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本民族性格的一点分析

雪村友梅

对日本民族性格的一点分析——《菊与刀》解读




“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在她研究日本文化的重要著作《菊与刀》中如是概括“最琢磨不透的”日本人的矛盾性格。
在她看来，醉心于菊花栽培和崇尚刀剑两者都是日本民族性这幅绘画的组成部分。理解《菊与刀》这本书的书名，通常是从这一涵义上。但我认为本尼迪克特以《菊与刀》为这本书命名，用意不止于此。
一场空战结束，一位日军大尉第一批飞回基地，他站在那里，数着归来的飞机，数完最后一架后他写了报告，到司令部向基地司令汇报完毕。接着他便倒在地上，身体冰得如冰块一样。原来他胸部中了致命伤早已死亡，“因为一个刚断气的人身体不可能是凉的”。原来已死去的他，用他的精神、他的“强烈的责任感”支撑着完成了这次报告。这是《菊与刀》的作者选取的一段堂而皇之在战时日本正式广播的极端“奇迹”的报道，来说明战争中日本人比西方人更重视精神的作用。要回答那支要“以吾等之训练对抗敌军数量上之优势，以吾等之血肉对抗敌军之钢铁”的军队的精神世界是什么，要理解日本人的这种思维倾向，就要对明治以来统治日本的精神结构进行分析。
如众所知，《菊与刀》不是通常的学者著书。这本书的基础是一位人类学家为战争期间的美国政府提供对日决策参考而做的研究报告。它的一切论述都服从于一个目的，即揭示一个未知民族的灵魂深处的世界。菊是日本皇室的家徽，刀则是武士文化的象征。作者正是从日本人对待天皇的态度入手，通过明治维新以来天皇与武士关系的变化来解剖日本统治思想的演进，从而对上述一问题作出了回答。
本尼迪克特敏锐地注意到，从鎌仓幕府到江户幕府，天皇尽管权利衰微，仍执有祭祀权力，并一直与以幕府为核心的武家统治方式并存。明治维新后，明治政府把幕府将军、藩、武士阶层取消了，但等级秩序并没有取消。重新获得权力的天皇，成为日本内部等级秩序的最顶端。成为超越一切的日本精神的象征。民众取代将军、大名和武士，直接面对天皇尽“忠”。天皇的命令则通过敕令或通过大臣等间接传递给民众。“菊”与“刀”由是重新结构成一个本尼迪克特称为“双重体系”的意识结构。
在这个结构里，对所有日本人来说，天皇就是一切。所有的日本军人，也都是“皇军”，是天皇的部属，是神选的选民。这一构造的成功之处，在于迅速完成了日本国民意识的整合，而其软肋则是对已经落后时代的非理性给以绝对强调。由此她得出结论——日本会投降，要利用日本原有的统治秩序，美国不能直接统治日本。事实果然是即便战争胜利无望，神风特攻队仍拼命用自杀式攻击报答“皇恩”，但一旦天皇宣布投降，日本人马上一变采取完全合作的态度。
《菊与刀》的书名中，还蕴涵着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未来发展的期待。她认为，日本人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战后日本转入了扩大精神自由的过渡期，一切将有所改变。
在全书将要结束的部分，她讲到一位叫杉本的日本夫人。这位夫人在东京教会学习英语时体会到了获得自由种植花草时的喜悦之情。在日本，那些为参加展览的盆栽菊花，每朵花瓣均经过栽培者细心修整，用看不见的金属线圈维系，以保持形状。在她的笔下，杉本妇人最后摘掉了那些金属线圈。那些恢复自然的盆栽菊花满心喜悦。
本尼迪克特强调，要解放一朵朵被看不见的线圈捆绑的菊花，日本人要负责擦掉自己“刀上的锈”。而这刀“不是进攻的象征，而是理想和敢于自我负责者的比喻”。读到这里我不由得回忆起在日本京都参观菊展的情形。今天日本盆栽的菊花，栽培时大多依旧缠绕着那些线圈，可见一个民族要改变审美是很难的。不过京都鸭川河原上，秋天里盛开的野菊花，那份灿烂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小人家

日美两国人类学界似乎对《菊与刀》的评价不是特别高，历史学方面则更加不见怎么重视。

黄景春

或许那是因为本尼迪克特有的文学笔法。他的《文化模式》也有文学笔法。但我以为对某些实质性的东西，本尼迪克挖掘出来了。

小人家

文化模式论受到的批评也很多。
关于《菊与刀》，我听到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方法论方面。

苍日清岚

   <<菊与刀>>只不过是本小册子,文不多,但抓住了日本人的性格特点,章节的分布也很紧凑,关于对日本人的研究,没有见到更好的书.

宜家

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
（1）日本人把天皇以及皇室神圣化，超越世俗的一切，却又把所有的政令归于他的授命，把所有的失败归于属下臣民的责任。天皇也因此一直保持着日本人精神、信仰中的至高地位。
（2）中国的“仁”在儒家伦理体系中是最高的规范，在中庸之道里，用仁俯瞰和统领次一级的诸多规范。日本却把仁看成劣性的表征，窝藏同伙的行径才属于“仁”。他们性格中的矛盾也是因为没有权变之术而不能兼容种种沉重的义务造成的。

萧珂——

但是这种用整体文化的论调来描述民族群体"集体性格"的研究方法已经受到多种质疑.阅读经典时该看到它的局限性,对吧?

雪村友梅

用整体文化的论调来描述民族群体"集体性格"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在个体研究上存在缺点。它在今天遇到质疑是必然的。但要对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进行分析，仅仅靠那些统计和数字肯定又是不够的。所以我认为那些天才的学者，就是那些总有一份穿透力，能够打开人神界限，让我们看到平时看不到的真相的。他们除了能利用那些统计和数字外，还另有一功。

老蒙

日本人的民族性格给我印象最深的也有两点：
（1）日本历史上没有产生过像孔子、亚里士多德、黑格尔这样有世界影响的大思想家。大和民族思维水平的整体高度主要体现在技术、仪式和程序的层面。在下见识过一次日本的茶道表演，着实感叹那些仪式化的“茶道”，繁文缛节可谓登峰造极。

老蒙

（2）日本民族在社会人文领域比较幼稚。愚忠和尊严被视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和社会秩序的两大支柱。据说，日本人大多一生只服务一家企业。如果不幸经营倒闭，经营者就会剖腹自杀以谢天下。如同，日本军人一样。

老蒙

萧珂—— 于 2005-8-9 20:33 写道：
这种用整体文化的论调来描述民族群体"集体性格"的研究方法已经受到多种质疑.阅读经典时该看到它的局限性,对吧?

仁兄所言涉及在下非常关心的话题:
----究竟有没有国民人格,或者区域人格的差异?
----如果没有国民人格差异,那么证伪的依据是什么?
----如果有国民人格差异,如何去判断它的存在?
----如何界定不同区域和国家群体人格的差异?用哪些指标,以及如何去描述国民人格,或者区域人格的差异?

雪村友梅

这也是在下非常关心的问题。非常想认真向诸位讨教。
首先，我遭遇到的否认国民人格,或者否认区域人格差异的理由之一，是因为这些差异并不是原本存在的，是“想象赋予的”。有人由此推论国民人格或者区域人格差异的研究是假问题。所以，用整体文化的论调来描述民族群体"集体性格"的研究方法过时了。
但我认为，首先，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人，他们共同的生活条件、文化条件对于他们是有共同性影响的。这样的影响经历过一定历史时期的积累，是可以成为一种共同的特征而被研究的。所谓国民性问题为人谈论如此之久，如果完全归之空虚，是否完全恰当？
其次，关于“国民性格”或“民族性格”，即便近代的民族观念完全是“想象的共同体”，我们认识今天的世界，也必须立足这种想象成为“共同体”近百年或百年以上的“共同想象”之上，因为昨天的“想象”，今天已经做为现实或者部分现实已经进入我们共同的生活。正如《三国演义》不是纯粹的真历史，但中国人沉浸于三国人物中的“想象”和智慧却是真实的一样。
是否存在一个认识个体之前可能描述的整体？存在一个经过由许多个体描述组成的整体？换言之，完全放弃整体描述，个体研究如何才能获得深层的意义？很愿意和大家就此深入讨论一二。



[ 本帖由 雪村友梅 于 2005-8-10 00:11 最后编辑 ]

老蒙

感谢雪村兄的回应！
我以为区域人格、国民人格的证伪和证实都需要证据。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安徽区域形象研究与设计”的课题，其中涉及到有关依据的问题。1995年和1998年，我曾两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中国公众对安徽的评价。其中有一个题目应用语义法，设计了18对两极形容词，比如诚恳宽厚/狡诈刁蛮等等，要求被调查者描述其对安徽人的看法。计算机统计结果表明，两次调查虽然相隔三年，但评价曲线基本是平移的(见后面的附图),具有很强的相似性；而且分组检验的结果也很漂亮。请教各位，这是不是可以看成区域人格存在的证据之一？
[ 本帖由 老蒙 于 2005-8-11 18:22 最后编辑 ]

老蒙

我以为是区域人格和国民人格是存在的。关键是它存在的证据是不是能够被认同，尤其是为持反对观点的人认同。这些证据，除了我们的经验证据而外，是不是还有其他新的实证研究的证据、规范研究的证据、逻辑推理的证据等等？

老蒙

这是俺两次全国问卷调查结果的比较，向各位方家讨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