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北平《华北日报》的《俗文学》周刊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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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北平《华北日报》的《俗文学》周刊 (下）

关家铮

隋树森：
《校读小山散曲杂记》一文刊载于第52期，本文第一部分就任仲敏先生曾两度整理小山散曲，出版了元人散曲三种本《张小山北曲联乐府》（上海中原书局出版）；散曲丛刊本《小山乐府》（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在这两书中同把影元刊钞本《张小山北曲联乐府》中失收的曲子又都作了辑录。但是他两次都误辑了张养浩的四支金字经，即是在任本《张小山北曲联乐府》下卷28页，《小山乐府》补集4页的《天上皇华使》、《屈指旧来后》、《累次徵书下》、《说着功名事》四曲。并引张养浩《云庄乐府》，说明曲中所言事实和所表现的思想，足以证实这四支曲子为云庄作。第二部分《张小山北曲联乐府》与“风入松”。作者引所见虞山周氏鸽峰草堂的影印元刊本《张小山北曲联乐府》与任本对照，认为任氏将“风入松”分列为两首是不错的，而附注却不应有，因为抄本中间之空格有时即示此下为又一首也。第三部分《张小山北曲联乐府》中所补的“齐天乐”。引鸽峰草堂影印元刊钞本《张小山北曲联乐府》，同时引元刊《梨园按试乐府新声》一首“齐天乐带过红衫儿”，题作“隐居”见于卷下页六，未注撰人。
关德栋：
《“满汉兼”的子弟书》一文刊载于第10期，引证满语汉语混合写成的“满汉兼”子弟书的情况，及所见著录，写作时代，并将《螃蟹段儿》一曲的诗篇抄录，供参考。
《升官图——记满汉兼子弟书之一》一文刊载于第59期，文章介绍说：满汉兼子弟书《升官图》一卷，旧抄本，4页半（9面），七十二句，未题撰人。傅惜华先生碧蕖馆藏书，傅氏《子弟书总目》著录。这种满语汉语混合写成的子弟书，遗存于今日的只有三种，《吃螃蟹》、《螃蟹段儿》（全文见《文史杂志》六卷一期），这两种实为同一故事内容，不同本子而已。《升官图》的故事内容，由子弟书目录的著录可以大体略知，其取材于《水浒》或《金瓶梅》小说中西门庆与潘金莲在王婆家中初次幽会的情节，字句间极其猥亵，故它的性质注“春”。内容上虽无可取之处，但在写作手法上一句中有汉语和满语同时用，并把一些官职的名称插在中间，而这些官职名称又洽好有它的音同意异的字，由此而使句子产生洽当而有趣的意义。正因为这曲子里包含许多官职名称的缘故，也许是“升官图”名称的来源。这种写作技法，与其它两种满汉兼子弟书写法独特，就全汉语写成的子弟书似乎也並不多见。文章并移录它的“诗篇”。
贾天慈：
《子弟书作者鹤侣氏考》一文刊载于第17期，本文论述北平俗曲子弟书，素为有清八旗子弟之所擅长，其结构、内容、文字技巧均臻上乘，元曲以外无与论比者。惟俗曲向视为小道，其作者亦鲜有著录。近人根据曲文加以研究整理，始于曲文诗篇中或结尾处，发现作者自道名号，始知作者。据现存鹤侣氏作品及有关资料，事实推考，则知鹤侣乃清室之别署，曾充侍卫六年，故熟习个中情形，退休之后始撰著成书。此鹤侣亦即《侍卫论》等十二种子弟书作者。这是一篇较早论及子弟书作者问题的文章。
傅芸子：
《燕居笔记里的明人传奇文——读稗新札之一》一文刊载于第16期，文章介绍明万历时代的书坊一时流行的刻书版式，多喜作两段式的、三段式的，戏曲选集如《词林一枝》《王谷新簧》、《万曲明春》；通俗 类书如《国色天香》、《万锦情林》、《燕居笔记》，这几种刊本都是这样型式，可惜传本也都是罕见的。明人所刻的通俗类书的特点，除了杂采诸体小说外，还选载诗词歌赋，古今尺牍，诗话笑林，等等文字，意在雅俗共赏，兼俾实用。当时最风行的大概是《燕居笔记》，因为现在传世的竟有三四种版本之多，大型的、小型的都有，可见是一种最流行的通俗类书。孙子书（孙楷第）先生曾见过两种明刊本，第一种是《重刻增补燕居笔记》十卷，大型的，明季刊本，金陵书林李澄源刻，编撰的人是何大抡。第二种是《增补批点图像燕居笔记》十三卷，小型的，明季刊本，附图甚精，冯犹龙增编，书林余公仁批补。这两种以巾箱本的《燕居笔记》所收传奇文与话本两体小说，最为丰富。作者还见过一种时代或者较早的《新刻增补全像燕居笔记》若干卷，大型，文中附图，林近鸣增补，书林余泗泉刻的。这三种书都标有“重刻增补”或者“新刻增补” 。可惜原本迄今尚未发现，不能知道其最初面目。《燕居笔记》里所收的小说，分为一类传奇文，一类评话。明人所写的流行体栽的传奇文，据作者知，大半出于《剪灯新话》、《馀话》以及夕川老人的《花影集》 三书，并列出。
《隐喻的谚语和风人体诗——明代两种谚语辑录珍籍的介绍》一文（上、下）刊载于第52、53期，文章论述说：谚语所表现的不是失了意义的遗留物，而是述者实际的观念，是他们实际的生活哲学或行为的原则。而某一民族的或国民的特点也常常表现在它的里面。日常所用的谚语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语意双关，籍上释下的，还有一种便是但取音同，不论字异的。谚语在我国向来不为人们所注意，採集和研究的工作就更难得有人致力了。象清代乾隆初间的翟灏，他却独具卓见已经注意到谚语的价值，并且认为谚语具有风人体诗的遗风。文章引《通俗编》卷三八风人条“六朝东府，子夜读曲等歌，语多双关借意，唐人谓之‘风人体’以本风俗亡言也”风人体本是杂体诗的一种，六朝的民歌大都予属这类。同时列举数例。明代是我国通俗类书刊刻的最盛的时期，这种明人常用的谚语的价值却早被那时的书贾所注意，而辑录刊刻在流行的戏曲选集或通俗类书里面，只可惜这些书籍多半是传本很少，现已戒为珍籍善本了。作者曾搜集明代的语言资料多种，其中《万曲明春》（戏曲选集）明万历刊本，程万里选；《博闻胜览》明刊本，两种书里面，辑录当时社会通行的“江湖方言”“ 江湖俏语”共一千二百多条，这是明代谚语辑录最丰富的两书。所谓“江湖方言”是南北特殊社会隐语，“江湖俏语”是一般社会谚语。这自然是研究明代社会语言的好资料。並按隐语类的两种，择要引文介绍。
傅芸子先生 的文章虽然不多，但给人们提供了较多的俗文学史料，如：《文史杂志—俗文学专号》一文刊载于第 38期，详细介绍顾颉刚先生主编的《文史杂志》（于民国三十年1941创刊于重庆）。《文史杂志》的《俗文学专号》是第六卷第一期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3月1日出版，此专号收集俗文学专家文章13篇。包括：钱南扬的《跋汇篡元谱南曲九宫正始》、冯沅君的《史弘肇》、傅惜华的《平妖堂所藏明代善本戏曲》、赵景深的《词统与明曲家词》、严敦易的《名恂斋传奇四种》、凌景诞的《说套曲之成立》、方诗铭的《三梦记辨伪》、隋树森译青木正儿著的《小说西湖王搭与雷峰塔》、叶德均的《聊斋志异集外遗文考》、吴晓铃的《跋战东川总本》、关德栋的《记满汉语混合的子弟书——螃蟹段儿》。作者认为钱南扬《跋汇篡元谱南曲九宫正始》、叶德均《聊斋志异集外遗文考》、关德栋《记满汉语混合的子弟书——螃蟹段儿》三篇尤为有价值。另外还写了《“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号》一文刊载于第66期，较详细介绍“中国文学研究号” 专刊。
《王伯良别毛允遂诗》一文刊载于第39期，介绍所见《王伯良曲律》一书。原书毛允遂为王氏所刻，有天启刊本四卷，极为罕见。惟原刻本卷末毛允遂跋文之后，尚附王伯良别毛允遂七律诗一首，并移录，诗末有毛附注。又原刻本王诗之后，尚有毛之“哭王伯良先生诗”十三首，亦为今通行本所无。
《几种罕见的明人戏曲》一文刊载于第43、44期，介绍了《五桂记》、《金盆记》、《调弓记》、《卖水记》、《水梳记》、《藏珠记》《招关记》、《嫖院记》、《阳春记》、《双节记》《六恶记》、《金箭记》、《五关记》、《鲤鱼记》等，认为这几种戏曲确是罕见的作品。在《词林一枝》、《八能奏锦》、《玉谷新簧》、《摘锦奇音》、《万曲明春》、《乐府菁华》、《徽池雅调》、《尧天乐》、《赛徵歌集》等几种明刊戏曲选集里可以说是重要资料。并对这几种戏文的作者分别详考它的正误，确知多是明清人未经著录的罕见作品，可以一补王氏《曲录》、姚氏《今乐考证》等书的阙逸。
杜颖陶（绿依）：
杜颖陶先生的文章比较多，共刊载31期，所涉及内容小说、戏曲、曲艺、宝卷、音韵多方面。如：《万花楼——通俗故事掇拾之一》一文刊载于第9期，作者访陈墨香先生，偶见书堆里有一本《万花堂弹词》，旧钞本，年代约乾嘉左右，其中所演，从内容看则和演出本又颇不同，不曾是三国演义盛行以后的作品。疑其前身系元关汉卿所做杂剧《万花堂》一种《孙太守错疑三虎将，徐夫人雪恨万花堂》（原本不存片段选录）。
《玲珑塔与百山图》一文刊载于第53期，文章论述《玲珑塔》是鼓曲里的一个著名小段，内容是数说塔的极数兼及每极的内容景象。西河大鼓常演唱。《百山图》是小口大鼓（京音大鼓）里的一个小段，内容是数说全国名山兼及有关该山的名人古迹。这种段子的编造，其用意何在？文章认为其真正来源，源于经赞。这种经即不是佛经，也不是道经，乃是三教合一的一种通俗教的经典。其经典是世俗所流行的宝卷。在宝卷中常常见有赞塔的文字，遂引《销释科意正宗宝卷．看宝塔威风品》第二十二来说明。鼓词源出于宝卷，鼓词中的小段当然与宝卷有着极深的关系，断言《玲珑塔》曲是塔赞的扩大。《百山图》的情形，也类似。数山，是和碧霞元君有关的。碧霞元君亦称天仙圣母。引《天仙圣母源流泰山宝卷》玉帝敕封天仙圣母碧霞元君，在其望山时的一段话，据此以观《百山图》，由此说明《百山图》能不是从此蜕化而出的吗？
《山歌》一文刊载于第26期， 曲戏本里通常插入一两支山歌，像《千金记》的“跌霸”、《虎襄弹》的“山门”都是比较通见的例子。山歌的形式，大抵是七言四句，有类乎唐诗的七绝，虽然句中多杂吴语，猛看去似乎像是长短句之属，但如果把其中的吴语化掉，立刻可以明显地看出七绝的窠臼。这种山歌唱起来的时候，也一定要用吴音来唱。由此看来，所谓山歌似乎是吴地的特产，并且在吴音区域里，是其有独立的格调和广大的领域的。民国23年（1934年）汪雲荪先生得到明冯梦龙所编的《童痴二弄山歌》十卷，由朱瑞轩先生排印于世，这书里收山歌345首之多。又据此排印本前郑振锋先生序文，提到他所收藏的浮白山人七种，如《万锦清音》里，也都选有山歌。可见山歌在明末是盛极一时。山歌的起源，今尚无可详考，在戏曲中所引用的山歌，往往其词即是唐人柳枝竹一类的作品，《千金记》“跌霸”可以说明。刘禹锡集竹枝序中所谓吴声，作者引用宋释文莹《湘山野录》来说明，很可能即指山歌而言。从冯梦龙所编《山歌》第十卷所收，全是桐城时兴歌，由此证明山歌的流行，似不限于吴越两地，皖中也很盛行，引《东坡志林》卷二。再在《水浒传》所描写如果是实事，在吴用智取生辰纲一回中，即北方也曾有山歌流行，这样看来山歌流行的区域如此之广。
《薛家将故事的演变》（上、中、下）一文刊载于第50、51、52期，本文论述通俗故事，往往一事具有好几种形态，原因或是由于经过辗转相传发生变化，或由于採用戏曲小说材料吋，经过作者加以修饰增减。但也有经过一个相当时期之后，几种不同形态重又被组合为一，可以牵合的天衣无缝，也可以牵合的草率，不免生出前言不答后语的情形。象薛家将的故事，便是大家熟悉的一个。薛仁贵故事的基本形态，见《旧唐书》薛仁贵传。仅从所见资料，元曲中叙述薛仁贵故事的只有张国宾的《薛仁贵衣锦还乡》和无名氏的《摩利支飞刀对箭》两种曲，这两种元曲薛仁贵的故事已较本传所述增添出不少枝叶，並且有些地方与本传相反。遂列举出添枝叶的地方一条，列举出与原本实事相反的地方两条。而后，明无名氏的《天门隐秀》杂剧又多添加出枝节来；进而到《白袍记》传奇，故事的内容渐渐便走入征东小说所行的轨道了。《白袍记》引郑振铎讲有明富春堂刻本，题《新刻初像音注薛仁贵跨海征东白袍记》，以东征小说所写薛家故事和元明三种杂剧及《白袍记》传奇比较，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异，都是枝叶的变化。东征小说可以说是继承了元明戏曲故事而来的。文章论述：征西故事的产生，主要源于薛丁山的出现。而征东故事与征西故事并不衔接，推测或许反和樊家庄故事不无相关。引录樊金定哭城故事，此本各种戏剧虽皆盛演，但都是缺首无尾，仅存一个中段，有的或多薛景山闯营报号一节，至于来源无人问起。偶然得一部《三皇剑传奇》，恰好敷衍了这段故事，但仅存第一、第三两卷，每卷各十二出。应有四卷四十八出。引录《三皇剑传奇》第一卷关目，第三卷关目。引证论述故事情节关系，人物之间相互关系，认为征西故事即是《三皇剑传奇》演变而出，主要人物的关系可对应。
《关于薛丁山征西的故事》一文刊载于第54期， 作者对于《俗文学》第50、51、52期《薛家将故事的演变》一文，丁山征西故事部分，犹有未尽，补叙说明。引明人有《金貂记传奇》一种，为演薛丁山故事最早的作品，略述情节。今本征西的故事虽与金貂故事颇有出入，但主要故事格架不能不认为是由金貂故事而来的。《金貂记传奇》作者不详，引明万历元年刊本《词林一枝》、《金貂记》第末出尾声“此奇编，重补订。”则在《金貂记》以前，已有此故事谱入戏曲的旧本行世。这故事的出现，当远在明中叶以前。三皇剑故事中许多地方沿用着《金貂记》故事的关键，如保持丁山的存在。以《金貂记》故事与三皇剑故事相比较，三皇剑中情节，固不乏持出的精采之点，但通体看来，究不若《金貂记》故事严整，反而被《金貂记》故事所吞并而化入，说明《金貂记》故事发生在三皇剑故事之前，遂对征西故事中人物进行了分析。
《施世纶与唐三藏——通俗小说卮谈之一》一文刊载于第60期，作者通过对近代武侠小说《施公案》与《西遊记》比较对照来看，《施公案》的编制，无疑是把《西遊记》的关目，综合到公案里面而成。《施公案》中的施世纶俨然便是《西遊记》中的唐三藏，其它人物也相似有对应。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高鹗之外至少还有一个人》一文刊载于第56期，文章对《红楼梦》的作者，提出了曹雪芹、高鹗之外至少还有一个人，即曹雪芹之说不发生动摇，至少有一个人曾经动过笔。论及《红楼梦》中所说的京都似影射北京而言，引在第一回至第三回中字段则不然，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形，如果出于一人之手，断乎不应该有的。依作者想《红楼梦》前八十回，从原作到今见本，至少是曾经有一次改编，是改编者失于周密而遗留下的痕迹呢？还是曹、高之外还有第三个人呢？
《近代武侠小说的起源》一文刊载于第58期，文章论述：近代武侠小说的起始，大约是在乾隆的末叶，而醞釀的时期，当在康熙、雍正两朝，引证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述。其后《以黄天霸为中心推测近代武侠小说的背景》一文刊载于第61、62、63、64、65期，又以黄天霸为体材，引用较多而丰富的材料，对有关近世武侠小说作了进一步的的论述。
《关于“旧剧中的几个音韵问题”——敬答罗莘田（罗常培）先生》一文（上、下）刊载于第67、68期，文章就戏剧中的音韵问题，谈了一点看法，以答罗常培先生。在刊载于第69期《尖团字和上口字——关于“旧剧中的几个音韵问题之二》一文中，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二黄的起源及其和“宜黄”“四平”的关系》刊载于第57期，文章从论述“二黄”命名的由来，世俗相传，皆以为是起源湖北黄冈、黄坡两地，其说源于张祥河《关陇舆中偶憶编》“戏曲上黄调，始自湖北，谓黄冈、黄坡二县” 。作者对此持怀疑态度，所持的观点，却是基于戏曲音韵方面的现象出发，引证材料论述，遂引出“宜黄”与“四平”的关系来说明“二黄”的起源。
《脱空宝卷考》一文（上、下）刊载于第31、32期，文章论述民国二十五年，作者在中国戏曲音乐院图书馆任职时，在整理收进的俗曲旧钞本，翻检一本《孟姜女长城宝卷》抄本时，发现这本书的封面和封底，是经过一次重订的。而重订时则是取其他一种书的皮子翻转过来而利用的，于是把订线剪断取下书皮，重又为之翻转，这样一来，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奇迹，原来这两张皮，却是另外一种宝卷的封面和首页，封面上题着这部宝卷的名称《脱空宝卷》，首页上则是上卷各品的目录。《脱空宝卷》查遍各家记录宝卷名目的目录，全然不见有此名称，只有相似的几个名目，如：《销释真空宝卷》、《销释印空宝卷》、《销释印空实际宝卷》、《销释真空扫心宝卷》而已。那么所谓“脱空”是不是可以认为和“印空”“真空”属于一类的名词呢？恐怕是不可能的，因为所谓“印空”是指“印空菩萨”而言，“真空”是指“真空老祖”及“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的某种教义而言，至于脱空却不见于这一类的各种教义之中。但是在俗语里，却有这样一个名词，其意义是“虚伪”和“谎诈”， 遂引《十国春秋》云：郭忠恕责冯道曰：“令公累朝大臣，诚信著天下，今一旦反做脱空汉乎？”据此“脱空”一词，在五代时候已然很为流行，宋元以来，尤为习用。又引宋王明清《挥尘录》、王实甫《西厢记》第二本崔莺莺夜听琴折中东原乐一曲、《缀白裘》第十一集卷四等都可看出“脱空”的含义。但又引宋周密的《齐东野语》中有一段话，其中所云“脱空经”，是一句虚话呢？还是真有其经呢？假使真有其经，则既可为经，亦何尝不可为宝卷？然在宝卷里也称之为经，引《销释科意正宗宝卷》来说明。所谓“经”和“宝卷”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分别，经即宝卷，宝卷即经，充其量宝卷不过是经的类乎调侃之称而已。据以推论，则“脱空宝卷”当然也可称为“脱空经”了，至于这本“脱空经”是否即是上引宋时《蜀妓词》中所提到的“脱空经”呢？引《脱空宝卷》残页所载的上卷品目，叙仅存五品半的名称：四大山祖师登坛说法品第一；光州城大贤降生品第二；无踪村访友品第三；弃家求道品第四；过口河品第五；途逢……。据以上这一点材料，使我们却得到一个引证的途迳。接着文章下部分，引《脱空传》（首页题《新刻秘本脱空传》二卷，共凡十八回。《脱空子弟书》两回，题云《新编脱空祖师全段》等内容，和脱空宝卷残目相参证比较，进一步说明《脱空宝卷》内容。
此外还有：《说“看官”》一文刊载于第73期、 《别具风格的药性巧合记戏文》一文刊载于第28期、《北宋元宵景事与戏曲调名之关系》一文刊载于第34期、《“踏摇娘”究竟是什么？》一文刊载于（上、下）第36、37期、《说“倒刺”》一文刊载于第40期、《三乡题》一文刊载于第43期、《庄周的故事》一文（上、下）刊载于第46、47期等。
沈宝基：
《法译庄子的故事与服尔德》一文（上、下）刊载于第27、28期， 文章介绍法国唐脱尔哥尔（Dentrecalles）译的《庄子的故事》（明人《警世通言》里《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的一回），对法国大思想家服尔德 Vollaire的《柴提格jadig》故事的影响，通过比较评介这 两个故事之间的异同，指出这是受中国小说戏曲影响最明显的作品，说明十八、十九世纪中国俗文学对于法国文学颇有深刻影响。另外一篇是《谈歌谣中的晦涩成分》1～4刊于第62～65期。
李辰冬：
《＜小说林＞小说的片貌》一文刊载于第44——50期，文章介绍小说林社1904—— 1908年出版的小说至少九十九种以上。并将其中所见九十种,从书名、著者、译者、出版时间、册数及部分内容简介等方面进行了著录，对于了解近代中国小说运动史和翻译史，实有莫大的贡献。
奉宽遗稿：
《清初之翻译＜三国志＞》一文刊载于第19期，文章论述：礼亲王昭琏《啸亭续录》，崇德四年，文庙患国人不识汉字，命巴克什达文成公海翻译《国语》、《四书》及《三国志》各一部，颁赐耆旧以为临政规范。定鼎后，设翻书房于太和门西廊下，拣择旗员中谙习清文者充之，无定员，凡《资冶通鉴》、《性理精义》、《古文渊鉴》诸书，皆翻译清文以行。按巴克什亦作榜式，其音义与博士并同，为文成之赐号，国语儒也。所翻《四书》，今一钞传本，现行之翻译《四书》，乃乾隆间儒臣重订新语改翻之本，高宗制序颁行者，首页汉字题御制翻译《四书》序，是宸翰御制书序，非御翻书也。坊间不察，辄题书签曰，御制翻译四书，殊不明晰。《三国志》即旧本罗贯中之《三国演义》，非今世行毛氏改订金氏批评者。旧翻《三国志》世少传本，余藏有蓝布封面高丽纸写本第二十二卷一册，无汉字，其目录四则云“孔明秋夜祀泸水”（今本为祭泸水汉相班师）“孔明初上出师表”（今本为伐中原武侯上表）“赵子龙大破魏兵”（今本为赵子龙力斩五将）“诸葛亮计取三郡”（今本计作智），审其纸料字体并墨色，断为清初东都旧物初翻之本。
李啸仓：
《宋元之灵怪平话——＜醉翁谈录＞所载话本目考证之一》一文刊载于第10、11、12、13期，论述：民国二十年（1931年）在日本发现了观澜阁所藏庐陵罗烨撰《新编醉翁谈录》，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影印发行。《新编醉翁谈录》卷一甲集“小说开辟”里列举了不少宋元人平话本目，这些话本目仅由名目上来考察，除去有一些散于明刊诸话本总集中者外，其它散佚各本的内容本事，也尽系无考。现只将近年来查询所见所闻，小说名录目中灵怪一门加以考证：《汀州记》、《崔智韬》、《红蜘蛛》、《铁瓮儿》、《水月仙》《大槐王》、《妮子记》、《葫芦儿》、《人虎传》、《太平钱》、《芭蕉扇》、《无鬼论》，其中《杨元子》、《李达道》、《铁车记》、《巴怪国》内容不详，待考。
《释“银字儿” 》一文（上、中、下）刊载于第16、17、18期，引宋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说话者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 烟粉、灵怪、传奇……。”又吴自牧《梦梁录》卷二十“小说讲经史”条也说“说话者谓之舌辩，虽有四家数，各有门庭。且小说名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发发踪参之事。” 其中所谓的说话，即今日的说书。而称为“银字儿”的，与其它三家由内容而定名的颇为不同，而且语言也特殊费解。孙楷第先生在《宋朝说话人的家数问题》一文（见民国19年，《学文杂志》第1期），虽也略为考释，但犹不详。文章作了深一层的考证，一. 银字的来源，二.银字的名称，三.银字为哀艳腔的代称，四.银字与说话的关系。
《“裴度还带”杂剧的作者》一文（上、下）刊载于第21、22期，《裴度还带》为也是园旧藏古今杂剧之一。今收于商务印书馆所排《孤本元明杂剧》中，原系明抄本，标作《山神庙裴度还带》，元关汉卿撰。在元钟嗣成《录鬼簿》及明朱权《太和正音谱》中，关汉卿名下，也俱增著录。本来我们可以信而不疑，但对于这本戏，仔细的加一番考察，却发现其中颇有研讨的地方，怀疑这本杂剧，并不是关汉卿作，而可能是明初人贾仲明所撰，理由：第一，近人王季烈在其《孤本元明杂剧》提要中评，认为此本前三折“皆绝好词，其余亦多本色朴质，非明人所能及。”我们与关汉卿其它剧本比较，可以发现《裴度还带》的作风，是识新有余，而拙朴是还不逮于关作来的本色的。尤以四折为甚。故王季烈也说“意者，此种剧本，皆当场走笔，所撰随演，取辨俄顷，故至第四折率多戈然而止，甚少精彩也。”第二，此本题目正名为《邮亭上琼英卖诗，山神庙裴度还带》，但考钟嗣成《录鬼簿》关汉卿名下，则作《晋国公裴度还带》，明天一阁抄本《录鬼簿》于关作《裴度还带》下则别注《香山扇裴度还带》，按“晋国公”为裴度之封号，“香山扇”疑为“香山寺”之误（抄本中误文甚多），因为裴度还带故事，原见于唐王定保《摭言》。通过对比，这本《山神庙裴度还带》比《摭言》所记增出情节甚多。第三，此本之曲目,多有拿王实甫杂剧作篮本之处,按关汉卿虽有续西廂之作,料必为其晚之笔,且朱權王实甫《芙蓉亭》云:汉卿为杂剧之始,故卓以前列云云,想以汉卿之才,必示屑干规模厅辈,或同时王人.第四，今本《裴度还帶》第一折青哥儿中有之. “我扫妖氛息平蛮貊”这句话,若是在元朝那个时代讲,当是很遭蒙古人忌的.並引证论之。第五，在《裴度还带》第一折中提及“来生债”假若真为关汉卿作,曲词中忽然引用了后人的“来生债”.不是一椿很滑稽的事。根据以上理由,明显看出如果武断的认为是关汉卿撰的,恐怕是十分靠不住的。贾仲明《录鬼簿》续编里,在他自己之下,著录在一本《裴度还带》底下注着题目正名：《长安市橘谣报恩，山神庙裴度还带》经进一步资料查引，这本杂剧为元末明初人贾仲明所撰，该不是一勉强牵合的论断。
秣陵生：
《刘继莊论小说戏曲》一文刊载于第60期，文章论述：在我国历史上士大夫对小说戏曲的见解多是歪曲的，沒有正确健全的重识，总以为这些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然而能够认识俗文学的重要，小说戏曲的重要，这样的谈论，敢写于书上的所见很少。作者偶然发现（明末清初人）刘继庄《广阳杂记》有关于小说戏曲的两则，所说警譬透澈，不同凡响，并引原文。刘氏说：小说戏曲的产生是由于符合人们的天性，合乎心理的需要而形成的，圣人教化也不背乎人情，这也就是明白指出小说戏曲为极富人性的东西，绝不会与儒道精神相违逆。作者认为：刘氏的这一思想与欧洲文学潮流中所主张的自然主义是不谋而合，有其相通的地方。
《梁任公的俗文学观》一文刊载于第31期，文章论述：我国俗文学至唐、宋始之渐形成，到元、明、清大盛。但很少人看重它们，研究它们。即以俗文学中最多最重要的小说而论，历代艺文志虽列有此类，却是些杂家的作品，真正通俗的小说，总沒有入选的荣幸。在清代规模宏大的四库也是如此，到清末受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才确知俗文学的真正价值。梁任公先生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于日本编《新小说》杂志，就写了一篇《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一文，欲新一国在，不可不先新一国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把俗文学推崇甚至与从前的看法大不相同。梁公又在癸卯发表了《小说丛话》中谈及俗文学，“文学之进化存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文章论述一切文学皆应以俗文学为指归，採用白话体。在那个时代，而他敢如此说法，可谓大胆之至。民国以后的国语文学运动，未尝不是继梁公先生的主张而扩大了，成为实际的行动。并引胡适之先生《文学改良刍议》。
《讽刺山人的小说》一文刊载于第36期，作者对《平山冷燕》小说进行了分析，认为书中最注重的地方是写出明季山人无耻卑鄙的黑暗面，使人知道这些伪君子原是不值得尊敬的。
刘保绵：
《小说中的二郎神》一文刊载于第23期，论述宋明以来，民间对于二郎神的传说，共有三种。一为赵昱。《棗林杂俎》：“二郎神为清源妙道真君，即嘉州守赵昱斩蛟者也。未详何代，何封称为二郎。”在常熟县志里却为他解释的很清楚。二为李冰或他的第二子。《朱子语录》“蜀中灌口二郎庙，当时李冰因开離堆有功立庙。今来现许多灵怪，乃是他第二儿子。”三为杨戬。《西遊记》第五回叙孙者大闹天宫无人可伏，观音菩薩向玉帝推荐一神，道“乃陛下令甥显圣二郎真君现居灌州灌江口，享受下方香火。……着他助力便可擒也” 。这三种传说奇怪的是不止他们都称二郎神，而他们的庙宇或居处又都是在灌江或灌江口。这种偶然的巧合，实在是让人迷离莫解的，根据稗乘来考察这三个传说和流行的先后，在宋代好象以李冰第二子之说为较早，赵昱较李冰第二子之说晚。至于杨戬为二郎神，並不见于前人记载，那则恐怕因《西遊记》的作者随便捏合，而才起的吧。并广引资料，加以引证说明。
《“提破”“捏合”》 一文刊载于第25期，文章论述：宋耐得翁《都城纪胜》记南宋说话“四家”，于讲史书之后则云“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吴自牧《梦梁录》所记与此略同，唯“提破”作“捏合”。按“提破”者，盖即“说明白”之意也。罗烨《新编醉翁谈录》卷一甲集“小说引子条也记有，“题破”即“提破”也。“提”与“题”或可解为“说”字，有“说破”之意味。引吴承恩《西遊记》第32回衍猪八戒被破巡山一段例证。《都城记胜》及《梦梁录》：谓讲史书者最畏小说人，盖“小说”为短篇平话，说话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即能说破，不若讲史之长篇大论；且“小说”又不必如讲史书者势须有历史人物以作依傍，但求能耸人听闻，便可随意编选，而捏合成为平话也。
王堉壬：
《书评——西南采风录》一文刊载于第2期，文章全面介绍了西南联大湘黔滇步行团，于民国27年（1938年）1月自长沙步行至昆明，行程三千三百华里，历经湖南、贵州、云南三省，三十余县，历时六十八天，团员刘兆吉沿途采集民间歌谣两千余首，选其有文学价值及能代表一地风俗民情的七百七十一首，编辑成《西南采风录》一书 ，商务印书馆民国35年（1946年）12月出版，全书194页。正文前有朱自清、黄钰生、闻一多诸人序言和讲述采集歌谣诗的原由，所用方法及遇到的困难；歌谣区域的方音与国音的比较；歌谣的分类。内容包括情歌640首、童谣35首、抗战歌谣20首、民怨13首、採茶歌4首、杂类59首，末为附录，收苗歌两首。此资料是继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专门蒐集民间歌谣，广东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收集各地歌谣之后，深入民间，独力收集大量的歌谣，成绩之佳，是近年来对民俗学上、语言学上及文学上的一大贡献。
五石（蔡五石）：
《沈鸟儿画眉记》一文刊载于第54期，文章述《沈鸟儿画眉记》晁瑮《宝文堂书目》子类著录《古今小说》二十六卷《沈小官一鸟害七命》即《画眉记》的改称。郑振铎先生著《明清二代平话集》一文认为系宋人旧作，赵景深先生《喻世明言和影响》同郑说。作者据郎瑛《七修类稿》则实是天顺间事,引《类稿》原文，说明实为明人所作不待言。
《刘凤叔批钦定曲谱录要》一文刊载于第38、39、54、56、57、58、59、62期，文章在笫38、39期将北词部分录要介绍，在第54、56、57、58、59、62期将南词部分录要介绍。
休休：
《“京娘怨”本事考》一文刊载于第55期，北剧有彭伯成的《四不知月夜京娘怨》，南戏有《京娘怨燕子传书》。文章叙述戏文所演之本事应与金元裕《续夷坚志》中娘娘的墓一则内容有关。引《九宫正始》吕宫过曲胜葫芦第二格附注中录有“京娘怨”残曲，补证《南戏拾遗》中认为与《赵匡胤千里送京娘》故事有关不足。
韩斋：
《关于龙图公案》一文（上、下）刊载于第28、29期，文章前面简述公案小说内容、形式。并通过对《龙图公案》繁、简传本的版本对比，内容取材来源，认为这部小说，姑不必问它的价值如何，但仅从它对后来的公案小说的影响一点来看，起码这书对于研究小说故事的演化方面，却也並非是不屑一顾的。
闫万章：
《说“竹林寺杂剧”》一文刊载于第14期，《释“诸宫调”》 刊载于第66期，《说“诸宫调”与“俗讲”的关系》刊载于第68期，《“诸宫调”的说唱》上中（缺下）刊载于第72、73期。
关于“竹林寺是杂剧名么？”一文，赵景深先生曾于《读曲随笔》中提出。闫万章《说竹林寺杂剧》刊载于第14期、吴晓铃《跋说竹林寺杂剧》刊载于第15期、休休《关于“竹林寺”的一点》刊载于第44期等文章都作了论证。赵景深先生文章引出三处提到竹林寺的地方，马致远的《汉宫秋》、乔吉的《金钱记》、《金台集》等，然未有断定出杂剧名目。闫万章的文章则引《夷坚丁志》卷三所记竹林寺故事；吴晓铃先生的文章则引证以为或许是李亚仙的故事；休休的文章引《苏英皇后鹦鹉记传奇》对文中所言似其前仍有旧本，提出在旧本中白马庙原是竹林寺吗？

在抗战胜利后出现的《俗文学》周刊中，虽然“平字号”（北平）《华北日报》的《俗文学》周刊较“沪字号”（上海）的《俗文学》周刊出版时间晚，但其特点是研究的范围比较广泛，除了戏曲、小说之外，同时顾及到俗曲、故事、变文、谚语、笑话、宝卷、皮黄和乡土戏等。发表在《华北日报》的《俗文学》周刊的这些研究文章，都是较早论及俗文学诸方面的研究论著，虽其后重刊的有一些，但有相当数量的文章并未另刊行它处，这当然只有在《华北日报》的《俗文学》周刊上才能看到；然而对于比较容易在其它书刊找到的，则在探讨学术沿革和学术研究史时，这里的记录也是有着特殊的意义。所以有关这类的俗文学研究资料，无论是为了俗文学研究，还是为了俗文学研究史的研究，均应为文史研究者所注意。




注:
（1） 见马幼垣：<戴望舒小说研究和［俗文学］副刊>（香港《明报》1979年6月12曰）。<香港星岛日报俗文学副刊全目——附解题>（《冯平山图书馆金禧纪念论文集》香港，香港大学书报出版社1982年）。
（2） 见拙作<四十年代上海［神州日报］赵景深主编的［俗文学］周刊>（《山东大学学报&#8226;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
（3） 上海《大晚报》赵景深主编《通俗文学》周刊，开始于1946年9月3日，至1948年8月30日；上海《中央日报》赵景深主编《俗文学》周刊开始于1946年10月11日，至1949年1月20日。
（4） 王文宝：《中国俗文学发展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一书也未记录这一时期俗文学的研究情况，仅只沿用了吴晓铃先生的<朱自清先生和俗文学>一文，而对四十年代香港、上海、北平出版的五种《俗文学》周刊的实际研究情况的叙述均缺略。
娄子匡、朱介凡：《五十年来的中国俗文学》（台湾．正中书局,1963年）一书也未详
尽记录这一时期俗文学的研究情况，对四十年代香港、上海、北平出版的五种《俗文
学》周刊的实际研究情况的叙述均缺略。


参考文献：

［1］王文宝．中国俗文学发展史［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2］娄子匡、朱介凡．五十年来的中国俗文学［M］．台湾．正中书局,1963．
［3］马幼垣．戴望舒小说研究和《俗文学》副刊［N］．香港：明报，1979—6—12．
［4］陈炳良等.《冯平山图书馆金禧纪念论文集》［M］．香港．香港大学书报出版社，1982．

［转自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网——ｗｗｗ．ｃａｏｃｓ．ｃｏ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