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者应该积极参与到政策过程中,倡导退居书斋并非明智之举

张勃

匪兵甲说:\"不过照俺懒人的逻辑，如今事情成了，学者就该功成身退、重新回到书斋了，就像当初上帝造好了天地和世上万物之后，就退隐江湖一样。事情其实就像品三讲的，我们貌似有了发言权，其实只是在权力需要的时候，被拉出来替权力吆喝两句而已。
对于学者来说，必将节日设置为法定假期更有意义的问题是，弄清楚我们的节日在历史上的意义、来历及其演变消亡的机制和背景等等之类比较学究性的问题，我们在这一方面作的其实远远不够。
而且，从公众的反映来看，这次假期改制，很多人其实并不买账。
为什么学者以为做了件大好事，但仍然有人出来骂娘？
窃以为学者说事，很难摆脱文化本位的立场。这种文化本位，在学术上是绝对需要的。但作为一个牵扯千家万户生活日用的政策，还是要在审时度势的前提下，坚持以人为本位。\"


   在民俗学界里，有些学者往往不愿参与现实问题，而愿意在当下去从事纯粹的学问（作为个人选择，当然可以，只是从学科发展，从对国民的贡献而言，未必是好事情）。究其原因，依我的浅见，主要有二，一认为一旦与政府挂起钩，就影响了学问的纯粹和深入，弄得学问不像学问；二不信任政府，认为政府召集学者是为了装点门面，或者借学者之口表达自己之需，如品三先生所说：“唉，不知道的人都以为这些节日是学者忽悠出来的。其实是政府心里有了主张，找了些学者来替政府说话。学者嘛，不就是政府指好了方向，他来阐释意义吗？”让学者失去了独立人格。其结果是，许多学者，尤其是优秀的学者为了人格的独立，为了学问的纯粹就不屑于参与现实问题。
    匪兵甲自我界定为“懒人”，应该是不屑于做“勤快人”或不愿意做“勤快人”的结果，而不是不能做勤快人的结果。我当然赞同匪兵甲所说的“弄清楚我们的节日在历史上的意义、来历及其演变消亡的机制和背景等等之类比较学究性的问题，我们在这一方面作的其实远远不够。”但对他将这视为比将节日设置为法定假期更有“意义”却有异议。在我看来，二者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如果后者不是更重要的话。因为民俗学者不仅要将求真作为追求，也应将向善作为追求。而且求真和向善未必冲突，为了向善，求真成为必需。
    匪兵甲说：“事情其实就像品三讲的，我们貌似有了发言权，其实只是在权力需要的时候，被拉出来替权力吆喝两句而已。”但是权力（掌握权力的人）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对自己需要什么有非常明确的认识。更何况知道了需要什么，也未必就一定知道满足这样需要的途径。对于政府应该如何做，学者应该表明自己的主张。表明自己的主张，不是取媚于政府，不是顺着政府说话，是实事求是地表明自己的主张。表明的主张，既可能与政府的观点一致，也可能不同，甚至相左。学者表明自己的主张，不仅可以强化决策者或领导人对某一问题的看法，也可以改变决策者对问题的看法；因此也就不仅可以促使政策下定决心颁布政策做某事，而且可以阻止或减缓政府颁布某项政策的步伐，帮助政府纠偏改错。
    有必要区分学者与政府，事实上我们不有意区分，二者也不可能相同，但不一定要把二者对立起来。二者在许多方面有合作的可能。学者不应该把自己视为政府的附庸，也不应该把政府让学者出来说话一味看成是没有诚意的对学者的利用。今年8月份在沂源召开的首届全国牛郎织女学术研讨会，当地主要官员包括县长认真地听了一整天学者的报告，看到那种情景你无法怀疑他们的诚心。还有昨天在山东电视大厦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为内容的齐鲁讲坛，山东艺术学院一位教授提出的在山东省进行民俗资源调查，建立民俗文化生态保护区，建立民俗文化专题博物馆等建议就引起了主讲的宣传部一位副部长的兴趣，表示要尽快做这些事情。如果此事成真，就会对民俗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对当地的老百姓也有意义。如果我们能够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我们所从获得学术研究资料和启发的研究对象做一些有益的事情，难道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吗？
    政府的公共政策决策是项复杂的过程，需要公众的广泛参与，也需要学者们的积极参与。在关涉民俗文化政策的制定方面、对政策实施的反思评估方面，学者们应该有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
    如何在研究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民俗学者的政策咨询功能、政策监督评估功能是值得思考和讨论的问题。
    当前应该是民俗学者大有作为的时期，个人退居书斋是个人偏好，但倡导退居书斋就并非明智之举了。

黑木堂主

支持。民俗学本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学科，而是与国计民生紧密结合的学问。学者应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应该比政府决策有超前性，其成果可以为政府所用，也可以受政府委托为政府出谋划策。而暂时不能为社会所用时，那就可为学术而学术。但是，在发现政府决策失误时，也应该有勇气站出来唱反调。不能为捧场而捧场，不能为唱反调而唱反调，

匪兵甲

张勃 于 2007-11-21 16:28 写道：
学者表明自己的主张，不仅可以强化决策者或领导人对某一问题的看法，也可以改变决策者对问题的看法；因此也就不仅可以促使政策下定决心颁布政策做某事，而且可以阻止或减缓政府颁布某项政策的步伐，帮助政府纠偏改错。......

难得中国的学者还有这番自信，自信能够给政府“纠偏改错”。学者相信自己能够给政府“纠偏改错”，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自然是相信，自己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的，或者说，相信自己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善……
然而，好像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支持这个前提，而相反的证据倒很多。
钱学森还证明过亩产万斤粮是不成问题的呢，杨振宁也说过当代中国大学教育是成功的呢，他们可都是赫赫有名的学者哦：）
一个正常的社会，发言权不仅仅应该属于学者，而且应该属于包括学者在内的全体公民：每个人都有投票的权利，而且每个人都只能投一票。
眼下的中国老百姓为什么对专家那么讨厌，“专家”几乎成了一个和“小姐”一样的贬义词，就是因为专家被权力当成了剥夺老百姓发言权的棍子。

旁观者

有人说：

“对于社会事件、公共事件、公共生活， 有些学者一方面把持着话语权，另一方面却不能真正为公众发言，无法谋求这个社会上真正的正义和公平。他们多半深度的参于在社会体制所给予他们的机会和好处中，他们在精神上却游历在浅表的层面。在新媒体时代，他们更加猖獗地利用所谓草根、平民、泡沫等新势力推广他们激烈的不负责任的言论，贪得一时的畅快，却放弃了一个知识分子所真正应该坚守的道德、良知和公正。往过去讲不能对接传统，往前是无法创新。这些所谓的学者急不可耐的抓住每一个发言的机会，但瓜分的却是社会公共资源，所能抓取的结果是他们自身疯狂、低级的在体制中的增长。他们徒有其表的跟公众一起经历社会事件，却暗中腐败着他们的知识、记忆和判断力。他们会更加的伪善，在互联网，电子，全球化时代，他们越发的追随媒体和草根暴力，言不由衷，和公众一起起哄，缺少寂静，缺乏思考，所以专家学者是少有值得信赖的了。”

张勃

我对我们生活的世界从来不丧失信心，哪怕它有多得数不胜数的不如意处。
我相信学者能够给政府纠偏改错是因为知道政府的决策乃至对决策的实施都是人做的，也知道一个几岁孩子也知道的道理：这个世界上的人没有万能的。政府的决策人员也好，执行人员也罢，同样有其局限性。更重要的是，我还相信一个明智的人会懂得不断地学习，哪怕仅仅为了工作的需要。如果学者在专业知识的掌握方面比官员多些，（这应该是种事实，否则，学者枉称学者，专家枉称专家），通过改变官员的认识而改变决策或者改变他们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理念和方法，并非完全不可行。更何况现在的情况是，在某些方面，官员需要专家学者来指点迷津。就如目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府是主管，具体工作由政府行政人员来负责和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个新名词，是个新事物，许多行政人员根本不知为何物，他们需要专家指点。在他们（尤其以学生的姿态）需要专家的时候,有研究的专家将自己的看法表达出来，改变是可能的。我想匪兵甲先生对于可以改变应该没有异议吧。
也许关键的是能否是纠“偏”改“错”。
若纠偏，自然要先知道哪里偏又如何偏，知道哪里错又如何错。要知道偏和错，便要知道正和对。一牵扯到偏正对错还有善恶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事情就复杂起来。因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确然如此。但在特定的时空下，总还是有些基本的是非观念、善恶观念是主导的，是得到人们普遍认同的：帮助衣食无着的穷人总不能算做恶，无缘无故的杀人放火总不能算做善。也许匪兵甲先生会说：“主导的就是正确的吗？人们普遍认同的就是正确的吗？”放在历史的长河里当然不能这样说。此时的“真”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会被证明为“伪”，此时的善在彼此也会成为不善。但我们总是生活在当下，我会在当下形成自己的是非观念、善恶观念。匪兵甲说：“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自然是相信，自己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的，或者说，相信自己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善……”这对于我是显而易见的。此时的我相信我心中存有我认为的真我认为的善，尽管我同样清楚社会会变化，我会反思，此时认为的真未必就是真，此时认为的善将来也未必是善。
一个学者，应该有自以为真的真，有自以为善的善。如果连这个观念都没有，且不说不是学者，也许连正常的社会化都没有完成。
有自以为真的“真”，有自以为善的“善”，便能够指出自以为是的“偏”和“错”。
一个人只能指出一个人认为的“偏”和“错”，许多人便能指出许多人认为的“偏”和“错”。匪兵甲用钱学森和杨振宁为例，如果我们相信钱、杨说的是自以为真的“真”，那么也只是说出了一个学者的意见。我发本贴的目的就在于倡导诸多学者都出来说话。如果钱学森说“亩产万斤粮是可能的”（他应该是限制了各种条件也得出这样的结论），而另外一个学者M说“亩产万斤粮是不可能的”，就有了不同的意见，政府人员也许仍然相信钱而不相信M，那是政府的问题，不是学者的错。如果学者明知道钱说的不对而不表明自己的意见，那学者就有责任。
匪兵甲说：“一个正常的社会，发言权不仅仅应该属于学者，而且应该属于包括学者在内的全体公民：每个人都有投票的权利，而且每个人都只能投一票。”不仅承认而且深表赞同。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承认学者拥有更多的发言权，拥有更多的发言权不仅是学者自己靠努力争取来的，也是政府、媒体和普通民众给予的。匪兵甲说：“眼下的中国老百姓为什么对专家那么讨厌，“专家”几乎成了一个和“小姐”一样的贬义词，”好像事实并没有这么严重，或者说匪兵甲只是说了一半事实。因为“眼下的中国老百姓”绝不是一个同一的整体，当一些人讨厌专家的时候，另一些人也需要专家并喜欢专家。如果有了更多的发言权而不发言，不在正义的基础上为社会公众,尤其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发言，那才是学者的失职。

旁观者说：有人说，“对于社会事件、公共事件、公共生活， 有些学者一方面把持着话语权，另一方面却不能真正为公众发言，无法谋求这个社会上真正的正义和公平。他们多半深度的参于在社会体制所给予他们的机会和好处中，他们在精神上却游历在浅表的层面。在新媒体时代，他们更加猖獗地利用所谓草根、平民、泡沫等新势力推广他们激烈的不负责任的言论，贪得一时的畅快，却放弃了一个知识分子所真正应该坚守的道德、良知和公正。往过去讲不能对接传统，往前是无法创新。这些所谓的学者急不可耐的抓住每一个发言的机会，但瓜分的却是社会公共资源，所能抓取的结果是他们自身疯狂、低级的在体制中的增长。他们徒有其表的跟公众一起经历社会事件，却暗中腐败着他们的知识、记忆和判断力。他们会更加的伪善，在互联网，电子，全球化时代，他们越发的追随媒体和草根暴力，言不由衷，和公众一起起哄，缺少寂静，缺乏思考，所以专家学者是少有值得信赖的了。”是正确的批评。社会在分化，学者也在分化，也许这样学者的泛滥正是讲道德、有良知、求公正的学者不说话的结果，也是我们呼唤讲道德、有良知、求公正的学者说话的原因。
讲道德、有良知、求公正的学者说话，参与到政府的政策过程中去，而不是任由不讲道德、没有良知的学者的声音弥漫并通过影响决策者而错误地影响国计民生••••••

chuan

民俗学者参与政府相关项目的决策过程，尽管是客坐，但总比这过程中完全没有客座的声音好。关键在于民俗学者的学术良知如何，是么？

queenia99

张老师说的对，民俗学应用不是只有基本教材可以做到的，民俗学者的参与是相当重要的。高丙中老师所提倡的民俗双名制，民俗应该走向政治合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