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可参见黄兴涛《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兼谈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评论》(香港)2002年创刊号。
(2)《王国维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413页。
(3)雷蒙·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 ):《关键词:文化和社会词汇》(Keywords,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伦敦,1983年版,第213-214页。
(4)(5)(6)(7)见Anthony D.Smith :National Identity, London ,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1991,pp9-11;pp14;pp15;pp14-15.本文对安东尼·史密斯观点的摘录部分,也可参见马戎《评安东尼·史密斯关于“nation”(民族)的多维度论述》,《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8)如朱伦先生就主张译“nation”为“国民”,见其《人们共同体的多样性及其认识论》,《世界民族》2000年第1期。
(9)见黄兴涛:《中文里‘民族’一词究竟何时出现》,《浙江学刊》2002年第1期。
(10)(14)乌泽声:《满汉问题》,《大同报》第1卷第1期(1907年)。
(11)见黄敏兰:《学术救国——知识分子历史观与中国政治》,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4页。
(12)对“民”的重视,也是共和国性质的“中华民国”国号的本来意义之一。据说,这四字国名中,“中华”二字为章太炎定,“民”字是倡“三民主义”的孙中山所定。“中华”表示悠久古国的延续,“民”则表示新国国体。(徐文珊:《中华民族之研究》一书“中华民族名称的由来”部分,台湾,三民书局和中央书局1969年版)。“民族”与“民国”自然相应,与“王族”、“王国”有相对之义,也是存在过的。如伍廷芳1911年11月12日《致各友邦请承认中华共和国电》中就说:“今者吾民族振臂一呼,群而争自由,于是纷纭尘扰,奄奄将亡之王族朝代中,实有一种自由而开通之民族崭然发现,此即吾全国四万万人之民主精神也”。(见《伍廷芳集》(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68页。)可见,现代汉语中的“民族”概念,也部分地包涵了公民平等、反对王朝国家的民主性政治内容。(伍廷芳是清末民初英文极佳,对现代民族国家概念相当了解之人物)。
(13)关于nation与state的差别及其常被混淆的原因,可参见石元康在《民族与民族自决》一文中的解释。他指出,在英文中,nation与 state是两个不同的字,许多人认为它们为同义词是不对的。“由于state这个字在英文中不能变化为形容词,所以当我们在英文中要说‘国家的’时候,我们就常用national这个字,例如 national insurance,national debt等。但是,有些例子又显示出,nation与state是含有不同意义的字,否则英文中就不应该出现nation-state这个词了。-----如果它们是完全同义的话,民族主义的问题,一个民族应该建造一个国家也就不会发生了。”见《从中国文化到现代性:典范转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52页。
(15)同用“国民”来译“nation”相比,用“国民性”来译“nationality”则显得命运要好一些。不仅清末民国时期,至今人们实际上还仍然能将它和“民族性”这两个概念互换使用。这主要也是因为“国民”后面带上一个“性”字以后,已因此获得了某种超越“国民”这个纯粹政治概念的历史纵深感和文化内涵的缘故。
(16)1924年《人种问题》,《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新版,第427页。
(17)同注(4)——(7)。
(18)1937年7月版《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潘光旦文集》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19)许纪霖兄在看过笔者有关中华民族认同的文章后,在给笔者的来信中,强调中国传统国家不同于西方传统国家一点,给我有启发,同时也坚定了我执定现代“中华民族”观念认同的“民族”观依据,具有“中西古今”互动而形成的一种独特性的认识。
(20)参见魏鸿鸣、张谋、马守正《建国五十年来关于民族概念的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1999年第2期。另见Ernest Gellner: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1983.
(21)(22)见张大东此书第二章第二节《中华民族释义》,该书1941年2月版,军训部西南游击干训班印,第21-22页;22-23页。另,张书1942年9月又曾在桂林由文化供应社印行,署名“张旭光著”,书名也略有差异,为《中华民族发展史纲》。
(23)如1918年《民国日报》社论《吾人对于民国七年之希望》对中国“世界主义”传统的称赞,以及与“中华民族”观念的有机联结,就是很好的说明。该社论写道:“吾中华民族,至好和平之民族也,是以自有文献以来,吾国古圣先贤之教训,无不为平和之福音。是以吾国自古以来之世界主义,非如德国之征服主义也,亦非如英国之功利主义也。平和的同化,为有史以来吾中华民族对世界之大方针”。
(24)Ander,Benedict,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Verso Book,1991 or London ,1983.其观点在西方学术界影响很大,被广泛引用。现国内也已经有了中文译本。另可参见(日)尹健次著,武尚清译《近代日本的民族认同》,载《民族译丛》(京)1994年第6期。
(25)陈先达《漫步遐思》,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211页。
(26)陈先达《静园论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111页。
(27)黄兴涛《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史意义发微——兼谈对于“一般思想史”之认识》,《开放时代》2003年第4期。
(资料来源:《北京历史档案》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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