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着不一样的心情回家

安德明

再贴一段我所撰小书《重返故园——一个民俗学者的家乡历程》中的一节，请诸友批评。

怀着不一样的心情回家（第一次的田野作业）之二：把熟悉的人对象化

    由于怀着强烈的做田野的目的，这一次回家，看见任何事、任何人，我几乎都想要去探究相关的民俗知识。在这种心态下，我的家人、家里来的客人、还有我前去探望的亲友，都成了我热心访问的对象。
    我的祖母是一个非常善讲故事的人，从小我就听她老人家讲过不知多少的故事，象《人祖爷和人祖婆》、《八十万老虎下江南》、《蛤蟆丈夫》、《百鸟衣》、《“梦仙”》，等等，而且每一个我都听过无数遍。记得那时候，尽管自己对这些故事的内容都已经是烂熟于心，但总是觉得听不够，一到吃过晚饭或雨天不能出门的时节，便要缠着祖母“说古今”。那些故事，祖母讲的时候，并没有告诉我有什么具体的名称，但只要稍一提及其中的主要人物或主要事件，我们都能够知道指的是哪个具体的故事。
    小时候我是由祖母带着睡，听着故事睡觉，则几乎成了那时我每天晚上必不可少的娱乐。
    “给我说个古今吧，奶奶。”
    “说哪一个呢？”
    “说从龙宫里要来的花儿变成姑娘的那个吧。”
    “能成。……”
    这样的对话，还有祖母的故事，不断地重复着，而我，则在这样的重复中一次次地进入梦乡，也一天天地长大。
    有些晚上，忙碌了一天的祖母如果太累了，偶尔也会拒绝我的请求，即使在我的坚持下讲一个故事，也会采取删减的办法：或者略过一些细节，或者讲到中间就告诉我已经结束了。这当然逃不过我的耳朵。“奶奶，你咋没说回来的路上那花儿一阵变蔫了、扔了以后回头看又变得很好看的那一段呢？”我会这样去提醒祖母：不要敷衍我。而对于讲到一半就结束的，我更是会用这样一句简单的问话催促祖母继续讲下去：“后来呢？”
    有时，祖母实在是太困了，一个故事说着说着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而我却正听得高兴，这时候，“后来呢”的追问会变得格外频繁。
    记得上小学的时候，看过苏联一位儿童文学作家的一篇作品，说的就是一个孩子临睡前要求祖母讲故事的事。它的具体内容我已经忘记了，但其中所描述的情景，却让我颇有“深得吾心”的感觉。这样一种心灵的共鸣，让我记住了那篇作品，也让我对自己同样的经历印象更为深刻：
   
    “她就照着自己的样子剪了一个像，让他干活的时候……拿到地里去……”
    “后来呢，奶奶？”
    “哦！男人去地里的时候就天天带着这个像，立在地梗上，看着，干活计也就踏实了。有一天，起了一阵大风，把像给刮跑了，刮跑了……”
    “后来呢？”
    “啊？噢！像叫皇上给拾到了。皇上看到这张像，就说，就说：‘……世上还有这么心疼（漂亮）的人哩！’就……没有了……”
    “不对，奶奶！皇上就派人来把女人给抓走了，女人还让男人打一百种鸟，用鸟皮做一件衣服，穿上去找她哩！”
    “嗯？！对，对，就是。过了三年，男人打够了一百种鸟，用鸟皮做了一件衣裳，披在身上，到皇城里去寻女人。”
    ……

    我忘不了祖母所讲过的那些故事的主要内容，更忘不了听她老人家讲故事时的无限愉悦。在这次回家做田野之前，我便有一个打算，就是把祖母所掌握的神话、传说、故事和风俗掌故进行一次比较细致的调查，并做详细记录，以使那些正逐渐减少、消亡的珍贵的民间口头资料得到比较完整的保留，倘能得到农事活动的相关材料，那当然就更好了。这是我学术方面的目的。另一方面，我也期待着能够借此机会，重温儿时听祖母讲故事的那种欢乐。这后一种愿望，甚至比前一方面还要强烈。
    于是，回家以后，每当家中比较空闲的时候，我就让祖母“说古今”。但让我分外失望的是，祖母却不能再象当年那样连绵不断、娓娓动听地讲出任何一个故事了！
当我说出自己的要求时，祖母首先是表示为难：“说罢时间长了，都忘了！”在我的鼓励和提示下，她勉强答应试着说一说，可是却很难完整地进行下去。
    “那时候有一家子人，有两个娃娃，一个儿子，一个女子。兄妹两个经常给大门的两个石狮娃子喂饭哩。后来发了大水，兄妹两个就骑上狮娃子上了南天门……”
    “奶奶，你不是说兄妹两个看见狮娃子的眼睛红了，就问是咋回事，狮娃子才让他们骑在背上的吗？”
    “哦，就是的！你看我忘了吧？兄妹两个给狮娃子喂了一向（一段时间）饭，有一天狮娃子的眼睛红了，还淌开了眼泪。这两个就问是咋来。狮娃子就说，现在大水要来了，要把人都抹了。你们两个对我这么好……”
    在我的不断提示下，祖母终于能够完整地讲完一个故事。这倒是有点象我小时候曾经经历的情形。然而不同的是，那时候祖母是因为过于困乏，要我不断叫醒和催促来说完她所稔熟的故事，现在却是老人家忘记了故事中的大部分内容，需要我不断提醒和补充才可以回忆起其中的情节！而且，我还发现，祖母即使能够比较完整地讲出一个故事中的某一段落，同我能够记得的相比，其中的不少细节也都遗漏了，或者讲述得格外简略。遇到这种情况，我除了因为不能完成自己的学术计划而感到遗憾外，心中更多的，是一种感伤。
    现在距离我的儿时，已经有十多年的时光。在这十多年间，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过去，家家户户晚上原来都是点着煤油灯，后来虽然通了电，停电也是司空见惯的事。而走遍一个村子，也很难找到一部半导体收音机，更不用说电视这种神话一样的遥远的东西了。闲暇时节，人们除了睡觉休息之外，串门、聚在一起谈天说地、讲古论今是一种主要的娱乐方式。这种方式，从现在来看，也许可以说是格外地单一，但其中饱含的纯粹质朴和浓浓的人情味，却是现在的许多娱乐形式难以替代的。而对于儿时的我和弟弟、妹妹们，它更是充满了欢乐和无限吸引的一种享受。这样的背景，为祖母经常地讲述故事、以及从其他人那里听会新的故事，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在简单的生活中，她一遍遍的讲述，既给了我们听众无限的快乐，也让她自己体验到了无限的乐趣；同时，重复的讲述，还使她加深了对每个故事内容的记忆，讲述的技巧也得到了反复的锻炼和提高。
    但现在，生活却复杂了许多。人们要做的事情多了，娱乐的方式多了，人的心思也多了，大家平心静气坐在一起说古的时候却少了。老人们即使有谈天的机会，也往往议论的是计划生育政策如何紧张、或如何发家致富、怎样提高粮食产量等等之类近在眉睫的事，而很少有人说及遥远的古今。孩子们和年轻人平时则宁肯去听流行音乐、看电视、看录像，而少有听故事的耐心和热情。在这样的情形下，祖母当然就很少有说故事的机会、也难得有说故事的心境了。由于长期不说，她所记得的许多故事，自然而然便淡忘了，说故事的技巧，也因为始终得不到锻炼而逐渐退化了。这大概是她老人家所以不能再象过去那样给我讲故事的一个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现在的我”这样一个特殊的听众，对祖母造成的无形中的心理压力，可能也是让她难以发挥的一个原因。尽管我自己还抱着体验儿时的那种亲情那种温馨的愿望，但即使自己象老莱子那样去讨老人的欢心，大概也无法再回复当年那种纯粹自然的祖孙之情了。在祖母的眼中，我早已不再是从前的小孩子，而是一个读了大学、“念过很多书”的人。她恐怕很难相信自己过去哄小孩的那些东西还能对我有什么吸引力，也很难再以当年那样一种轻松自由的心态，来对我说一段古今！
    做着这样的分析，我忽然想起了一位朋友，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民俗学与音乐文化学系的系主任John McDowell教授。有一次，我和妻子在同他交谈时，听说他的父亲非常了解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山林习俗，而且经历十分丰富，便提议他可以对自己的父亲做口述史的研究。但John否定了这样的做法。他说他不想让理性的学术研究过多地参与到家庭生活中来。在家中，他只想享受一种亲情，不论是与父母还是与妻子、与儿女之间，这种亲情都应该是比较纯粹的。学术研究的介入会使这种亲情受到干扰，会使他与家人之间具有一种距离感。这种想法，也许代表了一批学者的心理，是以他们对学术工作与家庭生活之间关系的特殊理解为基础的。但就我来说，我的感受和理解又与他们有所不同。这一次对祖母讲故事活动的调查就让我感到，对自己家人的调查，不仅不会加大我同亲人之间的距离，反而会进一步加深我对他们的了解，对他们比较深层的情感因素和心理状况，也会由此有更多的理解和认同。这可以说是对自己家庭成员的民俗活动进行学术研究能够获得的额外收益！

小鹿纯子

安老师在家会给安昕讲故事吗  

安德明

小鹿纯子 于 2003-9-30 20:16 写道：
安老师在家会给安昕讲故事吗  

讲得不大好，安昕不爱听。

海燕

安老师有一位好奶奶啊！难怪你喜欢家乡民俗！

刘宗迪

刚炮制了一篇文章，贴一段在这里，和安兄呼应。

故事与田野
   
     文本与语境，意义与田野，原本是相互生发，生死相依。要理解文本，固然离不开田野，因为文本是在田野中生发和流传的，但是，要理解田野，又何尝能离开文本，离开那些世代流传于村巷阡陌、铭刻于民众心头、风靡民间世界、穿越民间历史的神话、传说、故事和歌谣，我们又如何理解田野？因为，民俗学所谓田野不是别的，就是民众的生活世界和心灵世界。民俗生活是民间文学赖以凝聚结构、获得意义的语境，而民间文学作为文本，作为意义的构成物，则是民间生活意义的辐辏和结晶，那些故事和歌谣寄托着民众欢乐和悲伤、引导着民众对宇宙、历史、地方的理解，因此，它们正是我们理解民众生活、倾听民众心灵的最好线索，正如离开经史子集、唐诗宋词、水浒红楼我们无法理解中国古典文化传统一样，离开民间文学，我们其实也无法如其本然地理解民间传统，这些口耳相传的口头文本，其实正是引导民俗学研究者从书斋走向田野、从远方回到乡土、从一个局外人变成自己人的可靠线索。它们并非是与民众生活、民俗事象不相干而仅仅在民间游移无定、漂泊无依的文化碎片，而是民众生活、民俗事象的由衷之言说，是民众心灵的自我理解和自我阐释，它们在融贯、汇聚意义的同时，也为民众世界赋予意义，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世代相传的言说和理解，民众世界才不是一片恍惚荒缈的混沌，而成为一个泾渭分明、秩序井然、意蕴丰盈的生活空间，一个情境相生的“意境”。
比如说，每一个地方都有与其独特的地理景观相映照的地方风物传说，在自然地理学意义上，一个地方只是一片自然形成和人工造就的地形、地貌而已，而正是因为有了地方风物传说，这些地形、地貌才获得了意义，那些庙宇、水泉、坟茔、山丘、河川才成为龙脉所系的福地、恬然可居的家园、野鬼出没的古墟，那些与这些地理景观相关的神仙下凡的神话、先祖卜居的传说、风水堪舆的故事，就赋予了这些景观以不同的意义，也让这些景观在地方空间中具有了不同的地位和重要性，从而在当地土著的心目中勾勒、建构了一幅乡土地图，这幅地图和地理学家或者任何一个外来人居高临下鸟瞰的地图迥然不同，是两个风情各异的地理世界。一个民俗学者，唯有在这些风物叙事的引导下，才能进入这幅独具风情和意蕴的乡土地图，才能和土著一样置身于乡土世界，也才能理解在这个世界、这片土地上年复一年、代复一代重复上演的那些庆典和仪式，才能理解民众们为什么要在某个地方举行庙会，为什么他们把某个地方作为请神的起点，为什么把某个地方作为送祟的终点，为什么社火总是沿着一条固定的路线招摇行进……。正是这些地方风物传说，使一片土地有了众人关注的地点、有了区分内外的边界、有了贯通四方的脉络，也就是说，在一片原本洪荒的土地上勾勒出了文理，建构了一个地方的“地理”，这些风物故事其实就是理解、解释一个地方乡土世界的地理学，唯有在这些故事的引导下，我们才能理解地方地理，才能真正进入并驻足于一片乡土，一片“田野”，民俗学意义上的“田野研究”才有可能进行下去。而如果我们对这些故事茫然不知或者漠然不顾，我们虽然可以“到达”一个地方，“置身”于一片空间，我们却无法“进入”这个世界，我们虽然置身于这个地方的山川环绕之中，但茫然四顾，那些山川对于我们却毫无意义，我们也无法真正理解在这个舞台上上演的那一幕幕民俗活剧，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远远不是一个意义丰盈的生活世界或者人文空间，而只是牛顿物理学意义上的三维空间而已，即使我们能够像人类学家或者社会学家那样用测绘学的技法描摹、绘制这个空间的地图，把村落、山川、道路、水系、坟茔甚至等高线都一点不漏地描绘下来，我们仍无法建构这个乡土世界，因为这种地图恰恰遗漏了对于理解一个乡土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意义。乡土的意义不是铺陈在大地上，而是铭刻在土著的心中，流传在故老的口耳相传的故事和歌唱中。
这些故事和歌唱宣示着民众对于其生于斯长于斯乡土的理解，也引导着民俗学者对民间社会和民俗生活的解释，它们其实就是解释学意义上的“前理解”，海德格尔把“前理解”称为“先行看到”，也就是说，在研究者把一个对象当作考察和研究的主题之前，前理解已经预先为研究者展现了一个通向对象的视野，它决定了你在这个对象（比如说一片“田野”）中看见什么、关注什么、把你看到的东西看作什么、理解为什么。正是这种“前理解”开辟的视野，为研究者展现了通向对象或田野内在奥妙的幽处。在解释学看来，有没有前理解，是不是接受前理解的引导，是把前理解当成有机的环节还是当成应该抛弃的偏见或者干扰，正是区别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分水岭，也是区别民俗学和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的分水岭。
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是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近缘学科，它们跟民俗学、民间文艺学一样，都把田野作业和田野研究当成学科的看家本领，但是，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的田野研究和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田野研究在出发点上却大相径庭。简单地说，民俗学的田野是故乡，人类学的田野则是异土。对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而言，田野是一个异在的、与研究者无关的世界，是一片陌生的有待于探究和描述的未知之域，即使研究者研究的是自己曾经生活于其中的熟悉的世界，作为一个学者，他也应该淡化这种亲切感，拉开距离，斩断与田野之间的生活关联，以保证研究的价值中立和描述的客观。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作为学者，与他研究的田野之间，应该只存在纯粹的认识关系。学者对于他研究的田野只是局外人，田野只是他的研究对象，学者是这个对象居高临下的观察者和描述者，即使他再谦逊，也只能作一个平等的对话者。他观察或者对话的目的往往只是为了验证和修正一个现成的理论预设，在进入田野之前，人类学家早已准备好了一个现成的问题表格，田野只是他迎来填满这个表格的材料而已。这些学科和田野之间的关系典型地体现了西方形而上学认识论的主－客观二元论范式。人类学家在他的田野面前，体验到的往往是陌生文化迎面撞击而来的震撼感。
对于民俗学家而言，那在“田野”（民间）世代流传的风俗、歌谣、故事，年复一年再现的节日、仪式和典礼，总归是他已经似曾相识的、有所了解的，他的田野，他的研究对象，就是他的故乡。他之所以把他的故乡当成田野或者研究对象，并不是想探讨一个未知世界以满足自己的求知欲，也不是想对之进行一番客观的精细的描述（“细描”？），更不是为了在自己的故土验证一个比如说来自学院甚或是西方的学院的理论，而是为了对于那些他一直耳熟能详的故事、身体力行的习俗，做出更透彻的了解和解释，弄清它们的来龙去脉和内在意蕴，从而增进对家乡和自己的理解。其实，正是民俗学家与本土世界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才作为前理解引导他把故土的某个地方当成他研究的“田野”，使这个地方在广袤的民俗世界中凸现出来，进入他的视野，成为他的研究课题。也正是这些来自生活本身的联系，才让他知道应该到田野中寻找什么，应该通过田野研究回答什么问题，也就是说，才使他具有了民俗学的问题意识。民俗学家的课题和问题的不应该是来自现成的理论预设，不是来自千篇一律的问题表格，而是发自生活的困惑和启发，源于故土历史的呼唤，他的研究不是为了验证某个理论，而是为了理解自己生活的世界，寻求自我理解的依据和归宿。人类学家在田野中，体验到的是故园依稀的乡愁。
    但是，当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从业者摈弃民间文学，离开文本，舍弃了文本所展现的对于田野的“前理解”，就像一个失去了向导的探险者，田野，对于他不再是熟稔亲切的家园，而成了四顾茫然的未知之域。置身于这样的田野中，他只能像人类学家那样按照现成的理论和表格对田野照单全收，结果收罗了一大堆自己也不知道有什么用、如何用的田野材料，却并没有增进对于“田野”的理解。当民俗学按照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从事田野研究的时候，它与人类学之间的学科界限也就日益模糊，民间文艺学刚刚假民俗学的旗号从文艺学的阵营中独立出来，却又面临着被社会学和人类学吞并的危险。
    正是意识到这一迫在眉睫的危机，学者们又呼吁“告别田野” 、 “回到文本” ，如果是为了避免民俗学研究迷失于无边的田野，把自己和人类学、社会学以及民族学区别开来，找回民俗学的人文科学品格，那么，告别田野，回到文本，以收缩战线，保存阵地，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但是，如何回到文本？回到什么样的文本？还是像过去那样，沿着书面文学的范式，回到书面化的文本吗？这个归宿以及通向这个归宿的道路，对于每一个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从业者可谓轻车熟路，走在这熟悉的归途上，虽然有倦客还乡的欣悦，却总不免浪子回头的忐忑，因为，回去又能怎么样呢？我们好像什么本事也没有学会，口袋里除了离家出走时带着的几个铜板，依然空空如也。我们回去的地方，民间文学，虽然不再像过去那样徒穷四壁，如今我们有了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可谓家藏万卷，可是，难道让我们重拾旧业，还像过去那样用书面文学的理论范式把三套集成如法炮制一番？三套集成是旧路径辉煌的顶点，却不是新路径明晰的开端，从这里开拓不出一条学科发展的新路。我们就像故事中那些出门学艺的穷儿子，却没有像故事中的穷小子那样学会独门绝技，即使回到村里，恐怕仍然无法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恐怕还是不得不灰溜溜地离开，或者永远做一位没有出息的遭人白眼的穷小子。
    其实，对于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来说，回到文本，与走向田野，不应该对立起来，也无法对立起来。回到文本，不应该回到书面上现成的、凝固为文字的文本，而是回到田野中的文本，回到口头传统中世代流传的口头文本，因此，回到文本的同时，也是走向田野。走向田野，也不是走向无边的民间世界，而是走向那环绕着民间口头文本、作为其形成、演述和流传语境的民俗场域和仪式。文本就在田野上流传，田野则在文本的澄照下呈现。

云鹤

中国学者就要有自己国度的民俗学创新理论，那位“不想让理性的学术研究过多地参与到家庭生活中来”的西方“民俗学方法”论的学者，自然有他自己的理由，这种“理由”对有五千年传统文化的中国来说，就显得有些茫然了！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有中国的文化，外国学者是无法理解透彻的。不要说国外，就在咱们中国，东南西北中，各地都有各地自己的“风俗文化”，北方人很难理解南方人的生活习俗，同样，西北人的风俗东北人也永远理解不了！亲情生活在一个地方，有相同的文化熏陶，我们利用亲情之关系方便，“对自己家人的调查，不仅不会加大我同亲人之间的距离，反而会进一步加深我对他们的了解，对他们比较深层的情感因素和心理状况，也会由此有更多的理解和认同。”实在“是对自己家庭成员的民俗活动进行学术研究能够获得”成功的良好方式，这种民俗学田野作业法，我国老一代民俗学家娄子匡先生就采用过，他在90年代中曾教诲我如何去做。所以，我觉得安先生的这种“不一样的”田野作业的方法理论应极力倡导。2001年我参加过全国第六届社会人类学民俗学高级研讨班，听了几位名牌高校的资深教授讲人类学理论，左一个西方理论，右一个西方理论，就是没他研究出来的理论，我发问∶我们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哪里去啦？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学科理论啊！钟老就为中国民俗学的理论构建“鼓与呼”了一辈子。中国学者崇拜洋人的理论时期应该说一去不复返（当然，我没有资格完全反对中国民俗学、社会人类学学者借鉴国外学者的理论，至少，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创新理论。但愿安先生能创出一条生路来。

陈金文

安兄讲得很温情，迪哥讲得很雄辩，敬上一壶!

jiajiapi

那些儿时的美好时光啊,已经离我们远去了.妈妈曾经在我小时候不愿意吃饭时会给我讲一个有趣故事.在我想出去淘气的时候,会给我讲一个吓人的故事.
那些故事啊,伴随了我的童年,成为我初始教育,奠定了我做人的心态与方向

张礼敏

如果幼儿园和小学一年级，拿出大部分时间讲传统故事——包括民间传统故事和由文献改编来的故事，不知效果可好。反正我觉得，小时候的故事对我有潜在的影响，至少给我留下了很美好的童年影像；我是当时学校里的“故事大王”，还在区里获过奖，然而现在却不会讲故事了。

xiazhijing

我看了这个论坛的东西,很看不出民俗学有多少深的学问

宜家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 本帖由 宜家 于 2005-12-13 14:11 最后编辑 ]

lotte

云鹤兄说的，我也心有所感，也曾经那样以为。但是现在的我却越来越认为从外面“拿来”的必要与重要。学习和借鉴成熟的经验和理论可以让我们少花很多功夫，少走许多弯路。
只有把别人的东西学的通透才会有创“新”的可能。

宜家

我很想知道，对于“家”和“家乡”这两个概念，男人和女人的体验是一样的吗？

lianerdixia

看了安老师的帖子觉得很温馨，因为我小时候听的故事也被称为“古今”，一直以为应该写作“故经”，原来已有它自己的名字了。我跟在小公公后面记了一些故事，小时候的故事大多散佚了，但是我小公公还能讲一些，在记的过程中有两个问题：一是就像您说的因为是大人了，小公公在给我说故事前可能已经依据他的判断力舍弃了一些“没什么价值”的故事；另一个则是方言问题，因为是吴方言，记录时不知该用方言还是“翻译”成普通话，结果现在的文本就很奇怪。

flybird

那天在网上书店看到安老师的《重返故园——一个民俗学者的家乡历程》，当即买下了，然后是漫长的等待，由于出了些问题，书到时已是一个多月后，可谓好事多磨。当晚就一口气把书读完了，感觉自己就像跟着安老师的足迹行走在天水的热土上，感受着那不一般的回家的心情。这让我想起自己一年前做一篇关于民间信仰的论文时向自己熟悉的人调查相关情况时的尴尬和局促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