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

匪兵N

《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运动》


《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运动》，［美］柯文著，杜继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Paul A. Cohen. History in three keys : the boxer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柯文(Paul A. Kohen) ,1934年生，美国卫斯里学院(Wellesley College)历史学教授，兼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成员。主要著作有《中国与基督教:传教运动与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1860-1870年》(1966年)、《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1974年)、《十九世纪中国之改革》(1976年与石约翰合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1984年)、《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1997年)等。



作为后现代主义史学家，美国学者柯文和其他标榜后现代主义并积极致力于“解构”的历史学家不同，他并不急于否定历史学的意义，他关于义和团运动研究的著作《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运动》就旨在借义和团这一“典型”事件来说明一个历史认知方式，即不同的历史认知主体对历史事件的思考方式和观念。

柯文的“历史三调”，实际上就是关于历史学的三个认知层面。第一个认知层面是“事件”，它是由历史学家建构起来的，以叙事为主，描述作为一个完整事件发展序列的义和团运动，有明确的起始点和终结点。第二个认知层面是“经历”，是指对历史过程的参与。在义和团运动中，参与者包括外国传教士、清朝官员、华北农民、中国知识分子等各种不同的人。他们留下的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日记、书信、笔记、口述史料，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充满亢奋、不安和恐惧等个人感受的义和团运动。第三个认知层面是“神话”，是由神话制造者，主要是政治家和知识精英根据现实需要而构筑的历史，也是一种不确定的历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正是在这样一种理论的观照之下，柯文借不同的主体－－历史学家、历史参与者、神话制造者—来解读历史。和以往历史学家努力“书写历史意义”不同，柯文的意图就是要剥离附着在“历史”上的各种思想性的成分，让历史还其本来面目。

义和团运动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它有着深刻的背景和复杂的参与群体。过去的研究往往将复杂的历史简单化处理，弱化了历史的深刻内容。《历史三调》一书却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的内容：一般民众因为干旱而产生恐慌心理，借宗教来获得心理慰藉，视洋人为罪魁祸首，因此盲目地仇洋排外，但当降神附体等“法术”失灵时，他们又不约而同地将之归结为妇女秽物的破坏；清政府内部不同的利益集团对于义和团运动有不同的心态，这就使清政府对义和团在“剿”、“抚”上一度举棋不定，但最终迫于各种压力而剿灭义和团；传教士和在华的外国人在信息闭塞、谣言不断的情况之下度日如年等。

在以现代化为主题的宏大革命史范式从中心位置逐渐退居边缘后，学界对义和团运动也由褒多贬少转向贬多褒少。这也反映了历史认知的变迁。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如何诊释历史的问题。柯文所论述的历史学家和神话制造者都是历史的诊释者，他们关于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从严格意义上说也只是为同时作为认知者和诊释者的一般读者提供了参照。因此，要使这种参照变得有意义、有价值，一方面历史学家应将“求真”视为不容置疑的学术良知;另一方面也要求神话制造者不能随便拼贴历史，必须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寻找思想资源，这样才能确实占有“合法性”地位。

从历史认知上说，《历史三调》还为我们指出口述史的不可靠。20世纪60年代，出于政治上的目的，山东大学历史系师生曾经在鲁西南地区向一些经历过义和团运动的老人进行访谈，并用这些材料来说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对于这种口述史料，柯文既肯定其弥补义和团运动参与者――团民本身――史料不足的积极意义，也指出它容易构成一种陷阱。由于义和团团民大多是目不识丁的农民，没有留下很多可供参考的文字资料，这就给历史学家带来了困境。柯文指出，人们在事后的回忆总是根据历史环境和周围认知的变化而变化的，“对亲身经历的原始含义作了人类学的认知理论来说，人类存在选择记忆和结构遗忘两种情形，这就使得口述史远远没有我们所想像的那么可靠”。在关于义和团的访谈中，柯文认为口述史料的价值受到下列因素的制约:“口述者年纪已大，所述之事是很久以前的事，做访问纪录时的政治和意识压力，访问者提出的一些特别的问题，最后的文字处理和编辑过程”，“他们无法回忆他们年轻时的情景，采访者在提问上有选择，当时的政治环境也限制了访谈的客观性。”这些疑问对于我们认识口述史料在多大程度上是可靠的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后现代主义史学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怀疑历史学家的理论预设。柯文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彻底。他不仅仅对其他历史学家和神话制造者的立场进行剖析，甚至对他本人在写作中的立场也进行了反思。后现代主义史学对历史的解构，最终的根源还是在于史学“求真”的传统。正如作者所说:“我们不能恢复全部历史面貌，但可以恢复部分面貌，从而在比较广泛的基础上深入了解历史事实。”柯文的《历史三调》可以说正是回归历史的一种尝试。

柯文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未必正确，但是无论如何，《历史三调》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读历史的新方式，值得历史工作者认真思考。

   



　　摘自曾亚平，《解读历史的另一种方式：读＜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运动＞》，《中国图书评论》，2003年4期。

匪兵N

作者：[美]柯文 　的简介 　 美国卫斯理学院亚洲研究教授，著有《中国与基督教：教会活动与中国排外情绪的增长》、《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等  
  

  
·详细信息
书名： 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  价格： 27.00 元
出版日期： 2005-7  页数： 388 页  
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ISBN： 7-214-02808-5/K.424  

  
·目录
目录

序言

鸣谢

第一部分作为事件的义和团

绪论历史学家重塑的过去

第一章义和团起义： 叙事化的历史

第二部分作为经历的义和团

绪论人们经历的过去

第二章干旱和洋人洋物的存在

第三章降神附体

第四章法术与妇女秽物败法

第五章谣言和谣言引起的恐慌

第六章死亡

第三部分作为神话的义和团

被神话化的过去

第七章新文化运动与义和团

第八章反对帝国主义与义和团神话的重构

第九章文化大革命与义和团

结论

注释
文献目录

施爱东

此书与《大门口的陌生人》一样，都是谈近代中国著名历史事件的，非常值得推荐！
而《历史三调》的理论意识更强一些，可以作为历时研究的一种范式来进入阅读。

追云

柯文在《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方法论问题。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作者并没有简单地按照传统的叙事方法，把对义和团的解读仅仅看作是一个历史事件。作者实际上是从三个不同的叙事主题出发，按照三种逻辑来解读义和团的历史。
一种是作为历史学家按照自己的逻辑来重塑义和团的历史，他们是已知道了事情的结果，并且对整个事件也有了全方位的了解，所以他可以从结果出发，把凌乱的、复杂的和不明晰的经历条理化和明晰化。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要解释义和团本身，而是要解释它与之前和之后的历史进程的关联。
第二种是作为历史事件的参与者讲述的经历，他们处在多种可能性发生的状态下，并不知道事情的结果，对整个事件也没有全方位的了解。
第三种是20世纪的中国产生的关于义和团和“义和团”主义的种种神话，他们把义和团作为象征意义的主旨神话了，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解释义和团，而在于从义和团的历史中汲取能量，获得政治或宣传方面的好处。从三种逻辑中可以看到，义和团已过去了，作为事实也不存在了，然而如何恢复对这一事件的理解，不同的主体会对事件做出不同的阐释。
此书的研究取向最具史学方法论的意味，以大量的当事人的所见所闻、信件、图片来宣示史料和过去的密切关系，即使是最激烈的后现代主义者面对铁证如山的史料恐怕也无法完全否认这些史料多少是告诉我们一些过去的真象，而不只是制造出“真相的效果”而已。

施爱东

匪兵N 于 2006-12-3 00:25 写道：
作为后现代主义史学家，美国学者柯文和其他标榜后现代主义并积极致力于“解构”的历史学家不同……

摘自曾亚平，《解读历史的另一种方式：读＜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运动＞》，《中国图书评论》，2003年4期。

　　柯文决不是一个“后现代史学家”，对于中国同行的评论，柯氏本人曾撰《史学研究的标签暴政》予以澄清。
　　林同奇教授则在《现代史学与后现代史学之间或之外？》中说得更透彻：
　　“同一个思想特征由于处在不同的思想脉络之中，其含意并不相同。如果从不同脉络中抽出貌似相同的特征互相置换，则很可能造成误读和混乱。”

子曰诗云

因此，要使这种参照变得有意义、有价值，一方面历史学家应将“求真”视为不容置疑的学术良知;另一方面也要求神话制造者不能随便拼贴历史，必须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寻找思想资源，这样才能确实占有“合法性”地位。

    楼主的这几句话说得有分量。

品三

子曰诗云 于 2007-3-1 19:08 写道：
因此，要使这种参照变得有意义、有价值，一方面历史学家应将“求真”视为不容置疑的学术良知;另一方面也要求神话制造者不能随便拼贴历史，必须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寻找思想资源，这样才能确实占有“合法性”地位。

楼主的这几句话说得有分量。

在柯文的书中恰恰没有这一层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