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西洋钟表从明末传入中国后,到清朝前期,中国的北京及东南沿海地区的许多城镇已经开始仿制,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制作钟表的手工业行业,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漳州及广州等地均已出现相当数量的手工作坊,北京地区则出现了规模达百余人的专业宫庭钟表作坊。东南沿海城市的私人手工钟表作坊一般都不大,雇员在两三人,[113]但却是世代相传,以致各地均出现一批家族传袭的钟表世家,如上海的徐家、苏州的常家、漳州的孙家及广州的潘家等,[114]成为我国钟表工业发展的先驱。清朝前期,我国的国产钟表数量究竟有多大,目前尚无较清楚的统计数,但从现存各地博物馆的“御造钟”、“广造钟”及“苏造钟”数量来看,当时的生产数量不小;质量从整体上讲虽然赶不上欧洲的进口钟表,[115]但部分精品已完全达到欧洲钟表制造的水平。在清代,进口钟表主要是满足宫庭及中国社会少数的上层人物的生活需要,而国产钟表则对清前期中国广大的中下层社会的使用和普及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城市里的教堂、商馆、衙署及公共建筑,均有安装自鸣钟者;人群中的官员、教士、商贾、仆役,甚至戏子、妓女亦有配西洋表者。[116]高官中普遍将钟表作为珍稀物品来收藏,少者藏数十架,多者达数百,[117]以致形成清代中期“西洋钟表消费热”的奇特现象。当然,中国人使用西洋钟表并不在于时间掌握的精确与否,也不意味着时间观念的改变,而主要是一种地位的显示,一种环境的装饰,甚至很多人就把它当成一种“玩具”。[118]尽管如此,我们认为,清朝前期,西洋钟表的传入仿制及一定规模生产的出现对于中国机械生产技术的发展、中国钟表工业的形成仍然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由此而产生的“西洋钟表消费热”及中国社会各阶层对西洋钟表的认同,则对这一时期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学习与接受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 Álvaro Semedo, S.J., Relação da grande monarquia da China(大中国志) , 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Juventude e Fundação Macau , 1994, p.66.
[2]李绍强、徐建春著《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明清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
[3](明)李绍文《云间杂识》卷2《西僧》,上海黄氏家藏旧本,上海瑞华印务局印,1935年。
[4](明)佚名《云间杂志》卷中《西僧利玛窦》,四库存目丛书本。
[5]王永顺《古代松江计时仪器源流述略》,载中国计时仪器史学会编《计时仪器史论从》第1辑,1994年。
[6](清)谢庭董修《(乾隆)娄县志》卷27《艺术》14上,乾隆五十九年影印本。
[7](清)汪启淑《续印人传》卷7《徐钰传》,江苏广陵古籍社刻印本,1998年。
[8](清)徐朝俊《高厚蒙求》第三集《自鸣钟表图说》,艺海珠尘本。
[9]前揭《高厚蒙求》第一集《天学入门》。
[10]前揭《续印人传》卷7《徐钰传》。
[11]施志宏《明万历年后的钟表》,载《东南文化》,1988年第6期。
[12](明)周晖《金陵琐事》第3册页1065,中国方志丛书第44号,影印明万历三十八年本。
[13](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3《吉坦然·通天塔》,页140-141,中华书局,1985年。
[14]前揭施志宏《明万历年后的钟表》一文。
[15]Macgowan,Chinese Guilds,p336.转引自Catherine Pagani,Eastern Magnificence &European Ingenuity—Clocks of Late Imperial China,p81,the Uin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1.
[16]前揭施志宏《明万历年后的钟表》一文。
[17]嘉庆二十一年《钟表业办理同业义塚碑》,载《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页204,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
[18] 郭福祥《关于清代的苏钟》,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1期。
[19](清)钱泳《履园诗话》上册卷12《铜匠》,页321,中华书局,1980年。
[20]陈凯歌《清代苏州的钟表制造》,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4期。
[21]廖志豪《苏钟二三事》,载前揭《计时仪器史论丛》第1辑,页76-77。
[22]前揭郭福祥《关于清代的苏钟》一文。
[23](法)史式微著,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江南传教史》第1卷第1部分《导言》,页9,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
[24][美]S.贝迪尼《钟表研究》第2卷《时间计量的东方概念》,转引自陈祖维《欧洲机械钟的传入和中国近代钟表业的发展》,载《中国科技史料》,1984年1期。
[25](比)高华士(NÖel Golvers)著,赵殿红译《耶稣会士鲁日满帐本研究》第6章《传教的物质情况》注178,鲁汶大学,1999年。该译本收入《清史编译丛刊》(待刊)。
[26]See C.pagani,Clockmaking in China under the Kangxi and Qianlong Emperors,in Arts Asiatiques, 50, 1995, pp.76-84;on Suchou See ibid,pp.79-80.
[2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陈设、库贮类396项《城内、圆明园做钟处钟表细述清册》,转引自前揭郭福祥《关于清代的苏钟》一文。
[28](清)顾禄《铜桥倚棹录》卷11《工作》,页15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29]前揭《履园丛话》上册卷12《铜匠》,页321。
[30](清)梁章钜《浪迹续谈》卷8《自鸣钟》页390,中华书局,1981年。
[31]前揭Macgowan,Chinese Guilds,p336.
[32]前揭嘉庆二十一年《钟表业办理同业义塚碑》。
[33](清)吴陈琰《旷园杂志》(不分卷),四库存目丛书本影印康熙说铃本。
[34](清)张潮《虞初新志》卷6《黄履庄》,续修四库全书。
[35]前揭《虞初新志》卷6《黄履庄》。
[36](清)余丽元《(光绪)石门县志》第4册《人物志》2,页1290,中国方志丛书影印光绪五年刊本。
[37](清)徐岳《见闻录》卷3《奇技》页644,续修四库全书本。
[38]前揭《广阳杂记》卷2《张硕忱》,页99。
[39] 前揭Macgowan,Chinese Guilds,p336.
[40](清)李斗《扬州画肪录》卷12《桥东录》,页282,中华书局,1997年。
[41](清)吴九飞《(乾隆)宣城县志》卷27《方技》上,页2459,中国方志丛书影印乾隆四年刻本。
[42]前揭Macgowan,Chinese Guilds,p336
[43](明)姚旅《露书》卷9《南海》,四库存目丛书本。
[44](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数目》上册39《艾儒略》页132,中华书局,1995年。
[45](明)熊明遇《绿雪楼集》之《素草》下《岛夷传》页26:(四库禁毁丛书影印明天启刻本)“自增设海澄县(明隆庆末置县),于是海舶由月港出洋,始有至其岛(吕宋)者矣。”
[46](清)沈初《西清笔记》卷2,页13,顺功堂丛书刊乾隆乙卯本。
[47](清)王沄《漫游纪略》卷3,申报馆排印本。
[48](民国)徐珂《清稗类钞》第12册《物品类·自鸣钟》页5992,中华书局,1996年。
[49](清)周亮工《闽小记》上卷《绝技》,乾隆刻龙威秘书本。
[50](清)郝玉麟《(雍正)福建通志》卷61《技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1]前揭《浪迹续谈》卷8《自鸣钟》页390。
[52](清)梁恭辰《北东园笔录续编》卷2页20,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5年。
[53]关雪玲《中国钟表》,载故宫博物院编《故宫钟表》,页39-43,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
[54]张伯春《明清时期欧洲钟表机械钟表技术的传入及有关问题》,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2期。
[55]方豪《中西交通史》,页763,岳麓书社,1987年。
[56]徐文璘、李文光《谈清代的钟表制作》,载《文物》1959年第2期。
[57]据(法)裴化行著、萧濬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商务印书馆,1936年)下编第1章,页190载:1581年春,罗明坚(Michel Ruggieri)进广州送一机械表给总兵黄应甲。
[58]Arie Pose Rui Manuel Loureiro,Hineáario,Viagen ou Navegação para as indias Orieneais ou Portuguesas, Lisboa, Comissãp Nacional para as Comemoraaçõ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1997,p.134.
[59](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2卷第7章,页174-182,中华书局,1983年。
[60](清)屈大均《广东新语》下册,卷15《货语》卷16《器语》,中华书局,1983年。
[61](意)卫匡国《中国新地图集》转引自(比)高华士(NÖel Golvers)著,赵殿红译《耶稣会士鲁日满帐本研究》第6章《传教的物质情况》注178,鲁汶大学,1999年。该译本收入《清史编译丛刊》(待刊)。
[62](罗)尼古拉·斯帕塔鲁·米列斯库(Nicolae Spataru Milescu)著,蒋本良译《中国漫记》第49章页192,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
[63]See S.Alcobendas,las misiones franciscanas,p.221.转引自前揭《耶稣会士鲁日满帐本研究》第6章。
[64]Sinica Franciscana Vol.III,Boraventura Lbañez,OFM,A-Au tobiographia,31 Mart.1690.PP.324-326.
[6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暨南大学古籍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资料汇编〉第1册65号档,广东巡抚杨琳奏报伴送手艺人及西洋人进贡并到粤洋船数目折》页109,人民出版社,1999年。
[66](民国)潘华发《(南海)潘氏典堂族谱》卷《16世淮南公妻节孝程氏》页43,民国13年刊本,广东中山文献馆藏。
[67]《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编号3418,转引自前揭《故宫钟表》页42。
[68]《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编号3418,转引自前揭《故宫钟表》页42。
[69](清)张嗣衍《(乾隆)广州府志》卷48《物产》,广东省中山文献馆藏乾隆刻本。
[70]J.Needham,Wang Ling and D.J.S.Price,Heavenly Clockwork,Cambridge,1960.
[71]《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编号3418,转引自前揭《故宫钟表》页24。
[72]《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编号3418,转引自前揭《故宫钟表》页42。
[73]《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转引自刘月芳《清宫做钟处》,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第4期。
[74]Catherine Pagani, Eastern Magnificence &European Ingenuity—Clocks of Late Imperial China ,the Uin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1,p100-121记载,当时到广州的欧洲钟表匠有英国John Henry Cox等;瑞士Bovet, Charles Henri等;Vaucher Fréres而马光启《岭南随笔》卷上载广州红毛馆钟表匠称:“人最白硕,善作钟表。有一年少者,云十三岁来粤,今已十七年。”国家图书馆藏,道光20年刊本。
[75]商芝楠《清代宫中的广东钟表》,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3期
[76]Carlo M.Cipolla,Clocks and culture,1300-1700,p97,WW.Nortou & Company,Inc,1997.
[77](英)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18章页503,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
[78][美]S.贝迪尼:《钟表研究》第2卷《时间计量的东方概念》,转引自陈祖维《欧洲机械钟的传入和中国近代钟表业的发展》,载《中国科技史料》,1984年1期。
[79](明)钱希言《狯园》卷4页24,四库存目丛书本。
[80](意)利码窦著、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下册40《利氏致罗马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书,1608年8月22日,北京》,页388,光启、辅仁联合出版,1986年。
[81](明)徐光启著,王重民辑《徐光启集》下册卷7,页33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82]刘月芳《清宫做钟处》,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第4期。
[83]关雪玲《中国钟表》,载前揭《故宫钟表》页38-39。
[84](清)雍正皇帝御纂《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不分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5](葡)佛兰西斯·罗德里杰斯著、黎明等译《葡萄牙天文学家杂中国:1583-1805》,页89,澳门文化司署,1990年。
[86]前揭《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88《安文思》,页257。
[87](清)黄伯禄《正教奉褒》第2册康熙十六年四月初五日,页530,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本,辅仁大学出版社,2003年。
[88]乾隆九年奉敕撰《国朝宫史》卷1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于敏中《钦定日下旧闻考》第1册卷14页186,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89]前揭《正教奉褒》第1册康熙十年冬:“御书‘敬天’二字匾额。谕曰:朕书敬天,即敬天主也。”页525。石继昌辑《清宫词》(不分卷)录夏仁虎“自鸣钟处”诗,其注云:“康熙初,英吉利进自鸣钟,置端凝殿南,后移于交泰殿,相沿呼旧置处曰自鸣钟处。”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康熙初年英国同中国交往的时间仅有一次,即英商船“苏拉特”号于康熙三年(1664)到澳门贸易,曾和下澳征税的广州地方官打交道。如果康熙初年有英国的贡品,当即此次,时间在康熙三年,参阅刘鉴唐主编《中英关系系年要录:公元13世纪—1760年》第1卷,页145,四川社科院出版社,1989年。
[90](清)庆桂《国朝宫史续编》下册卷73,页678,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
[91](法)白晋著、杨保筠译《中国现任皇帝传》,载(德)G.G.莱布尼茨《中国近事》,页90,大象出版社,2005年。
[92]上述欧洲钟表匠清宫事迹参见前揭《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各人物传,另又(捷克)严嘉乐著,丛林、李梅译《中国来信(1716—1735)》页60,大象出版社,2002年。(意)马国贤著、李天纲译《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第22章,页10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9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硃批奏摺汇编》第8册《江西抚郎廷极奏呈茶叶及各类物品摺》,页1118,档案出版社, 1984年。
[94]《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转引自前揭《故宫钟表》,页39。
[95]戴念祖:《中国近代机械定时器的早期发展》,载《中国计量》2004年第2期。
[96]商芝楠《清宫做钟处在康乾两代的变迁》,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1期。
[97]《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转引自前揭《故宫钟表》,页39。
[98]《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转引自前揭《故宫钟表》,页39。
[99]前揭关雪玲《中国钟表》,载《故宫钟表》,页39。
[100]清档:杂录档33包,转引刘月芳《清宫自鸣钟处非做钟处》,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7年第2期。
[101]清档:杂录档2292包,转引前揭刘月芳《清宫自鸣钟处非做钟处》一文。
[102]刘月芳《清宫做钟处》,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第4期。
[103]前揭《国朝宫史续编》卷74,页692。
[104]Pelliot,Bulletin Critique,p.66.转引自Carlo M.Cipolla,Clocks and culture,1300—1700,p.86,W.W.Norton & Company ,Inc 1977.
[105]前揭Pelliot,Bulletin Critique,p.66.
[106]席澄元进做钟处制钟表,参见鞠德源《清代耶稣会士与西洋奇器》,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3期;李蘅良事则见前揭《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227号档页358;巴茂正事,参见Catherine Pagani, Eastern Magnificence &European Ingenuity—Clocks of Late Imperial China ,p55,the Uin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1。其余杨自新、汪达洪及李俊贤事迹均见前揭《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下册,页826、页963及页1041。
[107]清宫中中国人接受西洋钟表师技术而成名者康熙时有“黄异人”。(清)张佩芳修《歙县志》(乾隆三十六年刊本影印本)卷15《人物志》5:“制器之技黄异人,……尝游京师,供奉内殿,凡外夷贡奇器,必与望观,意即如样制,与所进无毫发爽,且或精巧过之。康熙间,西洋人贡宝座,一坐定则八音自鸣,……异人阅,竟奏曰:许臣拆视,则亦能为之。不日制成奏进,时洋夷尚未旋国也。”乾隆时则有“拉忠襄公布敦”。(清)昭槤《啸亭杂录》(中华书局,1980)卷9《拉傅二公》页224:“公多巧思,每剪制衣服,修理洋钟表,皆称绝技。”
[10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造办处各成作活计档》胶卷号75,转引自关雪玲《乾隆时期的钟表改造》,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2期。
[109]前揭恽丽梅《光阴似水物依旧—清宫做钟处与自制钟表》,载《两岸关系》2000年11月,页62-63。
[110]国家图书馆藏历史档案文献丛刊《清内务府档案文献汇编》第6册《做钟处钟表细数清册》,页2557-2656,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
[1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造办处各作做成活计清档》,转引自前揭恽丽梅《光阴似水物依旧—清宫做钟处与自制钟表》。
[112]《清仁宗嘉庆实录》卷56,嘉庆四年十一月上谕,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
[113]参见张柏春《明清时期欧洲机械钟表技术的传入及有关问题》,载《自然辨证法通讯》1995年第2期。
[114]参见前文各地之钟表业。
[115]1736年,Jean-Baptiste Du Halde 这样评论中国工匠:“他们的发明不像我们的好,但他们的制作工具很简单,而且他们能精确模仿欧洲传来的任何样式。目前他们能制作钟表,他们没什么概念,制作有很多缺点。每个城市都有很多工匠,有些在他们的店铺内做,有的走街串巷提供服务。”虽然对这一时期中国仿制的西洋钟表评价并不高,但还是比较客观公允的。Du Halde,General History of China,2:124.转引Catherine Pagani,Eastern Magnificence &European Ingenuity—Clocks of Late Imperial China,p76-77,the Uin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1.
[116]参阅(清)赵翼《檐曝杂记》(中华书局,1997年)卷2《钟表》:“朝臣中有钟表者,转悮期会;不误期会者皆无钟表者也。傅文忠公家所在有钟表,甚至傔从无不各悬一表于身。”(清)丁克柔《柳弧》(中华书局2002年)卷《表》:“今则商贾、奴隶,无不有表,且有多者”。(清)梁恭辰《北东园笔录续编》(江苏广陵古籍社,1995年)卷2:“官厅尤极豪奢,大堂左右设自鸣钟两架,……署中蓄梨园两班,……无人不佩时辰表者。”(清)支机生《珠江名花小传》不分卷(载《中华野史》,泰山出版社,2000年)页6:“阿凤,……所居绣幞绮窗,……壁上自鸣钟两三对列。”(清)纪盷《阅微草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卷5《滦阳消夏录》5:“江南岑生,尝借宿沧州张蝶庄家,……前复陈一自鸣钟。”(清)张问安《亥白诗草》(光绪七年聚珍版)卷3《洋舶杂诗》:“自鸣钟有挂钟、座钟。座钟有八音。洋行有一钟,座上铜人能画千观音像。洋表有红毛、佛兰西二种。红毛多度金壳,佛兰西多银壳。”
[117]据《内务府造办处记事录》及《和珅犯罪全案档》乾隆四十二年(1778)粤海关监督德魁之子一次将家藏各类钟表23对4件献呈乾隆帝,而乾隆朝权臣和珅被抄家时,查出家藏各类钟表达590多件。转引自鞠德源《清代耶稣会士与西洋奇器》(上),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2期。
[118](清)昭槤《啸亭续录》(中华书局,1980年)卷3《自鸣钟》页468:“自鸣钟来自粤东,士大夫争购,家置一座,以为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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