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都可以做要民俗学者何用

虎夷

钟馗说得极是

叶涛

     关于田传江，因为在他村庄民俗志的写作和后来的一些活动中，都与我有些瓜葛，在这里需要澄清一些问题。
    1、关于田传江的身份。
    田传江是文革前老三届高中生，学习和工作始终没有离开过他的家乡，是基层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最后担任的公职是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一个乡级人大的主席（乡镇一级的人大组织常设机构为主席团），大概属于正科级干部，53岁就退休了。如今仍然居住在家乡红山峪村。
    2、田传江写作村落民俗志的背景。
    田传江是具有一定的民俗学知识训练的乡村民俗学者。田传江1993年便成为山东省民俗学会的会员，此后，每年都参加山东省民俗学会的年会，他之所以会调查和写作村落民俗志，就是因为受到山曼等学者的点拨才去做的。从1994年开始，到出书前的1999年，每年山东省民俗学会开会，他都积极参加，并且都会拿着他写的书稿向到会的学者请教，除了山东的学者曾给他以指导外，曾来山东参加学术活动的乌丙安、柯杨等也曾对他的书稿给予指导。不过，在他最后出书时，尤其是定稿印刷前，他并没有让学者们过目。
    3、关于田传江到北师大为博士生上课一事。此事是媒体炒作最多的地方，其中也有一些失实之处。
    2000年9月至2001年6月，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做钟老的访问学者，其间，将田传江出版的《红山峪村民俗志》拿给钟老，并向钟老介绍了作者的情况。钟老很仔细地看了这本书，表示可以邀请作者来师大给学生们讲课。在那段时间里，钟老多次向到家里去的人讲田传江这本书，讲书中的具体民俗事例。2001年5月，我一年的访问学者即将结束，钟老让我和田传江联系，请他来师大给学生讲一次课。2001年6月7日下午，在北师大科技楼民俗学教研室，利用钟老给2000级博士生讲课的时间，田传江给民俗学专业的博士生（也有硕士生）介绍了他写书的经过。
    关于这次活动，是不是给博士生“讲课”，这是媒体报道和学界有分歧之处。钟老自己称这次活动为“讲课”，钟老在田传江讲课前的讲话中便称“讲课”，钟老的这段讲话我有录音，后来整理后经钟老审阅修改，发表在《民俗研究》上面，后又被钟老收入《婪尾集》。钟老审阅后的定稿和最初的录音整理稿有些区别（原整理稿附在后面，供大家参考）。实际上，无论怎样称呼这次学术活动，田传江这样的来自最基层的乡村知识分子，能够进入北师大的讲堂（当时在场的刘铁梁就将其和侯宝林被聘为高校教授相提并论），这起码反映出钟老对民俗志的重视，也是对田传江从事村落民俗调查和写作的最直接的肯定。
   

wangwei

老早就听说过其人，我见过田传江先生之后，觉得他的思想很朴素，初衷也很明确。
对于整个人类来说，胸怀是一种很重要的、而且是不可或缺的东西。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好像从小学就开始知道了吧？

虎夷

叶涛老师对田传江的情况介绍得十分清楚，也十分客观

蔷薇剑

一个基本的观念：什么是知识，什么是民俗知识。田传江拥有的枣庄的地方性的知识不比我们科班受的系统训练要等而次之。田传江写出了第一本民俗志，而不是民俗学者，这本身就值得民俗学者反思。从反思中，我们可以找到对地方性知识不够尊重的弊端，而不是否定民俗学科。田传江的优势在于他对资料的掌握，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中受益，汲取一些有益的经验呢？

蔷薇剑

墨家以为，知识有三：亲身的经验；推论的知识；传授的知识。田传江身兼三者之长，我们反而对第一种欠缺或者不够。柳田国男说民俗学有三：一种是游客的学问，第二层次是寓公之学也就是最好的层次是土著之学（见此前叶涛老师的附件）我们的调查通常流于那一种呢？先反思，再说话，会好一些。这个命题其实子贡早就问过孔子了，“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只不过，他和我们思考的思路不太相同。
[ 本帖由 蔷薇剑 于 2004-11-11 18:04 最后编辑 ]

蔷薇剑

田传江写出《红山裕村民俗志》，正说明了民俗学强大的生命力。真正走入民间，眼睛向下看，才是民俗学的出路。孤立地封闭在书斋里等着民俗学风化，是最愚蠢的办法。

ling4490

  在叶涛老师对田传江情况的介绍里，“2004年6月7日下午，在北师大科技楼民俗学教研室，利用钟老给2000级博士生讲课的时间，田传江给民俗学专业的博士生（也有硕士生）介绍了他写书的经过。”这句话的时间是不是错的？

ling4490

叶涛老师关于田传江的介绍里“2004年6月7日下午，在北师大科技楼民俗学教研室，利用钟老给2000级博士生讲课的时间，”时间应该是2001年6月7日吧。

京师

这显然是个明显的键盘错误而已。

ling4490

哦，那是我多虑了 ，不过，这样的失误没有会更好！

Annisi_1983

这样的失误没有会更好

茗儿

人的身份和学问一定有内在联系吗？所谓的“农民”、“知识分子”、“家”不都是人为划分出来的吗？自以为读了几年书就瞧不起“老农”的人一定不是民俗学的研究者，因为真正的民俗学研究者一定是十分尊重人民的知识的人。

宜家

我想这两种分歧也是理论（theoria）和实践(praxis) 的二分（dichotomy）态度造成的吧。据说在古代希腊，最初从事的理论观察者源自对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观察、冥思，因此产生出专职于理论研究的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思想家们以及后来的学者身份，这一身份总是与农田里劳作的实践者不同，他们的活动围绕着智力活动，伴随着哲学的眼光观察与反思。20世纪里这个问题已经得到广泛地关注。人们终于发现，二战后的历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成就中最重要的就是向我们展示了理论和实践分离的假相，由科学产生的理论思考也是一种行动方式，同样卷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技术并不得不受制于政治体制的强制和要求。不再有单纯的象牙塔里的冥思，也不再有不关乎认知技能反思的实践。
这就是说，任何理论研究者也应该是一个实践者，任何一个实践者也有权成为反思自己经验的思想者。
如果我们从学科的围城中来审视“农民民俗学者”身份的怪异性，并质疑这种特殊的身份给我们所谓名正言顺的“民俗学学者或学人”带来嘲弄，那么，问题只是在于我们过于坚守理论和实践的二元观。任何的解释都具有内在的不完全性，每个生活在民俗中的人都对卷入其中的民俗有自己独特的感知、观察和思考，无论学者还是农民，我们人类对民俗的描述不仅揭示了对象本身，也揭示着我们自己，假设的偏向性和历史的真实性总是相伴而生。学者的研究取向也在力求参与观察、书写体验文化，从理论向实践推进，农民写作民俗志正是实践者从实践向理论努力。这两种群体的合力会带来我们观念的革新吧。

后生请教

民俗存在于什么地方　　难道在高楼大厦的玻璃墙上　　豪华轿车的尾气里　
别人掌握了一定的新鲜的一手材料　
告戒学究们认识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