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老大随感录（大家应该向老大学习，作出头椽子，虽然他至今不会打帖）

cyc

网上随感录

吕微


        自从把《中国现代神话学与今、古文说》贴上了“民间文化青年论坛”，很快就有了几篇回复，但我一直没有作答，原因有好几个：其一，我一直对在网上说话有恐惧感，我不大会说网上那种诙谐轻松的、近似江湖的语言，可如果你总挺着一副“忧国忧民”的可憎面孔，那一定要惹人讨厌；其二，按说我的年纪肯定已经不是青年了，如果硬要在青年论坛上和青年们打成一片，岂不像老莱子娱亲，那就更要惹人嫌了。其三，我这人怕花钱，在网上没还转几分钟，就想下来，这就更说明不是青年了。所以，我也就一直没敢在网上露面，尽管本论坛的版主陈泳超至今“思慕”我的可憎的身影。
说起青年论坛，当初也就是参加什么会的几个人偶然碰到一起，说起这事，也就准备干了。记得民俗学开年会那会儿，高丙中正在米国；叶舒宪下了火车奔赴会场，可能是心里急着回家洗澡，在会场上耐心蹲了半天人就不见了；散了会朝戈金说要找人聊天，可真开聊时，朝大人自己又不知去向。向来如此，外地来北京开会的，都老老实实地真开会，家在北京的大多能到会场上露一面就算对得起邀请者和主持人了。虽说当初论坛的参议者都是基于偶然，但现在既然泳超已经扯起这一面网页，也就真应当把这事当真办，鼎力支持，现在迟来一步，又说了这么多废话，只是为了恭请咱们的版主泳超兄原谅。
要说的话题实在不少，想说泳超的《神话复原》（其中有针对我的批评），也想说爱东的博士论文，又想说丙中对爱东的回复，当然更想说对我自己的文章的回复。千言万语，一时不知从何说起，那还是先从爱东的博士论文说起吧，对这问题感兴趣的人可能更多。
爱东的论文中确实有很多很好的思考，而且虽是结语部分却也能够看出，正文部分的论证也一定很严谨。比如说紧缩地盘，可能就是与人类学划清界线的一招好棋。其他值得击节的地方还有不少，就不一一恭维了。我只借机说说我的其他一些想法。但对爱东文中“民俗学是国学”的提法，我则要先说上两句，这是一个很容易让人误解的命题。说是传统学问“内在理路”的转换，有一定根据，我赞成；但若认定国学只是研究中国的学问，我就不赞成了，正如我不赞成“一国民俗学”的说法。我知道爱东没有第二个意思，但国学的提法总还是容易让人有此联想。中国民俗学可以只是研究中国的学问，但中国的民俗学就一定不能只是研究中国的学问。学问既然是求真，即便是释义，也不应有什么国界，学者都应当是世界公民，以天下（现在是全球了）为己任，我想，中国学者应当有这个胸怀，尽管我们目前的活计还是以研究我们自己的为多，还顾不上怎么研究别人（现在研究别人的其实也是在为自己服务，而不是直接为人类全体服务）。
现在大家都在为民俗学担忧，以为祖国正在危机之中。但危机是什么，看法却不甚相同，举例说有以下几种：传统的研究对象正在消失是其一，研究范式的陈旧是其二，其他学科如人类学的兼并迫害是其三，（民间文学）在学科体制中的地位下降是其四，还有……但我以为，这些都是事实，但却不是根本。根本的问题是，民俗学这门学问在中国本属于五四以来革命的启蒙学术的一支，但随着革命的启蒙学术的总体危机，民俗学才出现了本学科的危机。所谓革命的启蒙学术的总体危机就是：随着学科体制化的进程，启蒙学术已经丧失了其当初所具有的批判的人文精神。在此意义上，以人文学重新界定民俗学的性质有其现实的意义。站在维护民俗学批判的人文精神的原初立场同时也是当代立场上，我不同意钟老关于“民俗是民族全体的文化”的提法，因为这种提法没法与维护正统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政治立场相区别，从而有可能使民俗学再次沦为政治附庸，以及成为意识形态之无害的学术象征的危险。而反过来说，这种对于学科危机的无意识又正是学科危机的具体表现。
学科的体制化引起学科危机并非只是中国才有，也并非始于近期。尽管中国民俗学恢复的时间并不长，但其难友中国民间文艺学则长期身受体制化之害。其实，启蒙学术的危机是普遍性的、世界性的，并非都是后现代思潮解构的结果，危机源于现代性学术内在的批判意识的丧失。因此，恢复学科的批判精神，才是克服学科危机的最根本的出路。在此意义上，我赞同丙中的“入世（生活世界）”说。当然我不赞同丙中对顾颉刚、闻一多的评价。我以为，顾颉刚、闻一多开创的学术范式不是错误与否的问题，而是适不适合已经变化了的学术语境的问题。对于人文学和社会“科学”来说，我们很难用是否“符合客观”来作标准并下断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精神分析揭示潜意识的结论是很难证实的，但却有助于精神病的治疗，这是因为精神分析开启了病人自己的一次新的自我理解，因此精神分析的客观治疗效用就在它的不可能客观证实的解释当中。回到顾颉刚和闻一多，我们当然可以客观性的理由评判他们的错误，但是我们须臾不可忘记的是，他们对存在意义的追问正蕴藏在他们的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研究当中。当顾颉刚声明自己的孟姜女研究不为任何非学术目的的时候，我们今人万万不可轻信，生在今天的我们应当比顾颉刚更理解顾颉刚，当顾颉刚向我们描述孟姜女故事的历史系统时，他不是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告诉民众，只有我们民众自己才是历史的主体，尽管他选择的言说角度仅仅的一个故事的转变，但故事的转变正是历史转变的缩影。顾颉刚用自己那无用之用的纯粹学问加入了现代中国启蒙主义的伟大合唱，顾颉刚自己说他是不入世的，其实他却是最入世的（顾颉刚自己一生徘徊于入世与不入世之间，这几乎使他精神分裂）。因此入世与否不是说你应使用“正确的”研究范式，而是看你的研究范式是否适应当下的生存语境。而且，顾颉刚、闻一多的研究范式是否能够经过转换而适应当下语境还在未知之数。
因此，借助人类学田野方法的襄助就不一定是民俗学入世的关键之处，但是学习人类学对于意义的追问意识却一定是入世的前提条件。这就是说，不是说走进田野就一定能够入世，而固守文本就不能入世，重要的是你具有怎样的胸怀，你走进田野了却没有入世的意识，那么你也仍然入不了世；你手头仅仅有文本，但你具有清醒的入世取向，那么你仍然可以入世。顾颉刚具有强烈的入世胸怀，所以尽管他只拥有文本，但却创造了中国启蒙民俗学或批判民俗学最辉煌的业绩。这说明，民俗学也可以成为一门有用的学问，当然不是那种为现代堪舆出谋划策的有用，而是对诊断真正的、重大的社会问题、文化问题有用的学问。
说起学术的有用或无用，正是顾颉刚那一代大师留给我们这一代学人的最可珍贵的问题意识和精神遗产，同时这也可以说就是中国民俗学的基本难题之一，当然也是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个普遍的两难困境。读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从章太炎到胡适，讨论的中心问题始终离不开“学术与政治”、“求是与致用”，当然这也曾经就是韦伯遇到过的麻烦，但是，中国现代学者的麻烦更多、更复杂，因为还要再加上“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科学与文化”、“认识与解释”等等现代的和后现代的诸多两难，这些两难都是我们为解决学科基本问题时所不可避免的遭遇战。有时我们认为学科的基本问题似乎只是对象和方法之类的“安身立命之本”，但实际上，对象是有人为建构之嫌疑的，方法也不可能只宗一家，重要的是你通过确认对象和采用方法要解决什么问题，于是对象和方法反倒成为为问题服务的手段。这里所谓的学科问题实际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对普遍性问题的认识和对特殊性问题的认识，以及对事实的认识和对价值或意义的解释。我在《现代性论争中的民间文学》中曾经认为，中国现代学术是为解决现代问题（主体自由的实现）服务的，离开这样一个大的现代文化政治语境，我们就根本无法理解我们自己，而民俗学的学科危机正是由于学科自我理解或自我意识的丧失与迷失。目前，我们争论一些学科的具体问题固然是重要的，我们要争当一级学科，我们要与人类学划清界限，我们要重新把握研究对象，我们要革新我们的研究范式，但是，如果我们不能重新确认自我，明确我们要解决的学科基本问题，那么我们就始终无法克服学科的深层危机。我们无法让更多的学者相信，你的这个学科能够对中国现代问题的解决贡献一技之长，因此也就不会有更多的学者关注民俗学的事业。我相信，当初的一代大师投身于民俗学事业绝不仅仅是因为个人的兴趣所至，而主要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民俗学对于现实中国的必要。就此而言，目前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危机其实是好事，危机是反省之道，是重新确认自我的大好机会。如果在目前民俗学不景气的情况下反而有更多的青年投靠民俗学，那将说明民俗学自身的吸引力，这吸引力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民俗学学科对于中国现实的认识能力和解释能力，只有在不为稻粱谋的前提下有更多的人介入到民俗研究当中，那才是中国民俗学之大幸，而这就需要目前在民俗学中摸爬滚打的人们不断努力，以自己切实的成果向人们证明这个学科所拥有的解决社会、文化问题乃至存在论问题的潜力。
当然，还有问题在，这问题就是：不是说我们准备让民俗学成为有用的学问就万事大吉了。当年韦伯和顾颉刚的问题是我们今天的学人仍然需要面对的问题，只是问题虽然相似甚至相同，却还是需要我们这一代人自己来回答，因为，问题不是原封不动地传递到我们手中，而是以转化的形式向我们逼问。在后启蒙或后革命时代，学术与政治的两难、求真与致用的两难已经不再以当年那种简单、直接的方式向我们发问，而是内化为学术内部的知识论与价值论的冲突。今天，政治不会再蛮横地强迫学术做图解政治的违心之论，学术自主正在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现在倒是学者们自己主动地为意识形态或者文化的政治服务，因为学者自己也是身在现代性的语境当中。这说明， 在学术自律的今天，在坚持学术自主特别是当我们承认了学术也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学问之后，学术却无法避免多种价值论的相对主义浸染。这也就是“入世”论可能面临的新的麻烦。当年，索绪尔正是有感于“外在的”历史语言学的意识形态倾向而提出了“内在的”和共时的语言学理念，索绪尔认为，内在的语言学应当是无主体的语言学，只有脱离主体的语言学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因为主体总是存在于文化之中，因此也就难免文化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污染。索绪尔的理想也许可以成为社会科学的理想，但是对于人文学来说这是可能的吗？我曾在一次文学讨论会上提出民间文学研究的非外在化和内在取向问题，但没有得到丝毫响应，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文学根本就无法脱离文化、脱离主体而独立，因此我的问题根本就不应当被提出来。
从人文解释学的立场看，也许我们应当把对事实的认识与对意义、价值的解释严格区别开来，但这似乎也还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门径。在无用的事实认识和有用的意义解释之间，界线似乎并不那么清晰可辩。钟老当年提出“民俗——民族全体文化”论时，肯定不是为了主动迎合政治需要，但其结果却是没有和文化政治的立场分道扬镳。民俗学是希望自己成为纯粹的知识，还是复合的学问，至今我们没有充分的讨论。鉴于新时期以来中国学者在学术自为的道路上仍然无意识于自身文化政治的学术语境，那么我想，与其我们根本就无法彻底摆脱自己当下文化的政治的生存语境并且对此毫无意识，那么我们还不如干脆就坦率地承认它对我们的学术前理解的决定性影响，并在做学问的同时对此保持应有的警惕。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最终赞同入世说的理由之一。我们只有先试试再说，尽管我们无法保证我们一定会成功。我在《中国现代神话学与今、古文说》中试图揭示中国神话学背后现代的文化政治的学术语境，但我同时就发现自己的论说也几乎是站在同一语境的立场上与之辩驳（户晓辉指出过我的悖论）。这令我极度沮丧，因为纯粹的知识、无用的知识曾经是我那么多年的理想，如今这理想正在破灭。文章贴上网页以后，有朋友赞同我的学术本土化立场（其实我的意见恰恰相反），只有陈连山来信说从中体会出认识论的悲观主义，我以为是知心之论。也许，以上都只是痴人说梦。为人生的艺术也好，为艺术的艺术也好，有人喜欢莫扎特，也就有人喜欢贝多芬，老莫就老莫，小贝就小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还是让听众或观众自己自由地选择吧。
最后再声明一次，我支持丙中的新“入世”说，尽管也还有保留意见。我支持的理由是：第一，由于我们今天已不大可能彻底地以主、客体关系的传统认识论来面对我们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因此人文学与社会学在与同样作为主体的问学对象（无论文本还是田野都是与我们研究主体相交往时的他者性主体）的对话中，相对于事实的确认，主体间交往的更重要的结果就是对于意义的共识，而在交互主体间对于意义的对话阐释的同时，应用本也就在其中了（如我在前面所引精神分析的例子，而纯粹的和无用的知识论是建立在传统的主客体关系认识论的基础上的）。第二，对于我们民俗学科来说，由于因袭传统研究范式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而我们之中的多数人并无力对传统范式加以转换，因此从救学科时弊的角度说，我们也应当支持研究范式的普遍转变，因为我们当中的多数人并不是大师，我们在更多情况下只能是在大师建立和转换研究范式的榜样作用下做具体的解题工作。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又有谁能保证我们今天的见解就永远是绝对真理呢？如果在“有用知识论”的话语支配下，无用知识被剥夺了起码的生存合法性，那也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我们谁都不能保证无用的知识永远就是无用的，因此如果我们不给“无用知识论”以充分合法的生存权利，那么我们就会陷入新一轮的学术话语独断。最后一句话，学科的独立性就真的那么重要么？其实重要的是，在当下的中国学界，有那么一批人比如民俗研究者，他们接受的学术传统和学术训练比较接近，因而他们就比较容易形成一个目标接近的学术共同体，比较容易相互帮助，一起做一些事情，至于他们和其他学统的界线其实并不那么重要。当年传闻专业的中国人类学者们要清理门户，我想，如果传闻属实，在后现代的今天，那将是中国人类学最愚蠢的举动和最不光彩的日子，因为那样做的目的只能是为了建立学科知识的话语霸权而不是为了解决存在的问题，而任何存在问题的解决都只能依靠专业和非专业人士、体制内和体制外人士、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有效对话和共同努力。

12月8日

cyc

我也就一直没敢在网上露面，尽管本论坛的版主陈泳超至今“思慕”我的可憎的身影

望美人兮天一方，美人来了费思量！ :cool:

施爱东

　　　非常高兴看到吕老大的意见。说实话，我自己对于没有贴到网上的论文的前几章的把握还大些，因为臆测的成份少，事实的列举以及对事实的说明多，但对于结语中的有些提法确实心存疑虑，我原本不想谈“中国现代民俗学的早年历程给予当代民俗学建设的启示”，但如果我不谈这个问题，我的论文就没法过关，因为我必须“入世”才能使我的论文显得“有意义”，而这种勉强的评说又必然给我的论文带来许多硬伤。比如吕老大在提到学科的困境时说，“根本的问题是，民俗学这门学问在中国本属于五四以来革命的启蒙学术的一支，但随着革命的启蒙学术的总体危机，民俗学才出现了本学科的危机。”这一观点正是我朦胧意识到却没有能力充分言说的话题，可怜我的知识面不够开阔，我害怕话题一旦逸出行外就会被人抓住把柄，这种恐惧必然地阻碍着我的思想的深入。
　　　我想，对吕老大前文提出的许多问题的认识应该都会在我的正式出版的论文中得到体现，比如前文提到的高丙中先生的“入世”话题等等。非常感谢吕老大以及gao兄对我的论文的意见，只是我断断续续读了两年，至今没有读完gao兄的《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不敢轻易接招，害怕又有断章取义，强加于人的嫌疑，顺便在此说明。

淇园之竹

自从把《中国现代神话学与今、古文说》贴上了“民间文化青年论坛”，很快就有了几篇回复，但我一直没有作答，原因有好几个：其一，我一直对在网上说话有恐惧感，我不大会说网上那种诙谐轻松的、近似江湖的语言，可如果你总挺着一副“忧国忧民”的可憎面孔，那一定要惹人讨厌；其二，按说我的年纪肯定已经不是青年了，如果硬要在青年论坛上和青年们打成一片，岂不像老莱子娱亲，那就更要惹人嫌了。其三，我这人怕花钱，在网上没还转几分钟，就想下来，这就更说明不是青年了。

想来是小竹子太胡闹了，让真正的高人产生这样的感觉 :
没有想到吕老大学问严谨扎实，为人却如此可爱，先投老大一票！！

[ 本帖由 淇园之竹 于 2002-12-9 23:16 最后编辑 ]

小人家

对于“一国民俗学”我也很有一些看法。至少，我认为这里头有个无法解决的方法论问题。吕兄可以就这个说几句吗？
另外你如果怕上网花钱，申请一个宽带好了，每个月是定额的，还不占家里的电话线。这样一来，你就会就恨不得多上点网，把付出去的钱超额的上回来，于是您老就会成为一个民俗学话痨，我们就有福了。

老蒲

没有想到吕老大学问严谨扎实，为人却如此可爱！！
吕老大幽默、实在，有这两点，足以折倒众生。

720418杨杨

吕先生之言，如黄钟大吕，真有灌顶之悟！吕先生，我以一个后生的名义致敬！

吕微

竹、蒲、杨兄诸位，感谢捧场！至于小人兄的问题，亦颇费思量，容来日再说。吕微

720418杨杨

有一次你说起胡赛尔，说起你在火车上看了一路，说看这本书看了几年，真的有些看不懂，但一直在看。。。。。。我也翻过胡著，进不去，以后视之为畏途。单从这一点，没有理由不服你。

小人家

吕微 于 2003-5-6 11:24 写道：
至于小人兄的问题，亦颇费思量，容来日再说。吕微

有人报信说吕大侠称在下为“小人”，急急赶来一看，果不其然，吐血两升，以示抗议！
来日是何日？

槐下牵牛郎

“第一，由于我们今天已不大可能彻底地以主、客体关系的传统认识论来面对我们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因此人文学与社会学在与同样作为主体的问学对象（无论文本还是田野都是与我们研究主体相交往时的他者性主体）的对话中，相对于事实的确认，主体间交往的更重要的结果就是对于意义的共识，而在交互主体间对于意义的对话阐释的同时，应用本也就在其中了（如我在前面所引精神分析的例子，而纯粹的和无用的知识论是建立在传统的主客体关系认识论的基础上的）。”

吕老大的随感，前半截读得很过瘾，可是越到后面就越不能明白了——就象读英语考试中的“阅读理解题”，不得不先划分句子成分呢。以上的这段话实在令人费解，想说明什么呢？牛郎也读过几页书，也认得几个新名词，但咀嚼了几次还是很糊涂。前面诸君大加激赏是因为读懂了之后的情不自禁吗？

我听说过一句话：“所有的哲学问题其实都是语言问题”，看来这句话才是真理。因为胡塞尔的书也不想让人懂，难道吕老大也读不懂吗？

吕微

小人家先生好！我隐约记得，中国人称呼自己尊敬的长者时，于全称或省略一个字，比如钟敬文老先生，我们有时会尊称他老人家为钟敬老。小人家先生的“名字”恰好也是三个字，当时为了表示尊敬起见，就称先生为“小人兄”了，却并未意识到会单称“小人”会引起歧义，从而冒犯了先生，实在抱歉！诚心诚意地接受抗议！“来日”我自己也说不准，现在只能说“方长”。吕微谨上，5月10日

小人家

折杀我也！既是小人家，又何来长者一说？小人家还是学生一名，正是来日方长呢！还望吕老大不嫌小人家愚鲁，多多赐教。小人家谨上，5月10日。

吕微

牛郎先生：感谢质疑！本人当然还没读懂胡塞尔。至于自己写的文字让同样操汉语的也人读不懂，那只能说明自己在表达上还有问题，把简单的事情说复杂了，怨不得别人。上面那段难解的文字是否可以换个说法：今天，我们这些做学问的人面对传统意义上的“被研究对象”时，不应再摆什么主体的架子，视“被研究对象”为可以任意宰制之物。而是应当视之为可与我们——今天意义上的“研究主体”——进行对话的另一方主体（在此“他者性”用得不好，应当加引号，说“对象”是“他者”，还是视对方为“对象”），于是，传统意义上的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现在就处在平起平坐的位置上了。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或人文学术是对意义的追寻，确认事实只是追寻意义的基础工作。但是，何谓意义，现在不应当由一方主体说了算，而是应当让意义在双方——主体间——交往、交谈的过程中得到呈现。探讨意义不仅是理论行为，同时也就是实践行为。本人如此理解不知是否可行？吕微，5月10日

槐下牵牛郎

非常感受谢吕老大的解疑！真想不到吕先生是如此谦逊，怎能怪得前面诸君的好评！现在我也要深表敬意了！

重新解释之后明白多了，其实也怪不得吕老大，只怪在下愚钝，学术语言本有行内、行外之分，本人实乃后学新知，不知底细，还望大人不记小人过！

不过如果说到理解，疑问还是免不了的，比如：“被研究对象”与我们所说的“研究对象”有什么区分呢？另外，“何谓意义，现在不应当由一方主体说了算，而是应当让意义在双方——主体间——交往、交谈的过程中得到呈现。”我们的研究对象一旦成为历史之后，如何恢复他们的“主体性”？“交往、交谈”又如何实现？除了通过我们自己的“主体性”来重塑他们的“主体性”之外，难道还有别的方法吗？而一旦被我们的主体性所污染，他们的主体性又怎能令人相信？按照我们通常的理解，主体与客体简直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互相存在的条件，怎能让两个主体“对话”？即使两个主体对话了，而结论总是由一方得出的，而这结论又总是某一方主体立场的表达，也就是说，结论都是由主体得出的，他所言说的、立论的基础岂能离得了“对象”？没有对象，什么是主体？这简直是一个是是而非的命题。“主”不就是针对“客”而存在的吗？对这个基本认识怎样化解与突破？

如果说尊重研究对象，是否就象我们常说的：“要充分掌握材料，要尽可能地理解它们的内在逻辑，不要以偏概全，不要主题先行，不要任意拿捏材料，不要……”，或象陈寅恪所说的：“了解之同情”？难道我们过去不是这样做的吗？

还望不吝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