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民间花会、地方戏：从中兴到末路

黄景春

民间花会、地方戏：从中兴到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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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04-09-26 23:21:50 来源：当代文化研究网
作者：张永峰  点击 21 次


我的家乡在河北白洋淀。我出生以后，毫无犹豫地就加入到农民的行列里。我一懂人事儿，就到了80年代初。那个时候，就盼着过年。过年吃好东西且不说，关键还能看热闹。看戏、看杂耍、听瞎子说书，还有拉大片的、跑马戏的，当然最热闹的，还是各种花会表演，随便看，不要钱。那时家乡的花会非常火爆，有龙灯会、高跷会、音乐会、少林会、五虎会、蹦蹦会、梨园会，等等。几道花会同时在街上折腾，人山人海，鼓乐喧天，眼睛、耳朵都不够用了。现在回想起来，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如果和现在的小孩们比。干吗让我们见那么大世面呀，人家现在的小孩，不就关屋子里看看卡通片，到街上打打游戏机什么的吗，都是假的，从小就上当受骗。那么，为了让大家也开开眼，我就介绍一下家乡的花会吧。



先说龙灯会。龙灯会有“火龙”和“水龙”两种，这两种在白天和晚上模样还不一样。白天，长长的身子披有布制的“龙皮”，上面绘有鳞片，龙头前面有两个人，擎着安在木棒上的圆形纱灯，舞来舞去，作为引领，后面托着龙头和龙身的人，要和前面步调一致。晚上，去掉了“龙皮”，只剩下龙头和骨架，在骨架里插上一排点燃的蜡烛，舞法还是一样。火龙和水龙的分别是，火龙晚上嘴里能喷火，水龙不能，但是水龙有“河蚌”和“老龟”两个部下，很抢眼。民间有“河蚌成精给人做媳妇儿”的传说，蚌壳的颜色和图案就很鲜艳，蚌壳中是一个“古代的村姑”，蚌壳一张一合，村姑时隐时现。“老龟”的脖子很长，能伸能缩。 “河蚌”和“老龟”总要有一番戏耍，“河蚌”的两扇蚌壳一张一合，“老龟”不断把头往蚌壳里伸，脖子往往就被夹住，抽不回来。这时，围观的人就会大笑。这两个部下有点喧宾夺主，但是“水龙”的表演也并不因此懈怠。“老龟”和“河蚌”的戏耍，似乎和男女之事相关，但是我从未听家乡的人们谈到过，儿时没有，现在也没有，大家只是觉得好看，有意思。火龙的兴起，大概源于人们对火灾的恐惧和对火神的崇拜，但如今也没有了那一层意味。



家乡的高跷会“绑腿”很长，大概一米半。所以没有蹦跳、翻跟斗等高难动作，只是像五六十年代扭秧歌一样在街上扭，当然也和唱戏一样化了妆，穿上“行头”，扮成各种角色，步调随着鼓点。其中最有意思的是“县官儿”，他歪戴着帽子，坐在一根光滑的木棍上，两头两个“衙役”抬着。衙役却不尽责，而且是故意的摇来晃去，县官儿坐在上面就很狼狈，不断地摔下来。他的“绑腿”很长，自己站不起来，衙役们再一次次把他扶上去。平时作威作福的县官儿，在这里遭到了嘲弄和惩罚。这里的县官儿不好做，总得挨摔，我以为大家都不愿意演。其实不是，我的一个棋友演这个角色，他说别人还都和他抢。“醉汉”也很有趣，手里拿着一瓶水，一边假装喝酒，一边跌跌撞撞地走，动作幅度很大，弄不好也会摔跟头。那时，人们尤其爱看高跷会，人山人海跟着在街上走，有一次，桥边的两个厕所都被挤塌了。



“音乐会”我原以为是家乡所独有，那其实是一种浅见。后来看电影《神鞭》，发现义和团竟以此助威。电影中有一个场景，义和团的队伍和洋鬼子作战，旁边有一帮老年人吹吹打打。这个乐队和我家乡的音乐会非常类似。没有弦乐，主要由笙、管、笛、萧、唢呐等管乐组成，其中有一个乐器很特别，一个黄铜方形支架，上面挂着一串串小铜器，有圆盘形的、条形的、长方形的，等等，一个人拿着小槌，敲的叮叮当当地响，那种声音和节奏，我在别处没有听到过。音乐会的前边，由一个观音菩萨的画像领头，画像下面也有一个莲花宝座。音乐会真正抢眼的时候，是在正月十五、十六的晚上。按照家乡的风俗，每年的这两个晚上都要“截音乐”，音乐会从北向南，沿街吹吹打打，一路过来，街上的买卖铺户等到了自家门前，就开始燃放烟花爆竹，音乐会便停下来演奏，燃放完了继续往前走。燃放的烟花爆竹多，演奏的时间长，说明去年的买卖好，今年会更兴旺。全村的人们都跟着走，跟着看，据说这会消灾祛病，叫做“走百病”。走完全程天就快亮了。



阴历七月十五也能看到音乐会，七月十五是“鬼节”，这天晚上要放“河灯”，或者叫做“荷灯”，把小蜡烛点燃，插在荷花的中央，人坐在木船里，沿途把“荷灯”放在水面上，音乐会在领头的船上吹打，船头供着观音菩萨的像，河里的鬼魂们跟着 “荷灯”去超生。家乡白洋淀湖泊棋布、河汊纵横，古今的溺死鬼或者也并不因科学的进步，就完全退隐，万一尚有遗存，冤魂不散，难免还要拉人顶替，大家为了保险起见，一面讲科学，一面还是要放“河灯”。朦胧的月光、黑暗的河水、迷蒙的水气、星星点点的灯光，喧阗宛转的音乐，在现代社会里构造出一个神秘的角落。



少林会、五虎会没有什么特别，打几趟拳，耍耍刀枪棍棒，一旁有锣鼓助威。家乡有句俗语：好把势打不过赖戏子，说明他们只是花架子，没有真功夫。还有一个笑话，说五虎会的一个老把势，和人打架，挨了打。事后一个人跟他开玩笑说：你不是会六合拳吗，这么多年，白练了？老把势如梦方醒，埋怨道：你怎么当时不提醒我，我忘记用了，不行，得和他再打一回。



蹦蹦会和梨园会其实是业余的戏班子，行头、扮相、道具、家伙也还有些模样，演员和文武场都是本村的人，如果经费允许，也从外地请一个师傅做导演和教练，排练一个冬天，过年的时候上演，有点像社戏，不过没有了祭祀和禳灾祈福的意味，只是为了娱乐，不过也有教化的功能。至今老百姓还有一句俗语：“说书、唱戏，比例人。”演出前几天，搭戏台，一般在学校的操场，戏台上面用苇席再搭一个棚子，背景、帷幕也有。演出之前还要作广告，张贴“戏报”是其一，大喇叭广播是其二，关键却是“打通”，就是武场的家伙一齐敲打起来，声音震天动地，“打通”三遍，戏台下已水泄不通，演出就开始了。



蹦蹦会唱评剧，评剧的前身是莲花落，俗称“蹦蹦戏”，形成于河北唐山一带，也叫“唐山落子”。莲花落原是穷人行乞时的演唱艺术，或说唱吉祥如意的话，或演唱故事，它从民歌、民谣、民间故事、秧歌、皮影、大鼓等艺术形式中吸收了许多营养，经过单口、对口莲花落、拆出莲花落、唐山落子等阶段，逐步发展成评剧，1935年蹦蹦戏在上海演出时，正式使用评剧的名称。蹦蹦会多演家庭小戏，什么《小寡妇上坟》、《老妈辞活》、《傻柱子背媳妇》、《卷席筒》、《刘巧儿》、《杨三姐告状》，演出的时候经常加一点插科打诨、“低级趣味”，老百姓最是感到亲切、有意思。张爱玲在《传奇》再版自序里，谈到过看“低级趣味”蹦蹦戏的经过，她看到一场正戏前谋杀亲夫的玩笑戏，戏里寡妇丈夫的冤魂去告状，化作旋风拦道：“……上坟的小寡妇便被拘捕。她跪着解释她丈夫有一天晚上怎样得病死的，百般譬喻，官仍旧不明白。她唱道：大人哪！谁家的灶门里不生火？哪一个烟囱里不冒烟？观众喝彩了。”



梨园会唱京剧和河北梆子，这两种戏排场大，喜欢讲历史故事，尤其是京剧。虽然戏曲里的历史故事，也会置换成家庭伦理故事，但是毕竟需要懂得一些历史背景知识，况且京剧的配置讲究、繁复、词曲文雅、复杂，一般的庄稼人不太喜欢，尤其是妇女。很多人都说，演京剧是“费力不讨好”，不过也有很多人喜欢看热闹。相对而言，河北梆子的观众要多一些。有的时候，河北梆子和京剧会合在一起演，也就是说，一出戏里不同的角色唱不同的剧种，比如《辕门斩子》，杨延昭唱京剧，八千岁就唱河北梆子。这大概是家乡的独创。看家乡的戏还有额外的趣味，一次演京剧《芦花荡》，说张飞奉军师之命，率军埋伏在江边的芦花荡里，迎候东吴招亲归来的刘备，抵挡周瑜的追兵。但是，张飞的行头不全，没有上衣，数九寒天，演员就光着膀子演。观众仍然看得津津有味。我倒觉得没有上衣反而更精彩。这大概也是家乡的独创。



各种花会的活动经费来自“在会”的各家各户，演员也是从“在会”的人家里出，一般都是某些“在会”的人家把适龄的孩子送到会里学习，学习的时间是入冬农闲的晚上，老演员就是孩子们的师傅。这样也保证了每个花会后继有人。当然，“在会”与否，在这一个，还是那一个，“在会”出不出演员，都是自愿的。不过，大概是传统的缘故，很多人家都分别“在”不同的会，往往是父亲“在”某一个会，儿子长大了，成家了，还接着。如果在某一个会，每年都有义务捐一点钱，数目有下限没上限，出钱比较多的，会里就送一面旗子，插在门口，上面有像“梨园老会”那样的字样，这在乡村社会也算一点体面和声望。或者是相反，为了让某些比较富裕的人家多出一点钱，也会先把旗子送过去。渐渐地，街上的各种小商店的门口就都插上了各种花会的旗子。正月里在街上“出会”的时候，各个花会都要在插有自己旗子的商店门口表演一下，自然也会被招待一点香烟和糖果。



花会作为一种民间组织，和村委会关系不大，基本上是独立自主的。比如，“会头”并不要村委会指派，而是需要大家认可，一般都是有经验、有威望、肯出钱的人担当。大事小情会头说了算，还有一些约定俗成的人帮忙张罗。活动的经费不从村委会里出，也不入村委会的帐。到“在会”的各家各户收钱的时候，也不是搞摊派，只是靠约定俗成的规矩和乡里乡亲的情面，如果实在没有，也就算了。为了加强团结，那时每年还要“吃会”，像办喜事一样，给每个“在会”的人家发请贴，每家派一个代表，于某月某日到会里吃饭，饭菜由村里平时筹办红白喜事的师傅做，吃会的时候须上一点礼，数额不大，只要会里不亏本就行。



80年代初民间花会、地方戏的繁荣，往往被认为是改革开放的结果，自然其传统是由来已久的。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它们却迅速地烟消云散了。尤其是地方戏，在80年代中后期就已颓败，各种级别的剧团纷纷解散，有的商店，买流行歌曲的磁带，白送戏曲。记得一次和邻居家的一个胖姑娘说话，她爱唱流行歌曲，我问她喜不喜欢看戏，她说，那些鬼脸，看了，晚上要做恶梦的。去年回家过年，也还看到个把花会在街上苟延残喘，大概他们出来的目的只是为了让人感到辛酸。花会、地方戏在80年代的昙花一现，很令人费思量。



20年来，乡村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稳定的村落和社群被打散了，在家乡种田的只是少数，大部分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到城里打工，也有的做点小生意，早出晚归，游乡串户。人们之间的联系日益松散，大家都处在一块块“飞地”当中。民间花会所需要的一个相对稳定的基础消失了，组织、演练的群体支撑不再具备。调动人们组织、演练的动力也遭到了颠覆，不发工资的事情，早就没有了吸引力。自然这里也涉及到人们观念的变化，其中审美趣味的改变是重要的，它使得民间花会逐渐丧失了接受群体。



随着电视走进千家万户，乡村青年自小就饱受当代商业文化、流行文化的塑造，港台、大陆、美国、日韩的商业电影、电视肥皂剧、广告、流行歌曲、时装表演、足球比赛，等等涂抹着一层摩登气息的文化浪潮，铺天盖地，把每个年轻人都挟裹其中。一种“标准化”的审美观念和价值认同正在大批量地生产出来。面对这种有强大资本支撑的“文化工业”，民间花会自然是自惭形秽了。况且，很多乡村青年因打工等缘故，也有了一些城市生活的经验，他们发现心中的文化幻像，似乎正在城市里变为现实，那么，土里土气的花会表演，自然成了落后的象征，难看而奇怪，注定要被淘汰了。



民间花会作为一种民间文化，是从民间社会内部生长出来了的。它包涵着民众的自我理解和对身处世界的想象，它是一种机制和功能，用来协调村落、族群之中，人我之间的关系；在娱乐身心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消解统治阶级的文化制约和权力支配。如今，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了它的消逝，这自然也是无可挽回的事，但问题在于，现在的乡村社会，并没有生长出一种替代性的文化形式，甚至连某种可能性也没有出现。而由特定机构和利益团体操控的当代“文化工业”，作为一种外在性的文化殖入，根本不可能担负上述功能，它的伟绩，毋宁说是强化了某种权力的控制和支配，扼杀了民间文化自发生长的可能性。



张爱玲在《传奇》再版自序里说：“……将来的荒原下，断瓦颓垣里，只有蹦蹦戏花旦这样的女人，她能够怡然地活下去，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到处是她的家。”在张爱玲看来，只须简单的生活，西北的寒窑里练就的顽强生命，像蹦蹦戏花旦这样的女人，在传统中国破坏之后的未来，还能够活下去。她的判断大概是对的。但是，如今蹦蹦戏花旦就要消失了，哪怕是在塞上的风沙、西北的寒窑里，在像“她”一样的女人的心目里，也再也找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