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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话题:中国神话文学思想史研究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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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神话作为源远流长的起源性、神圣性故事,长期以来吸引着无数学者孜孜以求地探赜内涵,溯源历史。但是,当神话被称作“元叙事”的时候,很多人并没有留意它的时代性和可变性。神话在不同时代曾被反复阐释和重构,统治者、知识精英、普通民众都在通过重述神话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不再是神话学研究的范围,而是神话思想史研究的领域了。

利用一起做课题研究的机会,这次邀约到5位学者的文章,集中讨论中国神话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思路、方法及其在各时期演变的特点。黄景春的文章主要概述中国神话思想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路径,归纳出它的非系统性、间接性、实践性、连续性等四个基本特征。林玲的文章主要勾画了中古时期神话思想的大致轮廓,讨论的问题包括“三皇五帝”与古史系统的构建、古圣王与各民族相互认同、神话的道教化与佛教化、文学创作对神话的改编与演绎等。张勤则通过考察北宋初年政治合法性背景下的帝王焦虑,讨论了神话思想的政治转向、官方话语体系对赵氏始祖的神圣性建构以及民间话语体系中的道德性与宗教性叙事转向等问题。祝鹏程的文章专注于中国神话思想的现代性重构,探讨近现代中国神话学科的形成与神话思想的关联,追踪神话思想与知识社会化的进程与效应,努力绘制中国神话思想史的现代性图景。张多的文章讨论19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神话话语成为主流,国家通过对多民族神话的搜集和刊布重建了知识界的神话知识和神话观念。

上述论文对中国神话思想史的研究还处在探索阶段,五位作者抛砖引玉,期望得到学界专家的批评和指正。

——主持人 黄景春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JbXECEEPD_mwjILknGw_9g
本帖原文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26年第5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图片来源于网络。
 楼主| 发表于 昨天 16:07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神话思想史研究哪些问题

【作者】黄景春,文学博士,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中国民间文学、民间信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道教文化、古代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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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从诞生之日起就从未脱离文学。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神话是人类童年时期不自觉的艺术创作,“一切神话都是在想像中和通过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形象化。……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想象、幻想、形象化都是文学的方式,而“不自觉的艺术方式”主要指民间的、口头的方式。神话以文学为宿主,属于民间文学范畴,进入阶级社会却一直受到统治者和知识精英的改造、重构和利用。神话最虚幻也最现实,最原始也最现代,最荒诞也最富含真理。中国神话源远流长,内涵瑰奇,中国神话思想也同样历史悠久,富有自己的特色。

一、何谓“神话思想”

“神话思想”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以后人们重述、改造、利用神话的观念和实践的理论总结。1929年茅盾在《中国神话研究ABC》中指出,神话创作的不自觉性与后人有意识地改造神话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1998年赵沛霖提出“中国神话思想史”的命题。他的《先秦神话思想史论》一书,探讨神话背后的思想观念以及神话在历史进程中被反复阐释、改造和利用所造成的影响。

如果说神话学主要研究神话是什么,那么神话思想则是研究谁(统治者、儒者、作家、民众)根据什么需要(政治的、信仰的、艺术的、娱乐的)对神话进行了怎样的改造,推动神话叙事和创世神信仰发生了哪些转变。一句话,神话思想就是后人根据社会需要对神话的再创作和再运用,它呈现为在改造、利用神话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套思想观念及相应的社会实践。

二、中国神话思想展开的三个层面

中国神话思想在普通民众、知识精英、统治者三个层面上展开,形成三条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影响的演进途径。

有了文字文本以后,人类就进入到有文有史的文明时代,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文字文本与普通民众没有太大关系,他们的知识主要来自族群内部的口耳相传,其中神话是很重要的知识和信仰来源。司马迁说:“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这表明早在秦汉时期黄帝、尧、舜等神话已在各地落地生根,成为地方性知识。民众通过讲述神话确认信仰、习俗、规则和禁忌的有效性,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几千年来,中国民众一直在讲述神话,从未停止对神话的现实化改造和利用。当代中国仍有“活态神话”,有些还成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当今人们还通过网络、微信等方式讲述神话,通过旅游景区、影视剧、动画片、电子游戏等展现神话场景和情节。

知识精英对神话的历史化、哲学化、宗教化、文学化改造,在思想内涵、信仰仪式和艺术形态等方面推动神话演绎出新。神话人物被描述成历史上的文化英雄或战争英雄,成为宇宙开辟者,或某种制度或规则的创造者,进而成为某个部族或国家的始祖。炎黄二帝成为中华人文始祖,即属此类。神话人物还被写进诗赋,被加工成小说戏剧,转变为家喻户晓的成语故事,如嫦娥奔月、精卫填海、舜耕历山、大禹治水等。知识精英对神话的改造多姿多彩,为弘扬神话精神起到重要作用。

历代统治者对神话的政治化改造和利用,构成中国神话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统治者会神化自身血统,把自己描述成天帝(或黄帝、帝喾)的子孙,于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姜嫄履大人迹”等神话应运而出。商朝称已逝先王“宾于帝”,宣扬自己的祖先跟上帝在一起,周王也如法炮制。先王与天帝在一起,那么天子就具有无可挑战的正当性和权威性。统治者还通过祭祀炎帝、黄帝等神话始祖昭示自身政权的正统性,强化王朝的统治根基。这类利用神话的社会实践层出不穷。

所以说,中国的神话思想史有丰富的内涵,需要结合不同时代的政治语境和思想文化,从皇家生活、祭祀制度、宗教信仰、民间讲述、文学书写等方面进行研究,剖析神话思想在各历史时期的发展轨迹。

三、中国神话思想史研究的主要问题

中国神话思想史主要研究神话历史化、历史神话化,儒家、道家及其他各家阐释和重构神话,历代国家(帝王)征用神话,文学作品改编神话,当代文化产业开发神话等问题。每个问题都有丰富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实践。

(一)神话历史化和历史神话化问题。上古神话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化过程,早期历史又经历复杂的神话化过程。这两种现象密切互动,影响深远。

神话历史化是中国神话思想史上的重要问题。事实上,这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古希腊神话学派欧赫美尔主义(Euhemerism)认为神话中含有史迹,神话是被扭曲的历史,因此神话的根源应在历史中寻找。

由于神话的历史化,一方面神奇瑰丽的神话表述不断转化为历史叙事,于是神话的地盘不断缩小,古史的上限不断伸展;另一方面中国上古比较发达的历史意识进一步强化,神话与历史融汇起来,在神话历史化的同时,历史也被神话化。历史叙事因混入较多神话元素而走向神秘化,不仅包含神灵、仙道成分,还夹杂天人感应、术数占验等内容。中国上古历史与神话呈现一种混融的状态,影响所至,中国哲学、文学、民俗等都浸润在神话氛围中。

中国学者已经认识到神话、阴阳、五行、天命、方术、谶纬等进入历史叙事所造成的思想史特性。中国哲学以史学为基础,带有神道的成分,与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西方现代哲学有很大不同。

(二)神话的儒学化、道教化问题。古人常借神话以申己说,从不同角度阐释神话,把神话故事、神话人物当作本学派思想主张的注脚。孔子不言怪力乱神,把神话人物描述成符合儒家思想的圣君、贤臣,反之则为乱臣贼子。他对“夔一足”解释是,像夔这样的乐正,用音乐教化天下,有一个就足够了。对于“黄帝四面”,他的解释是“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后来史家把这四人具体化:“(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也就是说,孔子的说法在儒家那里得到继承,在史家那里得到坐实。两家相互支持,进一步推动神话在儒家思想体系内的合目的改造。于是,黄帝成为圣君,虞舜成为孝子和明君。至于大禹,孔子评价他:“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孔子把大禹视作圣君中的标杆加以褒赞。

道家也在利用神话。《庄子•大宗师》把伏羲、黄帝、颛顼、西王母、彭祖等都描述成得道真人。尤其是黄帝,不仅向广成子问道,还乘龙升仙,汉武帝时期的方士还把他描述成边战边学仙的帝王。黄帝成为宣扬道家乃至于道教神仙思想的代表性人物。道教也积极改造神话人物,盘古先被说成真人,后被称作元始天王,最后演化成元始天尊,成为道教最高神。

不仅儒、道二家,而且农家追述神农、后稷,兵家溯源黄帝、蚩尤,都通过神话或借助于神话人物阐述自己的思想。先秦诸子都曾利用神话阐发自己的主张,甚至为了阐发自己的思想主张不惜重构神话,改造神话人物。

(三)古代帝王征用神话的问题。古代帝王经常通过对家族早期历史的改造,与特定神话人物构建直接的血缘关系,并通过祭祀神话始祖表明自己秉承天命,宣示自身政权的正统性。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神话还被征用过来,用于凝聚国家力量,提振民族精神。汉武帝击败匈奴,率兵到北方巡边,顺路到上郡的桥山祭拜黄帝,这一举动表层意思是寻仙、追求长生,深层的政治用意却是贬斥匈奴,因为他们也自称是黄帝后裔,但并没有黄帝冢墓和祭典。鲜卑人建立北魏政权,皇帝多次到涿鹿祭拜黄帝,以此表明自身政权的正统性,笼络中原汉人。“安史之乱”以后,唐朝陷入此起彼伏的叛乱和藩镇割据的乱局,皇家通过修葺中部县桥山的黄帝陵、遣使祭祀黄帝强调自身的正统地位。此后,历代王朝都遣使到陕北祭祀黄帝,该传统一直延续到近代,而民国也不例外。皇权对神话的政治化阐释和利用,是神话思想史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四)古代文学作品改编神话的问题。神话是诗赋、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的重要题材来源,文人出于情感抒发、思想表达、情节描写的需要改编神话,形成对神话的多维度化用,创作出缤纷多样的人物形象。唐传奇《嵩岳嫁女》中的西王母与周穆王、汉武帝、唐玄宗宴饮唱和,众多神仙现身于筵席之间,言说各自际遇。明代章回小说《开辟衍绎》对盘古开辟、三皇五帝、尧舜禅让、大禹治水等神话的描写,也是对上古神话的改编。至于清代小说《镜花缘》,则是借助于《山海经》《神异经》中描写的君子国、小人国、不死国、穿胸国等展开情节。还有元杂剧《关云长大破蚩尤》,以神话中涿鹿之战为深远背景,描述蚩尤仍以不服之心对抗轩辕黄帝,在人间制造灾异,最后被关公又斩杀一回。诸如此类的文学改编与再创作都直面当时的社会困境,服务于当时社会问题的解决。

四、中国神话思想史的基本特征

中国神话思想不以理论阐释的严谨性、系统性见长,并未形成明晰的概念系统和理论形态,但它有自己的存在方式。它经常呈现为就事论事的见解,或不经讨论就直接把神话故事转化为历史叙事的操作实践,以及把神话人物奉为始祖的祭祀礼仪。

中国神话思想史呈现出以下四个基本特征:其一,非系统性。大多是片言只语的谈论,有时出现在史著,有时出现在政论文章,有时蕴含于诗赋乃至小说戏曲中。其二,间接性。相对于西方神话学运用概念和事例进行归纳、演绎的直接讨论,中国古代神话思想的表达是感悟式的,就事论事,触类旁通,具有理论表达的间接性。其三,实践性。中国古代神话思想还体现在人们利用神话的社会实践中,如修建族谱、祠庙,朝廷敕封神话始祖,派遣官员举行祭典。其四,连续性。中国古代神话思想从上古延续到当代,从未中断。由于中华文明的超稳定性,古老神话传承至今,中国神话思想也具有了坚韧的连续性。

中国普通民众、知识精英、统治者对神话进行的讲述、解读和征用体现在口述神话的变异、各类文章蕴含的观点,也体现在连绵不断的社会实践中。对中国神话思想史的研究,必须在多学科交叉的视角下,以“大文学”的理念加以整体关照,才能构建出独具特色的中国神话思想史话语体系。

对中国神话思想史的深入、系统研究,有助于建立中国神话学、神话思想的话语方式,摆脱西方神话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让世界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历史,理解中国思想文化,认知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JbXECEEPD_mwjILknGw_9g
 楼主| 发表于 昨天 16:09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古时期神话思想史研究的基本向度

【作者】林玲,文学博士,河北大学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神话学、故事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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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先秦两汉的文化浸润,原本零散不成体系、散见于经史子集中的神话,在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的政权更迭、儒释道合流和文人言志志怪的书写传统中被不断重新阐释、整合和改造,逐渐演化出一个较为完整的神话叙事体系,成为延续中华文明的内生动力源泉。对中古时期神话思想的研究,不仅要考察神话叙事本身,更重要的是探讨政治、宗教、文学等层面对神话的重构实践,及其背后与之相对应的文化传统、价值立场和社会观念,揭示神话思想如何影响并参与了中国古代社会秩序的建构。

一、“三皇五帝”与古史系统的构建

《诗经》《尚书•周书》对上古史的记载始于夏代,但自春秋起,《左传》《国语》《礼记》等典籍在夏商周之前,冠以“虞”代。战国秦汉之际,以虞夏商周为正史之初的说法在诸子博论时频被提及,枚不胜数,甚至在《管子•国准》中还出现了黄帝、有虞、夏、殷、周五代之说。先秦典籍所述古史系统,异说纷纭,莫衷一是。司马迁以“通古今之变”为鹄的,弃“不雅驯”之言,齐百家之语,将中国古史的肇始追于黄帝,构建起自黄帝以来世代相袭的宗法体系。

西晋皇甫谧依太史公重构古史之法,博案经传,旁采百家,作《帝王世纪》。书中自天地开辟写起,上溯三皇(伏羲、炎帝、黄帝)五帝(太昊、颛顼、帝喾、尧、舜),下讫汉魏,将“黄初元年至禅晋之岁”皆纳入中国历史序列。皇甫谧以通儒之姿,兼采谶纬之学,不仅意在补前史之阙、正帝系之讹,更欲通过考辨五德终始、厘清授受统绪,为当朝政权合法性提供依凭。战国后期方士邹衍创五德终始说,借“五行相胜”之理揭示土、木、金、火、水五种帝德的周始循环。西汉董仲舒以“五行相生”论及王朝更迭,将天命授予视作政权合法性的神学基础。五德终始说借神话建构出一个“天命转移”的叙事框架,既通过“德性”神化王权,论证朝代更替的必然性,又以“德性”约束君权,成为平衡权力更迭与政权稳定的重要保障。三国时期,魏蜀吴互争正统,曹魏宣称:“魏之氏族,出自颛顼,与舜同祖……舜以土德承尧之火,今魏亦以土德承汉之火,于行运,会于尧舜授受之次。”蜀汉以汉统发祥地之由,提出汉运中兴说。孙吴偏居东南,既无地理优势也无历史渊源,遂与魏争土德之正,欲以土德承汉火。皇甫谧人更七帝、世历三朝,不仅目睹了曹魏代汉,还见证了司马氏代魏。而《帝王世纪》将曹魏接续在“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后,并以“禅晋”之说诠释了当朝政权的合法性,实则体现了皇甫谧在“魏蜀吴正统之争”中的政治倾向与态度。

唐代司马贞在构建古史系统时,同样采摭群籍,作《史记索隐》重新勾稽上古之事。《三皇本纪》下列伏羲、女娲与神农,并引《淮南子》女娲炼石补天之说,有意书写女娲的创世之功。早前皇甫谧《帝王世纪》在肇建三皇体系时,未列女娲,谓其“始作笙簧,无所革造”。而早年一直生活在武周王朝的司马贞,一方面改造皇甫谧“三皇”说,将女娲纳入三皇名下;另一方面引述《淮南子》,为女娲“三皇”身份造势。这一转变,也暗含特殊用意。唐代对武氏专权非议颇多,苏安恒《请复位皇太子疏》称:“臣驰情缃素,窃见女娲之代,风俗简朴,人淳易理,垂手拱衣,不足可言。”谏书虽极力赞扬武则天的千秋功业,但不过是委蛇之辞,提及女娲实为对武则天女性专政的政治隐喻。然司马贞《三皇本纪》却特载女娲“炼石补天”之功,与武氏“以周代唐”的政治变革形成呼应。他注《史记•吕后本纪》也未循“牝鸡司晨”旧说,此种笔削之旨,实则隐喻了对武周女性王朝的承认,也隐含了司马贞的政治立场。

史家秉持儒家政治主张,融贯先秦两汉旧说重构古史系统,通过比附三皇五帝神话叙事将当朝政权纳入“德命相承”的政治体系中,以此强调政权合法性源于对先祖德业的承续。在此过程中,神话也进一步与王权政治相结合,成为建构政治秩序合法性、调和君臣关系的国家话语。

二、溯祖古圣王与文化认同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交替,干戈不息,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边疆民族与南方汉族政权各据其势。边疆民族问鼎中原后,为化解政权的合法性危机,不仅在礼乐文化、社会制度等方面取法前朝,也积极夤缘炎帝、黄帝,尧、舜、禹等上古圣王,将本族纳入华夏正统的政治秩序中。匈奴溯夏后氏(大禹)为先祖,《晋书•赫连勃勃载记》载:“朕大禹之后,世居幽朔。祖宗重晖,常与汉魏为敌国。”羌则以有虞氏为祖:“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为羌酋。”此外,在族源上最下功夫的,当属鲜卑族。宇文氏北魏时曾自称“轩黄是系”“轩辕之苗裔”,后北周时改祖炎帝。《周书•文帝纪上》载:“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遯居朔野。”宇文氏夤缘炎帝,其因有二:一方面与“宇文”本义有关。《元和姓纂》云:“鲜卑俗呼天子为‘宇文’,因号宇文氏。或云以远系炎帝神农有尝草之功,俗呼草为‘俟汾’,音转为‘宇文’。”援“草”溯“炎”,系由“宇文”“俟汾”音近所致,宇文氏试图通过尝百草神话与炎帝建立关联,将其纳入本族的族源叙事中,实现族源记忆的神圣化。另一方面,西魏周制改革中宇文氏也试图以追溯“黄帝的元氏共同踵迹黄、炎,遥拟姬、姜,从而巩固西魏以周自喻的政治象征体系”。在这里,炎黄神话被用以遮蔽华夏中心与边缘的族群边界,诠释政权、疆域的合法性,以确保王朝政治秩序的稳定与权威。北魏朝廷在平城时期,先后有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和文成帝拓跋濬先后前往涿鹿祭祀始祖黄帝,也有维系王权稳定之意。

随着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的深入及朝廷迁都洛阳,华夷共祖的观念不再囿于皇族,贵族阶层也纷纷效仿皇家的祖溯炎黄、尧舜禹之举。魏熙平三年(518)《尧遵墓志》称:“君讳遵,字延寿,上党长子人也。氏胄出于帝尧。”又正光二年(521)《杨琏墓志》云:“君讳琏,恒农胡城人。三皇之后,轩辕之苗胄,五帝之苗典。”更有甚者还建构出一个“远古圣王+中原王朝”遗胄的家族世系来,北魏正光五年(524)《元宁墓志》载:“君讳宁,字阿安,河南洛阳人也。其先唐尧之苗裔,汉高之胤胄,孝章帝之后。”其将家族历史根植于华夏文化体系内,虽是政策推动的结果,但也体现出对华夏民族的自觉认同与融合。除华夏周边非汉族群体外,华夏域内社会中的家族通过“得姓”构建祖源记忆,与炎黄建立血缘联系也是中古时期普遍存在的现象。唐代“诸儒言氏族皆本炎、黄之裔”的社会风气更甚,当时诸儒皆言本炎黄后裔,其后或以官、或以国、或以王父之字而易他姓。炎黄、尧舜禹等神话也被进一步转化为祖源历史叙事,成为诸姓家族世系建构的历史起点。究其缘由,不仅与古人的尚古传统及其对华夏神话叙事的接受有关,也与中古时期流行的门第观念密不可分。自曹魏起,随着世家大族势力的持续扩张,崇尚阀阅的社会风气逐渐盛行。各名门望族将家族荣辱与个人仕途捆绑在一起,借祖源崇饰标榜家族历史的绵长与显赫,以汲汲于自身的政治文化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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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帝图

三、神话的道教化与佛教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事频仍、民生凋敝,导致政治危机与思想信仰危机不断加剧,社会上遁世超俗之风渐炽。经年战乱中士人为寻求解脱,或寄情于山水,越名教而任自然;或玄思冥想、遁入佛门;又或炼丹修术,专注于神仙导养之法,在情礼驳难与佛道之辨中促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多元思想文化生态。是时道士、佛僧为宣扬本派教义,也常借盘古、黄帝、西王母等神话申述己论,并据其所需对神话重加评骘、编次整合。

道教对神话的改造利用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借黄帝、大禹等古圣王建构道经的权威性与神圣性。灵宝派基于本派发展与教义传播的现实需求,创造性地将黄帝、大禹塑造为道门经典的传承者,称大禹:“巡守于钟山之阿,得黄帝、帝喾等所受藏《上三天太上灵宝真经》。后游会稽,更演解灵宝玄文,撰以为《灵宝文》。”试图借上古圣王之名来确立灵宝经的权威。为了进一步强化灵宝经的神圣性,又将黄帝得道说成是受灵宝经之故:“昔黄帝受之,上为太乙帝君,携五帝同时升天,上仙之道也。”葛洪在论及灵宝经仙术时,也借孔子之口称:“此乃灵宝之方,长生之法,禹之所服,隐在水邦,年齐天地,朝于紫庭者也。”黄帝受道升天、位列太乙帝君,大禹年齐天地、朝于紫庭,都归于灵宝经,进而提升了灵宝经的宗教权威,使其在传播过程中既获得了世俗层面的文化认同,又契合了宗教信仰的神圣性诉求。另一方面将黄帝、颛顼、西王母等上古神话人物纳入道教神仙谱系。魏晋南北朝道教各派系中,上清派对神仙体系的建构用力最多。南朝梁陶弘景感道派神仙信仰博杂,按尊卑等级对神仙排定位次。《真灵位业图》中紫微元灵白玉龟台九灵太真元君(西王母)排列在二等位业,下统30位女仙。第三等级以太极金阙帝君为主神,统领玄圃真人轩辕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夏禹等,这些古圣王或受《灵宝五符》、或服九转神丹、或受钟山真人《灵宝九迹法》而证道登真。五代杜光庭《墉城集仙录》辑录37位女真飞升事迹,仿官制而立女仙谱系。陶弘景将上古圣王、儒家先贤、道教领袖等收编于同一神系,以及杜光庭将女仙编次排列作传,皆是道教应佛教东传之变,为拓生存空间而开展的文化调适。

佛教作为外来宗教,众僧为确立佛教文化主体性、增强影响力,也有意通过改造、重述上古之事来促进佛教义理的传播与接受。如敦煌残卷《天地开辟以来帝王纪》将伏羲女娲兄妹婚叙事与佛教“劫灾”观念结合,强调洪水因“人民之恶”而起,伏羲女娲因“有德”而存命,借此将佛教义理杂糅于上古神话中。另外,《须弥四域经》也将伏羲、女娲改造为“宝应声菩萨”与“宝吉祥菩萨”,用以解释印度佛教的宇宙观。除上古神话人物外,神山也在佛教的附会范围内。汉译佛经中,佛僧常借“格义”之法将须弥山或阿耨达山对译为昆仑山,借以阐发教义、宣扬佛法。唐以后随着佛教的发展壮大,须弥中心说一度取代昆仑中心说,重构了华夏中心的世界观。佛教对神话的利用与改造,既是宗教传播的策略需求,也是文化调适的必然选择,其通过神祇的融合、宇宙观的重构,不仅完成了自身的本土化,也重塑了中国的神话体系与神灵世界。

四、文学创作对神话的演绎

中古时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自晋迄隋,多鬼神志怪之书,唐代文教昌明,承六朝志怪之风,传奇之作蔚为大观。神话作为文学创作的“元叙事”,常被文人用以表达灵怪玄思,寄寓才情雅志,高蹈政治理想,舒泄际遇愤懑。中古时期,文人文学对神话的演绎主要集中在小说(志怪、唐传奇)与诗歌两方面。

魏晋南北朝《博物志》《列仙传》《汉武帝内传》等志怪小说书写下,西王母常与周穆王、汉武帝宴饮酬唱,或瑶台对酌,或七夕受经;唐传奇《嵩岳嫁女》更是记有西王母与唐玄宗月宫听乐一事。仙凡际会中,群真毕至,于筵席之间各述修真之妙、飞升之缘,从而将道教仙境想象与上古神话熔铸于同一叙事体系。这一经典的“神君相会”叙事模式,以“瑶池宴饮——仙凡对话——授受秘术”为策略,既暗含了君权神授的政治隐喻,又寄托了延年长生的生命诉求。除志怪传奇外,五代道教文学中也有对西王母女仙叙事的记载。杜光庭《墉城集仙录》作为最早的女仙传记专集,其卷一《金母元君》不仅详载了西王母成道、降真、授经等圣迹,更为其五女别立仙传(《南极王夫人》《云林右英夫人》《紫微王夫人》《云华夫人》《太真夫人》),构建出体系完备的女仙谱系。杜氏释名云:“女仙以金母为尊,金母以墉城为治。”试图将西王母塑造为统御昆仑仙阙的至尊女神。仙传中,西王母先授黄帝神符,助克蚩尤于涿鹿,后授黄帝成仙之道;复遣使授舜帝白玉环以彰天命,赐大禹疆域图而拓九州。此番描述既彰显了西王母作为女仙之首的崇高地位,也确立了墉城在道教仙境中的核心地位,可见杜光庭综罗女仙道脉之意。总体而言,中古时期志怪传奇、各类仙传对西王母的书写,目的有二,一是通过宣扬道门灵验,来说明仙道可求、长生可期;二是建构道教女仙谱系,维护道门礼仪。

西王母作为女仙统领,也是文人诗赋创作的征引对象。韩愈《读东方朔杂事》通过戏谑化西王母、东方朔二者关系,直指中唐宦官擅权(“摄身凌苍霞”)、君臣失序(“诋欺刘天子”)的政治现实。韦处厚《盛山十二诗•桃坞》则以桃自比,借“终期王母摘”之语,以寄庙堂之思。李白《寓言三首•其二》则以“三青禽鸣舞瑶台”暗讽趋炎附势之臣,借“王母欢心”影射当时后妃干政之弊,托精卫“衔木空吟”之态自况寒士失意。中晚唐时期,士人更是突破传统仙道叙事框架,将西王母进一步世俗化与艳情化。刘禹锡《和乐天柘枝》写舞姬容姿艳逸、舞态翩跹,诗末以西王母为衬,凸显舞姬舞毕翩然之姿。李商隐《瑶池》则将西王母描写成一位苦等周穆王的闺怨妇人,暗讽求仙之虚妄。不仅是西王母,嫦娥、娥皇女英等女神,也都成为士大夫寄寓个人情志、承载缱绻情思的情感投射。李白《把酒问月》中,嫦娥孤栖明月,尽显高士情怀;刘禹锡《潇湘神》则以斑竹枝泪痕点点之咏,书写了娥皇女英的缠绵相思。事实上,中古时期文人诗赋创作下的神话,多是撷取神话中的经典母题,借助抒情、反讽、戏拟等手法,或自况身世遭际,或寄托庙堂宏愿,又或抒发宦海幽怨、寄寓个人哲思。

综上所述,中古时期的神话思想呈现出四个基本特征:其一,政治伦理化。中古时期,神话进一步与王权政治相结合,被纳入“德命相承”的政治叙事之中,成为统治阶层构建政权合法性、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话语,其本质是基于现实诉求的政治实践与知识再生产。其二,承变一体化。“承”指承续性,即对传统神话母题、人物、叙事框架的继承;“变”指变异性,体现为在传承过程中为适应时代需求而进行的改造;“一体”则强调二者并非彼此割裂,而是辩证统一、共生交融的关系。中古时期,皇甫谧、司马贞等人因循先秦两汉重构古史之法,综观经史,兼采众说,构建起符合当时需要的古史神话系统。然其若要满足时代之需,则必进行改造,寓新创于旧典,故虽承神话之脉,亦有异质之变,体现出中古时期神话思想“承中有变、变不离宗”的一体化特征。其三,宗教谱系化。佛道二教通过赋仙职、造名号、入神谱等方式,将伏羲、西王母、黄帝等神话人物纳入自身的信仰体系中,赋予其救护苍生、统摄仙真等职责,从而形成一套自洽的、统一的教义体系。尤其是道教上清派,效仿人世官制,将诸多神话人物分类、分级、分职,构建出阶序整饬、分职有度的神仙谱系,从而强化了本教的神圣性与权威性。其四,文学世情化。文人通过解构神话意象、消解神圣性叙事,将其熔铸为观照现实的文学镜像,或驰骋于灵怪玄思、或隐喻坎坷际遇,又或抒仕途沉浮之慨叹,使之成为承载世俗情感与社会批判的文学载体。可以说,中古神话思想不仅展现出古代社会秩序构建过程中的政治智慧与治理逻辑,同时也蕴含了古人的情感期待与审美理想。因此,从思想史视角考察神话在历史进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价值观念与话语实践,对探索中国神话文学思想的演进规律、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华文明深层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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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神话思想的政治转型、话语合流及稳定功能

【作者】张勤,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艺术人类学、民间文学及民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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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中国帝制社会后期文化整合与观念重塑的关键阶段,其神话思想与实践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质。它既不同于上古时期服务于部落联盟或王权起源的“怪诞之言”,也区别于中古阶段佛道二教侧重彼岸世界的宗教寓言,而是演变为一套深入王朝治理、社会伦理与日常信俗的制度化、功能化叙事体系,有机整合了国家政治、道德教化与民间文化三重维度。以宋真宗朝为代表的“造神运动”,通过构建以“史”为载体的官方话语和以变文、话本等为载体的民间话语,在两套话语体系的相互支撑与转化中,共同塑造出赵宋王朝神圣叙事的超稳定结构。该结构根植于中国神话的传统信仰,在宋代特定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与三教合流的背景下,依托“异兆—礼制—谱系—文学”的生成链条,实现了神话符号向贯通朝野的叙事话语系统的成功转型。

一、宋代合法性焦虑与神话思想的政治转向

赵宋立国伊始,便笼罩在对其政权合法性质疑的阴云之中。外部与辽、西夏、金等异姓政权长期对峙,内部因真宗继位过程中兄长子嗣相继早夭而引发的疑虑,共同酿成了深重的政治焦虑。由此展开的“造神”运动以及赵宋王权“天尊”的神话/祖先谱系的构建,作为弥合政权裂隙、充实正统叙事的关键要素,逐步进入历史本纪的叙事体系。诸如“先令汝祖赵某授汝天书,将见汝,如唐朝恭奉玄元皇帝”,此类“黄帛天书”“圣祖降神”等仪典运作并非为了仿照古代封禅礼制而来,而是借助始祖垂训的铺垫,达成“镇服四海,夸示外国”而稳定政权的目的。“癸卯,大军出爱景门,纪律严甚,众心稍安。军校河中苗训者,号知天文,见日下复有一日,黑光久相磨荡,指谓太祖亲吏宋城楚昭辅曰:‘此天命也。’”从“汝祖赵某授汝天书”,到天上“黑光久相磨荡”,再到宋太祖的“亲吏”认可其神异,始于异兆纷呈,终于得授天命。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神话新构,不再是简单的仿古复礼,而是对政权合法性危机的直接回应。

之所以要借重于始祖,对以宋真宗为代表的赵宋王权至关重要,因为“黄帝苗裔”的血统论效能已大大削弱。一方面,五代乱局导致制度与道德双重崩坏,远古帝王神话失去约束力;另一方面,辽、西夏等政权同样利用“五帝”谱系论证自身合法性,如耶律氏自称:“考之宇文周之书,辽本炎帝之后,而耶律俨称辽为轩辕后。”共祖叙事之下,神话始祖已经是各邦国乃至臣僚四民的共祖,宋廷需构建一套专属的“受命于天”的神话体系以凸显自身独一无二的正统性。

另外,尽管“陈桥兵变”结束了五代十国的乱局,但是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辽、金、西夏等已经利用中原内乱、凋敝之机获得了喘息与发展的机会。在宋朝初建之际,地缘政治形势不容乐观。北宋在长城以内与契丹、党项等少数民族政权对峙,始终不能够再现盛唐时期的恢弘国力以及边境的长治久安。可以说,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原王朝朝贡体系在北宋初期不复存在。尤其在澶渊之盟结束后,宋辽虽息战和亲,但是“契丹要求无厌”,让宋廷内部满是对“城下之盟”的贬抑情绪,军事与外交的双重困弊成为摆在宋初统治者面前亟需解决的问题。由此展开的“天书封祀”运动,通过神迹制造和仪典运作,将王权合法性从“血缘共祖”转向“始祖直授”。从天书三降、泰山封禅到西祀汾阴,其核心逻辑是一条清晰的“异兆—天命”建构之路,最终通过《先天纪》等文本将赵氏始祖确定为轩辕黄帝化身,确立了独特的天命降授的神圣叙事。

二、官方话语体系:制度化与礼制化的神圣建构

官方话语体系是宋代造神运动的核心机制,旨在将瞬时神迹转化为永久性国家制度与历史叙事,主要通过历史编纂、国家礼制和官僚实践三个层面展开。

首先,国家礼制将神话符号仪式化与空间化。《宋史•真宗本纪》载:“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乙丑,有黄帛曳左承天门南鸱尾上,守门卒涂荣吿,有司以闻。上召群臣拜迎于朝元殿启封,号称天书。”这一事件标志着赵宋王朝系统性“造神运动”的肇端,其意义远非单次祥瑞之现,而是官方主导的以“瑞应”建构政权神圣性的关键起点。真宗朝通过天书叙事与公开迎奉仪典,将神异事象转化为天命降授的象征,从而为后续封禅、圣祖降神等一系列行为奠定合法性基础。夹杂传说内容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详载了真宗梦境与神人降谕。封禅期间,“泰山虎患自息”“池水变紫”等祥瑞频现,乃至“蝗不为灾”“诸路丰稔”等政治性表述,均被纳入礼制建构,以完成政治权威的神圣化阐释。

与此同时,泰山封禅将“天书”植入仪式核心,标志着神话与国家礼制的深度融合。该年十月,泰山封禅正式开始。“辛亥,享昊天上帝于圜台,以太祖、太宗配。命群官享五方帝诸神于封祀坛,仪卫使奉天书于上帝之左。”把“天书”直接纳入封禅礼仪核心。此后,在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玉清昭应宫的修建、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圣祖”赵玄朗追封“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圣像铸造与奉迎等一系列举措,将赵宋王室嵌入道教神系,实现“血统”与“天统”的同构。大中祥符四年,“诏以六月六日天书再降日为天贶节。”此节的设立,更将政治事件转化为全民节俗,强化了“受命于天”的叙事模式。

当然,赵宋王朝统治神圣性的确立还离不开史传文学的书写。宋真宗命王钦若等撰《先天纪》,并亲撰序文曰:“盖闻幽通造化,是谓神功;胥洎范围,斯云圣迹。若乃六合无外,亿世相因,仰之若日星,遵之若绳墨,上宾之御,默赞于高旻;长发之祥,隆兴于丕绪。故当遹追盛烈,昭示群伦,广五典之阙疑,为六经之首冠者也。”开篇以“幽通造化”等道教语汇统合宇宙论与王权叙事,明确提出要“广五典之阙疑,为六经之首冠”,意在将“先天”圣王历史纳入儒家经典体系,为《先天纪》定下融合道教神学与儒家正统的叙述基调,其根本目的是为系统构建“黄帝—赵玄朗—宋真宗”的承继谱系提供形而上的依据。该书在编纂策略上有意弱化宋之前各朝源自黄帝的世系,着力突出“思祖德之垂鸿”“表孙谋之继志”,将黄帝从共祖重塑为赵宋独据、赵玄朗支脉的神圣起源。此举通过“书写定型”,使新叙事获得经典权威性,成为后世的“历史真实”。

官僚体系的全面参与确保了神话实践的制度化。宰相王旦担任“天书仪卫使”“封禅大礼使”等十余职。《涑水记闻》中对此有详细记载。该书卷七云:
大中祥符元年,天书降,以旦为封禅大礼使,又入为天书仪卫使;从登封泰山,迁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同平章事;受诏作《封祀坛颂》,迁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及祀汾阴,以旦为汾阴大礼使,还,迁右仆射、同平章事;受诏作《汾阴祠坛颂》,上更欲迁旦官,旦沥恳固辞,乃止加昭文馆大学士及增功臣而已。及圣祖降,又加门下侍郎;玉清昭应宫成,以旦为玉清昭应宫使;铸天尊铜像成,以旦为迎奉圣像大礼使;宝符阁成,又为天书刻玉使;车驾幸亳,以旦为奉祀大礼使。上以兖州寿丘为圣祖降生之地,于是处建景灵宫,以旦为朝修使;宫成,拜司空。《国史》成,进拜司徒。天禧元年,进拜太保,并同平章事。圣祖上尊号,以旦为太极观奉上宝册使。

不仅王旦,宋真宗时期另一位权臣王钦若,从“密谕钦若”到泰山封禅时“增建庙庭”,继而“封禅礼成,迁礼部尚书,命作社首颂,迁户部尚书。从祀汾阴,复为天书仪卫副使,迁吏部尚书”,屡次迁转要职。二王的经历表明,“造神”事务已被纳入官僚升降依据,神话生产成为国家行政的制度性运作,从而增强其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宋真宗朝“天书下降”等吉兆祥瑞被视为黄帝降赐之“鸿仁”,以“知开先之有自”勾连古今,形塑赵宋政权承继黄帝道统的必然谱系。而命王钦若等广搜群籍、“缵集成书”的行为,则是通过系统性的历史编纂,将这一重构的神圣世系予以“书写定型”,使其嵌入正统史传序列,以期获得与儒家经典等同的权威性,最终完成“从异征到谱系”的官方话语闭环。尤为关键的是,黄帝在传统史传中作为华夏共祖,其创世圣王之神格始终居于统绪核心——自《大雅•生民》述后稷“肇祀”,“天赋神权”与“君主体德”始终交织于王权建构过程。从孔子“敬鬼神而远之”到董仲舒“天子受命于天”,君权天授的血统论虽为王制基石,但“天”在授予天命后通常隐退,并不直接干预现实治理;王朝治乱兴衰,亦多归因于君主德行而非天意。然而这一传统政治阐释模式,至宋代被真宗朝以“圣祖—天书—祥瑞”叙事所改写。既然赵氏始祖被认定为轩辕黄帝化身的赵玄朗,则赵宋王朝之治乱遂不再仅系于君主个人德性,而是直接体现“天”的意志。赵宋统治集团通过“天命直授—圣祖降神”的神话叙事,构建起一套天意持续临在、直接介入政权运作的新型王权理论,从而在其既有神圣性与合法性基础上,进一步建立起一套具有宋代特色的神权政治阐释体系。

三、民间话语体系:道德性与宗教性的叙事转化

如果说源自赵氏官僚集团“造神运动”所构建的官方话语提供了权威性,那么民间话语体系则负责将这些权威叙事转化为社会基层能够并乐于接受的话语形式,使其真正扎根于民众社会,并通过通俗文学、地方信仰和伦理教化实现传播。这一转化过程深植于宋代“三教合一”的思想文化背景之中,儒家伦理、佛教因果与道教神明观念相互融合,共同构建了一套适用于民间社会的道德化与宗教化的叙事体系。宋真宗敕令设天贶节,将赵氏圣祖塑造为天下共祖,扎根于民众信俗中,正体现了三教合流背景下国家叙事与民间信仰仪式的结合。地方神祇信仰与祠祀活动的整合,是神话叙事走向宗教性和道德性的重要途径。真宗下令全国州府的天庆观增建圣祖殿,并推崇“真武大帝”信仰,使国家敕封的神灵取代或整合地方性神祇,成为各地共同的祭祀对象。这一过程将统一的官方神话通过地方祠祀网络渗透到帝国疆域的各个角落,在宗教和道德两个层面的实践中强化了民众对赵宋王朝的文化认同。

除了依托祠庙系统的信仰实践,通俗文艺同样以鲜活生动的叙事形态,将政治神话转化为民众喜闻乐见的故事情节,推动官方叙事的民间化与道德化。通俗文学成为神话叙事的关键载体。《大宋宣和遗事》将宋太祖附会为“火德星君、霹雳大仙”下界,降生时“红光满室,紫气盈轩”,融合道教符瑞与儒家仁义,既赋予政权合法性,又契合了民间审美偏好。同时,故事强调宋太祖“除凶去恶,长治华夷”的道德功绩,反映三教合流背景下神圣叙事与官方教化的深度融合。

通俗文学承担了神话伦理化的功能,“孝”作为儒家核心道德与政治合法性的关键结合点,同样被民间话语巧妙地吸纳与再阐释。“孝道”作为赵宋德政象征,亦被民间话语吸收转化。“金匮之盟”故事虽属官方史学建构,但强调的“孝悌”与“顾全社稷”伦理,迅速被民间转化为道德典范。王禹偁在《建隆遗事》中已有阐说:
太祖孝于太后,友爱兄弟,旷古未有。万机之暇,召晋王、秦王。……及皇子南阳王德昭、东平王德芳及上子也。及皇侄、公主等,共宴太后阁中。酒酣,上白太后曰:“臣百年后传位于晋王,令晋王百年后传位于秦王。”后大喜曰:“吾久有此意而不欲言之,吾欲万世之下闻一妇人生三天子,不谓天生孝子成吾之志。”

此类叙事将复杂的权力传承问题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孝道故事,借助神话思维中的天命与德行互动模式,为民间提供了理解政治并参与道德实践的话语模板。“孝”成为赵宋王朝初建,根基未稳之际权利过渡最好的诠释。

帝王因“孝”完成了权利过渡,对民间社会而言“孝”是社会治理的要道,在此背景下出现了一批宣传忠孝思想的通俗文学。尽管故事题材各异,但共同将“孝感天地”“善恶有报”等伦理观念融入民间社会,通过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借助神秘应验、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神话叙事,将官方倡导的道德伦理转化为宗教信俗中具体的行为规范和具身的情感体验,完成了伦理价值的宗教化叙事。譬如北宋时期《目连救母变文》,在《佛说盂兰盆经》基础上,详细增补青提夫人因悭贪堕地狱的经过,将佛教戒律与世俗道德训诫相融合。其韵散结合的叙事手法,既具有佛教义理,又融入儒家伦理。如奈河场景的韵文渲染地狱惨状,散体推进业官查案、地藏指引等情节,最终目连通过诵经忏悔使母亲得救,体现“孝感天地”的观念,完成宗教伦理向民间教化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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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连救母水陆图(局部)

这种将儒家伦理与宗教思想相融合的叙事转化模式,不仅体现在“孝道”主题的文学创作中,也深刻影响着历史人物在民间的形象重塑与信仰传播。历史人物故事的崇奉与流变同样体现这一特点。关羽形象在宋代从史传的忠义典范,经官方敕封,如“忠惠公”“武安王”和佛道二教的重构,张商英《重建关圣帝庙记》称其“永护佛法”,成为兼具儒家忠义、佛教护法与道教神格的多重符号。民间出现了专门讲述三国故事的“说三分”和影戏,将关羽形象推向更广泛的受众群体。《东京梦华录》卷五中描绘“京瓦伎艺”中有“霍四究,说《三分》”,张耒笔记《明道杂志》则记载了京师富家子对关羽故事着迷:“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辄为之泣下,嘱弄者且缓之。一日弄者曰:‘云长古猛将,今斩之其鬼或能祟,请既斩而祭之。’此子闻甚喜,弄者乃求酒肉之费。此子出银器数十,至日斩罢。大陈饮食如祭者,群无赖具享之。”富家子因观看“斩关羽”影戏悲泣难抑,甚至出资延缓剧情,足见关羽故事已深入市井情感。在这一过程中,民间话语体系将官方所推崇的忠义伦理与道教神灵形象、佛教护法身份融合起来,构建出关羽亦人亦神的忠义符号。尽管后世“关公斩蚩尤”等情节成型于元明,其观念实根植北宋三教合流的文化土壤。

概括而言,宋代的神话思想与信仰实践通过“官方—民间”双重话语体系的互动与合流,完成从超越性叙事向制度化文化装置的历史转型,形成以“天命—治世—教化”为核心,具有相似性的神话“分形结构”,实现意识形态的深层稳定。官方话语以史为纲,通过历史编纂、礼制建构和官方实践提供合法性背书;民间话语以情为媒,借助通俗文艺、地方祠祀等系统,将政治神话转化为道德故事与信仰实践。二者在相同的思想结构下形成多层次叙事统一体,从政治“圣祖—天子—民众”构造,道教“天命—修行—济世”模式,到民间“许愿—还愿”情节,皆体现神话叙事和神灵信仰的延展性与稳定性。

这种“器变道存”的神话生成机制,使宋代神话系统在保持核心结构稳定的同时,具备因时因势的适应能力。它不仅将政权合法性基础从血统重构为天命,更在国家、社会与个人三个层面发挥整合功能,成为贯通政治权威、伦理教化与日常信俗的文化资源。这一转型不仅巩固了赵宋思想统治,也为后世提供了神话政治化与伦理化的深远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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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话思想的现代性重构(1840—1949)

【作者】祝鹏程,法学博士(民俗学),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曲艺学、神话学、民间文学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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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后,中国走出“天下”,进入“世界”,从传统王朝转型为现代国家。这一时段的神话思想与实践活动,在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建构进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一系列重要的事件,如: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海外神话理论译介,现代国家建构和启蒙精神等影响下的神话学学科建构和思想表述,20世纪20年代神话研究热潮,30—40年代抗日救亡中的神话重述及调查研究,近现代经典神话符号的阐释与利用,现代学科与媒介影响下的神话典籍整理和文艺作品出版等,均对中国神话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期间涌现出诸多代表性的学派、观点、人物与重要成果,生动体现了近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与思想创造之间的紧密关联。

因此,为深入考察现代神话思想的发展脉络,就需要突破传统思想史的窠臼,深入剖析“神话”在近现代中国的知识生成机制、接受过程与转化实践,并揭示其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思想启蒙以及社会动员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考察中国神话思想在近现代的重构

近代以来知识体系的剧变,成为重构神话思想史的关键动力。近代知识体系深刻影响到当时人对神话的认知和知识生产。

首先,社会转型促成了多元的知识生产主体。传统社会神话知识的生产主要掌握在巫师、史官、宗教人士手中,服务于王权合法性建构、宇宙秩序解释、宗教实践与道德教化。在晚清到民国的急剧社会转型中,知识生产主体迅速多元化与分化:基于建构政权合法性的需要,新兴民族国家政权有意识地筛选、改造、推广特定神话符号(如黄帝、炎帝、大禹、龙、凤等),将其纳入国族叙事和教育体系,生产服务于民族认同与国家建构的政治知识。文化上,现代知识分子引入西方人类学、民俗学等学说,对神话进行“科学化”研究(如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学派、闻一多对中国人图腾的研究)或“启蒙化”改编(如郭沫若的《女神》)。大众传媒与商业资本通过报刊、广告、电影、戏曲、通俗读物等媒介,将神话元素进行通俗化、娱乐化地传播,生产大众消费性知识(如1928年刘筱衡、孟春帆等编剧的连台本京剧《开天辟地》)。民间社会则持续在地方信仰、节庆、口头传统中吸纳神话,形成地方性知识,并有选择地接受其他主体对神话的改造。不同主体基于各自的立场和科学、信仰、商业、审美等目的,进行神话知识生产,彼此间存在竞争、协商、渗透甚至冲突。近现代神话思想史正是这些多元知识生产力量博弈与融合形成的。

其次,神话思想、知识的价值和社会功能也发生了转变。伴随着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国家的转型,神话不再是传统经史视野下的“圣王信史”,也不再是被儒家斥为“怪力乱神”或“稗官野史”的边缘话语。在民族救亡、文化自觉与身份重构的时代洪流中,神话被重新“发现”并推至前台,一跃成为民族文化认同与精神建构的重要基石,被赋予了一系列关乎民族存续与文化尊严的关键功能:如茅盾、闻一多、芮逸夫等学者努力从《山海经》《楚辞》《淮南子》等古籍乃至少数民族活态神话中求索,以神话印证中华文明起源的“辉煌宏大”与“自成体系”。也有一批学者借助神话展开对中国文明反思,如胡适与鲁迅对中国神话为何缺乏系统性的讨论,批判锋芒直指儒家文明的“实用理性”对中华民族想象力的遮蔽和压制,认为“重实际而黜玄想”的民族性和儒家“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导致中国神话不发达。这些反思无疑带有浓厚的文化批判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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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神话与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二、探讨神话学科的形成与神话思想生产的关系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宏大历史浪潮中,西方的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学科理论与概念被系统性地引入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神话”概念(Myth)得以确立并被广泛接受,取代了传统文献中“怪力乱神”等贬义的表述。现代学科意义上的“神话学”(Mythology)也应运而生,现代学术方法与学科体系为神话思想注入了全新的内涵,一整套现代人文社科学术方法被引入神话研究领域,彻底革新了传统的考据式研究。现代学术分科为神话研究提供了制度性框架和专门术语(如“图腾”“母题”“原型”)。学者们在这些框架和规则下进行知识生产、交流与评价,逐渐形成了关于中国神话的专业化、系统化的学术话语体系,这本身就是神话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者运用进化论人类学(周作人)、历史文献学(顾颉刚)、文学(鲁迅)、唯物史观(郭沫若)等多元理论工具,对中国庞杂的神话材料进行重新审视、系统整理和科学阐释。这场变革极大地拓展了神话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使神话成为理解中国早期文明、民族心理和社会结构的重要窗口。

中国神话学深受西方话语的影响,18-19世纪的西方汉学家与传教士,如马若瑟、艾约瑟、文仁亭等尤其扮演了重要作用。而这些人在进行表述时,往往暗含了西方中心论与殖民话语,因此,有必要揭示其研究动机(如证明中国“无神话”或“文明/神话/想象力劣等”),从而为发掘“汉学主义”视角蕴含的意识形态,理解中国学者后续的“重构神话的焦虑”奠定基础。

因此,我们有必要展开跨语际实践的剖析,考察英文“Myth”→日语“神话”→中文“神话”的翻译链条,以及与之相伴的理论旅行与意义嬗变。重点分析蒋观云、梁启超等人在译介过程中的“意义误读”与“创造性转化”。追问中国学者是如何接受这一西方文学/人类学概念,并以此解读中国文献传统的;其预设的“神话/历史”二元对立的框架,如何影响到中国学者(如顾颉刚、茅盾)在古籍中进行符合西方范式的“辨伪”与“拼凑”,以证明中国“曾有”或“应有”一个系统的神话体系,等等。

此外,还需要进一步展开话语权力批判,深刻反思中国神话学者在接受西方话语过程中所造成的认知本土神话的困境。指出中国学者在接受“神话”概念的同时,也内化了其评价标准(如体系的完整性、与古希腊罗马神话的相似性),导致在西方预设的框架内进行“自我证明”,遮蔽了中国叙事传统的独特性与复杂性。

从某种程度上讲,“神话学”即“神话意识形态”,故可以将“神话学”本身视为现代性知识建构的产物,是特定意识形态驱动下的学术实践。因此,每一种研究范式背后,都蕴含着特定的政治与文化诉求。在此基础上,我们再去分析晚清以来中国神话学的各个有影响力的学派,如进化论的人类学、泛巴比伦学说、疑古学派……自然会发现它们立论背后的思想根源,从而能更全面、动态地展现其神话思考的复杂面向与内在张力,也展示出不同学者对同一时代核心问题,如建构民族精神、重塑历史真实、熔铸人文精神、展开中西文明比较的回应,清晰呈现时代思想的焦点。

三、追踪神话思想与知识的社会化进程与效应

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提出,既往思想史的书写往往存在着过分强调精英思想,忽视了对“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的关注,从而造成知识精英与普罗大众之间思想观念上的断裂。这一点,在近年来的一系列借鉴社会史方法撰写的著作中得到了一定的修正。神话思想史的研究亦然,传统研究多聚焦于典籍文本、精英阐释与哲学化解读,相对忽略了神话在更广阔社会层面,如民间信仰、日常生活、节庆仪式、口头传统、通俗文艺中的鲜活存在形态及其承载的民众观念与情感。因此,探讨神话思想史,必须超越纯学术史,将研究延伸至知识生产的下游——社会传播、大众接受与实践领域。

前文提及,晚清到民国时期的神话有着鲜明的“致用”的功能。这就意味着神话不再仅是学术研究的对象,而是被政权、知识分子、商业部门、民间社会等不同主体依据各自诉求进行选择性接受与转化的对象。其“致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层面。

其一,教育场域的争夺。晚清以降,经过民族主义者的阐释,神话被赋予了象征民族文化的作用,且在周作人等学者的期待下,被赋予了激发想象力、启迪智慧的功能。但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如邰爽秋)则强调神话中的迷信因素,认为其可能使想象流于空幻、妨害正当的思想锻炼,且还容易灌输许多错误观念。两种观念背后是“科学理性”与“人文关怀”、“启蒙工具”与“封建迷信”的深层价值冲突。

其二,文艺创作的转化。近现代文艺的繁荣带动了基于神话素材的文学创作。考察神话被改编融入小说(如钟毓龙《上古神话演义》、鲁迅《故事新编》)、诗歌(如郭沫若《女神》、冯至《蚕马》)等现代文学,以及戏曲(如齐如山编剧的《嫦娥奔月》《天女散花》,刘筱衡、孟春帆等编剧的《开天辟地》)等文艺形式的策略,分析主创者如何注入时代理念、完成新旧间的审美转化,解读其娱乐、教化、民族精神宣扬等社会功能,并考察公众反响,可清晰展现神话从书斋走向大众的路径及其社会文化效应。

其三,神话经典符号的呈现。晚清至民国时期,一批神话人物,如黄帝、炎帝、女娲、伏羲、龙凤、嫦娥、精卫等,超越了原始的叙事语境,被高度提炼、抽象化,成为具有深厚历史底蕴和情感共鸣的经典文化符号。这些符号因其强大的象征潜力和广泛的认知基础,成为各方力量竞相争夺、阐释与重塑的对象。如晚清以来,同盟会出于民族革命的需要,将炎帝、黄帝等作为汉族的始祖加以祭祀;抗战期间,“嫦娥奔月”的意象被吴祖光、谭正壁等人赋予了反抗强权、追求光明的象征意义。对于这些符号意义的生成过程进行详尽的分析成为研究的题中之义。

借助注重知识生成下游的视角,可以全面揭示神话作为“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在近现代中国转型期的社会文化中的所起到的鲜活作用,弥合精英文本与大众实践之间的裂隙,从而描绘出一幅更为立体、流动且扎根于社会土壤的中国神话思想图景。

结语

神话思想是中国思想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在中国遭遇现代性冲击时,必然会进行自我调适与意义重塑,从而产生了价值意义与知识范式的双重重构。这种重构,是知识精英在古今中西的碰撞中,以现代学科知识重释传统、建构民族文化的一次实践,起到了缝合历史断层、确立文化主体性、重塑民族凝聚力的作用。这种带有科学主义与民族主义倾向的知识生产和思想实践影响深远,既体现了当时中国人对自身族群和文化的焦虑和不自信,又成为其缓解焦虑、获得自信的途径。

中国神话近现代思想史的书写极具挑战性,不仅需要梳理“谁在什么时候研究了什么神话”和“赋予了神话哪些意义”,更要致力于揭示“神话”如何成为一个现代性问题,它如何在民族主义、启蒙理性、学科制度化等现代性建构的冲击下,成为中国知识界回应并积极利用的一个关键概念与文化资源;同时还需要去反思思想如何被权力与意识形态所塑造。从西方汉学的东方主义想象,到日本转译的过滤,再到中国本土的民族主义诉求与思想启蒙目标,神话研究始终深陷于国内外复杂的意识形态网络之中。此外,学术思想与社会实践如何互动也是一个需要深入的问题,“神话”从书斋走向文学、舞台、大众读物,其意义在精英与大众的碰撞中不断被协商、修正,深刻体现了现代中国思想所具有的强烈的社会性与实践性。

近现代中国神话思想史的形成过程,就是一部关于神话的知识如何被不同主体生产出来,并在社会场域中流通,最终参与社会思想文化塑造的历史。它深刻反映了近现代中国知识、权力、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研究近现代中国神话思想史,必须全面绘制1840—1949年间中国神话思想史充满张力的现代性图景,深入剖析其背后的知识生产机制、动力、主体、范式及其社会效应,方能把握其作为“思想史”的深层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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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神话思想史的话语嬗变(1949-2009)

【作者】张多,中国民间文学博士,云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神话学、民间文学、民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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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学的一种文类,“神话”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蕴含文化认同和民族凝聚力的基因。神话中蕴含着传统价值观、宇宙观和世界观。对中国而言,中华神话也是多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果,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过程。

神话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不同时代的人对神话的表述、转化、塑造都反映了特定时代的思想和风尚。因此,系统研究神话在不同时代的“思想史”图景,是透视神话观念本质、深掘神话话语本相的基础性工作。就当代中国而言,其时代所指约为1949年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如果要更加细致地划分,2008—2012年这一段时间表现出政治、社会、经济、文化上更为显著的分界。为了与1949年时间节点的标准范畴相呼应,权且选取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为界分标志。

神话思想史研究,理应包含“神话研究”也即“神话学”的学术思想史,但神话思想史比学术史范畴更广,包含了社会思潮、大众文化和文化话语权等领域。本文探讨的是更具普遍意义的“神话思想史”的粗略线条。

一、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神话话语

20世纪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从落地生根到枝繁叶茂,再到本土创新的百年。马克思主义思想为立体看待中国神话提供了哲学途径,这也是1949年之后中国神话思想史的根本底色。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卷帙浩繁的著述中,多次论及神话。如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在印刷所广场旁边,法玛还成什么?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恩格斯说:“直到现在,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第一个伟大胜利的愉快的记忆,还半无意识地继续存在于民间迷信中,存在于世界上最有教养的民族的残留的异教神话传说中。”马、恩通过将神话祛魅,赋予其生产发展阶段的历史定位,从而将神话对象化。这种对神话的唯物主义观点,成为马克思主义立场之下的神话传播、阐释、研究的意识形态基础。

著名神话学家、神话科普作家袁珂的神话写作,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神话传统相结合的典范。袁珂在1986年所写《中国神话史》的前言中旗帜鲜明地分析了马克思的“神话消失论”的历史语境和表述语境,认为:“我以为学习马、恩经典著作,要实事求是地从他们当时所处的具体环境,针对的具体事物,领会其立论的精神实质,才比较能够融会贯通。若是断章摘句地去理解,而且套用在任何地方,那就难免会成为胶柱鼓瑟、凿枘难通了。”袁珂的古代神话体系建构工作,兼顾了文献考据和文艺审美原则,其材料选取和叙事策略融汇了历史唯物主义理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这是其在大众读者中长盛不衰的主要原因。袁珂的代表作《中国古代神话》历4次增订、多次再版重印,从1950年至今一直是中国读者了解古代神话的权威读物。

如袁珂所言,当代中国社会文化领域一直存在着片面、机械、教条地引述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神话句段,从而狭隘理解马克主义神话观的情形。主要体现为三方面:一是将神话的物质根源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机械地表述为神话的性质是“原始文化”;二是将神话的历史性与矛盾性教条地理解为神话会随着生产力发展而消亡,但忽视了神话作为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神话作为文艺的审美的恒常魅力、神话作为话语资源的变迁转化;三是在论述神话时片面截取“生产力发展——社会关系变革——意识形态转型”的唯物史观逻辑中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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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珂:《中国神话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

马克思主义神话观在当代中国的影响,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历程。早在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奠定了解放区文艺工作的思想基础以来,神话被纳入“民间文艺”领域。这使得1949年之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今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在多民族神话的调查、整理、研究上发挥了体制优势。1978年之后,神话中有关“有神论”“宗教信仰”的问题也随着民众、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的深入逐步厘清,使当代中国神话逐渐呈现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面貌。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20年代,已有不少学者专门就马克思主义对神话研究的参照问题作出专论。这条脉络反映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神话思想领域的活跃状态和务实学风。

二、中国神话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神话是一个民族文化深处的观念内核,因此一个蓬勃发展的民族/文明必然有自己的一套神话体系、神话叙事和神话观念。对中国而言,虽然“神话/myth”概念是一个舶来品,但中华文明的“神话实事”却是内生的。经过中国神话学从1897年到1949年的建构,“中国神话”已经成为一个实际知识领域,内蕴着华夏上古观、民族主义、浪漫主义、浪漫民族主义、文化进化论、古史层累观、现代民族国家观、华夷关系论等多种彼此关联的思想。“中国神话”是构成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部分。

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神话”一方面延续了此前的神话思想,另一方面又体现出更加积极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神话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观念内核。神话是构成从“人民口头创作”到钟敬文所倡“民间文艺”的中国民间文学的核心领域。神话是衡量中国古代文史传统,特别是杨宽等人接续顾颉刚所讨论的“古史辨”议题的重要理论工具和观念素材。神话是中华文明溯源运动中以叶舒宪为代表的文学人类学派的核心研究对象和方法论。神话是现代文化产业变革过程如杨利慧所倡导的“神话主义”研究的典型文化现象。

当代中国神话的话语体系充分体现中华民族的主体性,此前运用西方神话话语检视中国神话的诸多错位得到纠偏。陈连山认为:“从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倡导尊重中国古代文化的独立性,其实可以更好地全面认识人类神话的普遍性,纠正西方现代神话观的片面性。”在这一观念之下,陈连山就“神圣叙事”的讨论认为中国古代“古史”就是一个神圣叙事概念,其与神话并非对立概念。叶舒宪的“四重证据法”也是站在王国维、饶宗颐等前贤基础上,构建中国神话研究方法论的原创。叶舒宪从“证据间性”出发,将活态文化、传世和出土文献、传世和出土文物、图像综合起来看神话。在这方面,丁山的《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陆思贤的《神话考古》和饶宗颐的《西南文化创世纪:殷代陇蜀部族地理与三星堆、金沙文化》等著述,就已经显示了中国神话学者基于中国文化实际来探究神话的“自主神话观”。这些论断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10年代反思西方神话观的思想脉络。

三、国家力量对多民族神话的调查、编译和刊布

20世纪下半叶中国神话思想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对中国神话认识的加深。这种“认识”在最基础的意义上就是对“神话文本”“神话叙事”的认识。站在1949年这一历史节点上看,当时知识界对中国神话的认识,基本上是汉文传世古籍中记载的神话,除此而外,还有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个别学者采录的少量少数民族的神话。

民族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的重点工作,关系到立国之基。随着20世纪下半叶几次大规模少数民族文化调查的深入,大量少数民族神话文本呈现在全国读者面前。第一次是1956—1964年由全国人大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二次是1956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三大系统组织的若干次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调查,其中云南的调查是重点。第三次是1957—1958年在“新民歌运动”背景下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江西、青海等省区开展的民间文学调查,其中以云南的规模最大、成果最丰。第四次是1962年云南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开展的民间文学调查,也有不少重要的神话文本得到采录。第五次是1984—1992年开展的“中国民间文学集成”调查,史称“三套集成”,这是规模空前的一次国家调查,奠定了今天中国神话文本知识体系的主要基础。

20世纪下半叶若干地区的若干次大规模民族调查,发掘了海量的神话文本,极大丰富了中国神话的基础知识,也极大地刺激了知识界、文艺界对神话的思想认识。在此背景下,以李子贤、张振犁、富育光为代表的“活态神话”研究应运而生,而对中国活态神话的认识也是中国神话思想史上极为重要的一笔。

上述采录而来的海量神话文本,有一部分得到刊布。这离不开一批基层的翻译工作者,他们将蒙古语文、藏语文、苗语、彝语文、壮语文、满语文、白语、傣语文、哈尼语、侗语、纳西语文、独龙语、德昂语、拉祜语等的口承神话和文献神话翻译为汉语文。这些各民族的神话文本除了集结或单行出版,还在《民间文学》《山茶》等刊物刊载,催生了一大批出版机构、期刊社。

四、跨越世纪的两次“神话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有两次“神话热”。第一次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开始活跃,大量西方学术思想和理论方法被译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文化产业发展都达到高潮,史称“文化热”。在此背景下,“神话”作为人文社科的核心研究对象以及文化产业的重要资源,也迎来了传播、创新、研究的繁荣期。张振犁、李子贤、乌丙安、富育光、武世珍、杨知勇、潜明兹、刘锡诚、马昌仪、萧兵、王孝廉、叶舒宪、吕微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崭露头角的神话学者。这一时期,大量西方神话学理论如结构主义、原型批评、精神分析等涌入,同时学术界也就马克思主义神话问题开展了大讨论。大批日本神话学和民俗学者因“照叶树林文化带”思潮到访云、贵、川,带动了西南少数民族神话调查研究的风潮。这一时期,动画片《哪吒闹海》《女娲补天》《天书奇谭》等相继问世并获得许多荣誉。《封神榜》《坚忍不拔》《小龙人》等神话题材电视剧热播。大量中西神话读物逐渐成为儿童读物市场、畅销快销书市场的新宠。

第二次“神话热”是在21世纪一二十年代,这一时期以《山海经》成为显著的文化产业IP为标志,一批围绕着《山海经》的影视、网络文学、网络漫画、动画电影、微电影、短视频、长视频、绘画雕塑创作、音乐戏剧创作、纪录片、AI网络剧井喷式爆发。此外,诸如《哪吒传奇》《东方神娃》《宝莲灯》《大鱼海棠》《哪吒之魔童闹海》等影视作品也成为热点文化事件。另外,神话的遗产化也是这一时期“神话热”的表征。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开展,民间的活态神话也备受关注,诸如“盘古神话”“邵原创世神话群”“黄帝陵祭典”“大禹陵祭典”“西王母神话”等被列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随着国家对文物考古工作的日益重视,对诸如三星堆遗址、石峁遗址、良渚遗址等的神话解读也展现在各种社会舆论场域。

总体上看,两次“神话热”,既反映出“朝向当下”的神话思潮,又反映出中国社会对待自身的文化传统越来越自信。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神话热”主要是学术界在引领思潮嬗变,学者的活跃度带动了社会舆论,使得“神话”成为知识生产的重点领域。21世纪一二十年代的“神话热”则体现为文艺界的引领为主,文艺创作带动了学术研究、引导社会思潮向“零零后”的代际格局过渡。

五、神话作为当代中国思想史的镜像

武世珍在1981年的论文《神话辨义》中说:“在远古的原始人那里,神话作为他们的‘知识的积累’,作为他们的‘宇宙观,宗教思想,道德标准,民族历史最初期的传说,并对于自然界的认识等等’(茅盾语),总之,作为他们的一种单一的意识形态,这就是他们原始的科学、原始的史学、原始的哲学、原始的文学和艺术。”这一观点在20世纪下半叶中国知识界具有代表性。神话被作为一种“元哲学”或“元文化”看待,其影响关涉到文、史、哲、艺四大领域的起源、思维基础和发展问题。这种认识既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根本影响,也体现了对西方文化理论的吸纳。

和20世纪初蒋观云“一国之神话……于人心上有莫大之影响”的神话观相比,“神话”在20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已经很大程度褪去了民族主义功利色彩,增加了“元理论”意涵。这种转变是20世纪中国社会思想、社会心态经历巨变的反映。当然也和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思想解放”图景息息相关。在20世纪80年代具有标志意义的“三大丛书”中,都可见“神话”介入“思想启蒙”的足迹。“走向未来丛书”中有郑凡的《震撼心灵的古旋律》、谢选骏的《空寂的神殿》、叶舒宪的《探索非理性的世界》等。“二十世纪文库”中有塞•诺•克雷默(S. N. Kramer)的《世界古代神话》、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文化的起源》、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Jung)的《人、艺术和文学中的精神》等。“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中,也有如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的《语言与神话》、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的《火的精神分析》等。这些出版实践,有的是“改革”共识之下“阐释”学风的写译产物,有的则具有思想前瞻性。

总之,“神话”本身作为一个意识形态领域,原本就是思维、思想的论域,同时,神话也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不同时代思想活动的侧影。当代中国神话思想史研究,既关涉20世纪后半叶到21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大众知识界对人类社会、文化、文艺、民俗等问题的看法,也是透过“神话”之镜,对这一时代中国社会剧变以及走向复兴的历程做出特定角度的评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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