
　　
　　无论你用什么办法，只要你想了解鸭子的数量，你就得走入鸭子的地盘，只要你走入鸭子的地盘，你就已经惊动了鸭子。也就是说，只要你来到田野，你就必然扰动田野原有的“场”，这个时候，请问你是数完就走呢？还是像宗迪那样，准备留下来跟它们过一辈子。你认为是走开了对他们的生活影响大呢？还是一辈子跟着对它们的生活影响大？
　　科学的田野远不是数鸭子这么简单。但是，我们是否因为现象的混沌而放弃对于现象的了解呢？
　　就鸭子问题来说，数还是不数？宗迪说：不数。我则说：数。
　　怎么数？我认为，怎么好数怎么数，视具体情况而定。即使我不能一次数完所有的鸭子，我起码可以努力数完白鸭子。即使我数得不精确，我也能数个大致的接近。总比混沌无知的好。




[ 本帖由 施爱东 于 2005-11-9 23:17 最后编辑 ]

宜家

哈哈哈……
笑够了，咱猜想施兄讲课一定生动有趣，用数鸭子把几种实验方法解释得明白。
研究民俗的人和人的民俗，不会排斥任何一种具有可行性的方法吧？无论是1+1=2还是1+1〉2。
[ 本帖由 宜家 于 2005-11-9 23:48 最后编辑 ]

施爱东

看来宗迪正在烧制一个巨大无比的超级砖头。

老李探花

        1935年10月10日，费孝通夫妇离开了南宁。在广西省教育厅科员唐兆民等人的陪同下，在翻译和向导的带领下，翻山越岭，于10月18日来到了大瑶山腹地的金秀六巷村。
      有一天，寨子的一个瑶民病了，高烧得说起胡话，村里的头人蓝公霄请“巫公”驱邪。费孝通夫妇赶紧拿出药，耐心地说服了头人，让病人把药服了下去。病人好了后，全寨的瑶胞把他们夫妇传成了“神人”。王同惠借机把从北京带来的各种药品一一分发给一些患有常见病和慢性病的瑶民，并向他们讲解防病治病的科学知识。
      费孝通和王同惠以自己善良的心打动了瑶民，很快，夫妇俩就成了六巷村所有瑶民的朋友。王同惠还和头人的媳妇蓝妹国结为“老同”（即姐妹）。

施爱东

有意思，又是一个神奇故事，可能有人从故事中看到了人文关怀，有人从中看到了实验方法，有人从中看到了科学的神奇……看谁来用这个故事，如何用。

老李探花

还有：干预（干扰），传统（地方）知识，心灵……好多好多呢。

蔷薇剑

其实长拳打好了，不亚于达摩神掌，乔峰当年在少林寺“奔腾如虎风烟举”，使出的就是普通的太祖长拳。
数鸭子的问题其实是个田野的技术问题，施大侠一口气给出了自然观察法、实验观察法、模型实验观察法等三种方法，在田野中都是有效的方法。第一种是我通常的首选，因其简单易行，我可以从容地以他者的身份去记录我看到的鸭子；第二种是比较纯粹的“实验场”方式，我不确信自己有能力操控它，或许高手可以。如果鸭主人和鸭子同在田野的“场”中，那么调查者实际上进入了这个场，也就是进入了鸭子的生活，暗合刘大侠“田野是生活本身”之意；如果它们在不同的层次，那么控制栅栏门、分食物都是鸭子视野中的“大传统”、来自鸭主人的统治权威，有强烈的干预嫌疑。至于模型实验观察法，的确是种很好的方法，可是呈现状态比较直观，可是它本身不是答案。很多人倾向于把模型拿出来说事儿，数鸭子的问题上就会有一张全家福照片替代深入精微分析、给出尽量精确数字的可能，这样的论文我还真见过不少。模型本身也有问题，有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倾向，细节容易流失。所以，在技术问题上，“不管白猫黑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如果没有一只猫全知全能，为了逮老鼠，我愿意同时养好几只会逮不同型号老鼠的猫。施大侠的“怎么好数怎么数”，说得好。

心悦

别说砖头，连西红柿都没了。
各位大侠是不是已经私了了？

戈兰

心悦 于 2005-12-7 23:50 写道：
别说砖头，连西红柿都没了。
各位大侠是不是已经私了了？

据消息灵通人士透漏，这事没完。

shi

宗迪：你是不是该回帖了？

刘宗迪

既是打官司，关键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施大侠怎么把旧时县太爷那一套刑讯逼供的家法也搬出来了。
这场官司看来凶多吉少。
趁早睡觉，养足精神，明天过堂。

追云

哈哈！又有好戏看了。

我辈何乃不幸，看不到“科玄论战”，又何其有幸，看到了“石榴之争”。

shi

刘宗迪 于 2006-1-2 23:18 写道：
趁早睡觉，养足精神，明天过堂。

只闻击鼓声，
不见击鼓人。
堂上等半天，
堂前望空门。

刘宗迪

吕微 于 2005-11-3 22:48 写道：
   对于反省的民俗志写作者来说，最理想的文体应当是《柏拉图对话录》那样的文体，真理在对话的辩证法中得以呈现，而不是由哪个人预先设定的，因为预设的任何真理一定是从自我中心出发的。
    一个世纪以前，胡塞尔已经意识到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问题，他把主体之间的平等地位问题摆上了时代思想的议事日程。但尽管如此，胡塞尔仍然坚持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唯我论出发解决自我和他我之间的关系问题，但胡塞尔数十年的努力被多数学者视为失败的尝试，因为，无论怎样的自我反省和“了解之同情”式地理解他我，自我都不可能达到对他我的充分（用胡塞尔的话说“充盈”）、绝对的理解，也就是施公所谓的“真”，而这就意味着，后现代学者的基本素质不应当如温先所描述的：同情他人的能力——而是能够具有与他人平等对话的能力，能够虚心倾听他人倾诉内心世界的能力。如此说来，我们也就可以给予“田野”以一个后科学时代的定义：田野不是检验科学假设的主体场所，而是主体之间的对话空间，田野不是仅仅环绕着被调查对象的单层次的语境空间，而是把被调查者和调查者（我们姑且这样称呼主体双方）都包括在内的双向度的语境空间，在这个意义上，田野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生活世界”本身，因为生活世界无须我们专门为其设定条件。

      老大从主体哲学的角度思考人文、社会科学和民俗学的可能性问题，一下子就把问题问到了根子上，但窃以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困境也正在这里，要走出这一困境，也许正需要我们首先回到主体之前。最近看韦尔南的《神话与政治之间》，书中关于希腊学术谈到两点，对于我们认识希腊科学的真谛颇有启发，对于我们思考民俗学应该成为一门什么样的科学也有参考价值：
    第一，希腊的自然观，即在世的存在。希腊自然观和近代自然观的根本区别在于，在希腊不存在人与自然的二元论对立，对于希腊人而言（其实对于民族的古典时代都一样），人原本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观察和研究自然的目光本身就受其在自然中存在的引导。因此，对于希腊人，不存在主体与客体如何沟通的认识论问题，也就是说，对于希腊人来说，人与世界的沟通或者认识的可能性问题，是不成问题的。我想，这就像一个婴儿跟母亲之间的沟通不成问题一样，因为婴儿和母亲之间存在着超乎语言和目光的血肉联系，而近代认识论视野中的人与世界的关系，或者说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则似乎变成了两个正在恋爱的成年男女之间的关系，两个背景不同、性情各异、原本毫无相干、各怀鬼胎、既对对方充满欲望和又满怀防备的人之间要相互沟通甚至要"携子之手、与子偕老"，其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因此"爱情"就成了小说这种近代文体的永恒主题，我想，从知识史和心态史的角度讲，正如科学纯属近代人的发明一样，爱情也大概主要是近代人的一项伟大发明）。而后现代科学观和知识观则追求自然的“复魅”，似乎正在重新向古典时代人与自然之间的那种相依为命的母子关系回归，人类试图重新皈依自然母亲的怀抱，就像一个回归家园的回头浪子，问题在于，人类是否能够找到回归的路？我想，民俗学的知识价值之一，就是能够为人类向自然的回归提供一些可资凭借的线索。民间文化的多样性扎根于地方和自然生态的多样性，因此，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行动中，自然多样性的保护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才是密不可分的。
    第二，希腊的个人观，即共在。西方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个体或主体，即笛卡尔的与客体面面相对的"我思"或莱布尼兹的互不相干的"单子"，纯粹是近代的产物，古希腊还根本不知道如此这般的人，当亚里斯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时，他的意思是说，人只有在其政治共同体中、在其城邦中，在其社交圈子中，才成其为人，人本质上就是作为与他人密不可分、血肉相连的"共在"而存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希腊人否认人的个体存在，韦尔南指出，德尔斐神庙"认识你自己"的神谕，不应该在近代主体哲学的自我反思（我思）的意义上理解，因为对于古希腊人而言，人正是在与他人的关联和区别中成其为自己的，因此，认识你自己，就意味着要认清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关系和界限，即明确自己在共同体中的地位和责任（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名分），从而勇于承担自己的命运。因此，希腊人从来就没有脱离人与人之间的共在理解自我，对于希腊人来说，根本不存在唯我主义以及如何超出唯我主义的问题。只是随着基督教思想的传播，尤其是随着近代工业化对于传统社区和人际纽带的破坏，人才成为孤立的自我，唯我主义才成为人生存在的基本姿态，而如何超越自我达到与他人的沟通才成为一个需要严肃思考的问题。
     这种区别其实可以粗略地与传统社区尤其是村落社区与城市社区的区别相比。在一个村子中，人与人之间几乎是透明的，没有隐私可言的，谁谁谁家里的那点子事情，邻居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在这样的社区中，根本就不存在人与人的沟通的问题，问题倒是如何在邻居面前隐藏自己。而在城市社区中，甚至住在对门的人都是无法沟通的（就说俺自己的经验，在现在的房子住了将近一年之后，俺甚至还不知道邻居甚模样，因为我们的时间和空间完全不相重合，因此几乎没有碰面的机会，倒是邻居家里的那条狗，早就熟悉了我的气味，我也熟悉了它的声音，因为每当听到我开门的声音，那狗狗就会用它热情的吠叫跟我打招呼）。
    在传统社会或社区中，人与人之所以无需努力就能沟通，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和那个地方存在着一些像一个民族的语言一样恒久、稳定、深邃和广袤的东西（传统），正是这些东西，让人与人的对话、交流和沟通成为可能，让人与人之间能够像心心相印的朋友一样，相视一笑、莫逆于心，但是，在工业革命之后，在城市社区中，这种经由漫长的历史传承下来的东西，这些恒久、稳定、深邃和广袤的东西都土崩瓦解了，人们不再是植根于同一片沃土中的根脉相通枝叶相连的树木，而成了被移植于不同的花盆中遥遥相望的植物。正是在这里，民俗学的人文价值得以凸现，我认为民俗学作为一门关怀传统的学科，应该能够对重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做出贡献，但是，我认为这种贡献不太可能像老大所说的那样，通过使学科本身投入到对话中、把田野作为对话场、把学术研究变成对话活动而得以实现，因为我觉得这种对话可能仅仅是学者的一厢情愿，而且很可能把学术研究变成写小说。窃以为民俗学所应该做的是通过发掘和重建那被现代化瓦解了的、使对话成为可能的传统来实现，也即是说，民俗学所关心的不应该是民众的个体或群体（因此我一直对于"谁是民"、"谁是民众"之类的讨论不感兴趣）以及与他们的对话和沟通，而是超越于、独立于、先于民众的传统（风俗、语言、叙事、仪式、神话等等），就像文艺学所感兴趣的不是作家本人，而是文学作品一样。
    我想，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比背景毫不相同、利益毫不相干的人们之间的对话和沟通困难的事情了，这种对话很容易变成鸡跟鸭的对话，而且，如果别人（民众）原本对于对话不感兴趣，学者又如何避免把这种对话变成知识强权引导之下的刑讯逼供呢？不过这也许仅仅是我个人的偏见。实际上，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并不像从学术和哲学的角度想象的那样困难，只要你想跟人家沟通，总是能找到沟通的门径的，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除非一个人刻意自闭，否则现实中是不可能有唯我主义存在的余地的，唯我主义只存在于哲学家的想象中。学者们之所以总把问题（包括沟通的问题）想象的十分困难，甚至不可能办到，不过是因为我们大都是思想的大个行动的矮子，只会坐而论道，而不能起而行之，只会临渊羡鱼，而不会归而结网，当我们想康德那样苦思冥想终于相通了“钓鱼这件事如何可能”之后，也许水中的鱼早就被那些浑水摸鱼的人们收拾一空了。所以说，像“认识如何可能”之类无比高深的哲学问题，在实践上是根本不成问题的。

[ 本帖由 刘宗迪 于 2006-1-4 12:15 最后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