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史研究到神话学研究：以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为例

子不语风花雪月

（二）考古学及史观派的学术背景

1940年10月柳存仁在《纪年钱玄同先生》一文中曾说：“我们现在想到《古史辨》出版到了第七册了，国内外其他的书籍刊物商讨中国古史的新著作，汇集起来，也有好几百种，正是释古的风气极重，考古的发掘萌芽的时代。”[39]这篇纪年文章刊在了《古史辨》第七册上编的首页上。所说“释古”、“考古”二者表明了当时学术研究的两大趋势。不过由于抗战爆发，已由傅斯年主持了十五次的殷墟发掘被迫中断，其他考古活动也多被迫停止，这一时期考古学的研究总的来说进展较缓。这一状况正是杨宽提出“神话演变说”的直接背景，在《中国上古史导论》中，不时可以见到杨宽认为考古学带有局限性的意见。

文章一开始就分析了已发现的考古成果不足以证明古史传说问题，如说：“自王国维创二重论证之说，以地下之史料参证纸上之史料，学者无不据之以为金科玉律，诚哉其金科玉律也！然此二重论证之方法，惟殷史因殷墟卜辞之出土乃得为之，（但卜辞多断片，若干文字之研究至今犹多未能论定，仍不得广为证明。）夏以上则病未能。近人或以山西西阴村之发现为夏民族之遗址，（如陈钟凡《中国古代艺术上的图腾》，刊《现代史学》二卷三期；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刊《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五本一分。）或以仰韶之彩陶文化为夏民族所遗留，（徐中舒《再论仰韶与小屯》，刊《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皆证据薄弱，仅因与夏民族之地域传说相合而谓即夏民族之遗址，实近武断！至若因彩陶文化遗址分布于中国北部辽宁、山西、河南、陕西、甘肃各地，黑陶文化遗址分布于河南东部及山东全境，遂臆断虞夏为彩陶文化期，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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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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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顾  潮：《顾颉刚先生小传》，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第2页。

[2] 顾  洪：《探求治学方法的心路历程》，见顾颉刚《我与〈古史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

[3] 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见《古史辨》第一册，第25页。

[4]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7页。

[5]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册，第182页。

[6] 钱  穆：《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2页。

[7] 《古史辨》第七册上编《杨序》，第2页。

[8] 《古史辨》第七册上编，第68页。

[9] 同上，第99－100页。

[10] 同上，第99－100页。

[11] 同上，第76页。

[12] 同上，《自序二》，第3页。

[13] 王学典、孙延杰：《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第218页。

[14] 《古史辨》第七册上编《杨序》，第1－2页。

[15]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第124－125页。

[16] 《古史辨》第七册上编《自序二》，第1－3页。

[17] 《古史辨》第七册上编，第104页。

[18] 同上，第409－410页。

[19] 同上，第412－413页。

[20] 《古史辨》第七册上编，第420页。

[21] 同上，第84页。

[22] 同上，第81页。

[23] 同上，第86页。

[24] 同上，第109页

[25] 同上，第148页。

[26] 同上，第104页。

[27] 同上，第106页。

[28] 同上，《自序二》，第6页。

[29]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第124页。

[30] 《古史辨》第七册上编，第213页。

[31] 同上，第251页。

[32] 同上，第353－356页。

[33] 同上，第281页。

[34] 顾颉刚：《答柳翼谋先生》，见《古史辨》第一册，第227页。

[35] 《古史辨》第二册《自序》，第3页。

[36] 《古史辨》第七册上编，第292页。

[37] 杨  宽：《顾颉刚先生和〈古史辨〉》，见《光明日报》1982年7月19日。

[38] 王学典、孙延杰：《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第220页。

[39] 《古史辨》第七册上编《纪年钱玄同先生》，第3页。

[40] 《古史辨》第七册上编，第66－67页。

[41]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外二种）》（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304页。

[42] 《古史辨》第七册上编，第291－292页。

[43] 同上，第117页。

[44] 同上，第68页。

[45] 《古史辨》第七册上编，第116－117页。

[46] 童书业：《古史辨》第七册上编《自序二》，第2－3页。

[47] 同上，第3页。

[48] 《古史辨》第七册上编，第69页。

[49] 同上，第113页。

[50] 同上，第393页。

[51] 同上，第399页。

[52] 《古史辨》第七册上编，第403页。

[53] 同上，第396页。

[54] 同上，第396页。

[55] 同上，第396页。

[56] 同上，第209页。

[57] 同上，第207页。

[58] 《古史辨》第七册上编，第214页。

[59] 同上，《杨序》，第9页。

[60] 同上，第6－7页。

[61] 同上，第4－5页。

[62] 同上，第4页。

[63] 《古史辨》第七册上编，第69页。

[64] 同上，第100页。

[65] 同上，第397页。

[66] 同上，第167页。

[67] 同上，《杨序》，第10页。

[68] 《古史辨》第七册上编《杨序》，第2－3页。

[69] 同上，第13页。

[70] 《古史辨》第七册上编，第73页。

[71] 同上，第377页。

[72] 同上，第70页。

[73] 同上，第192页。

[74] 同上，第191－192页。

[75] 同上，第193页。

[76] 同上，第114页。

[77] 同上，第68页。

[78] 同上，第77页。

[79] 同上，第74页。

[80] 《古史辨》第七册上编，第281页。

[81] 同上，第240页。

[82] 同上，第70页。

[83] 同上，第401页。

[84] 同上，第404页。

[85] 同上，第120页。

[86] 《古史辨》第七册上编，第68页。

[87] 同上，第403－404页。

[88] 同上，《杨序》，第13－14页。

[89] 王树民：《〈古史辨〉评议》，见《河北师院学报》1997年第2期。

子不语风花雪月

从古史研究到神话学研究：以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为例
吴少珉  赵金昭    主编
张京华  张  利  沈颂金  李廷勇  撰著

学苑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

第三章  古史辨派与20世纪学术史：几种视角的考察

第四节 从古史研究到神话学研究：以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为例




关于顾颉刚一生学术研究的评价，顾潮女士在稍早的一次概括中，称顾颉刚的观点为“学说”，认为这一学说对中国古代史学“予以毁灭性打击”和“改写了传统的古史”，其着眼点比较侧重于结论。她说：“先生极力主张史实与传说的变迁如同故事会得随时随地的变化一样，要用角色的眼光去看古史中的人物，以古书记载中的相互冲突作为突破口，于1923年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推翻历代相传的三皇五帝系统，将其还原为神话传说，对二千年之中国传统史学予以毁灭性的打击，在史学界引起一场大论战，从而改写了传统的古史。”[1]而顾洪女士在最近的概括中则称顾颉刚的观点为“假设”，接着又论及到对这一假设的 “考验”。她说：顾颉刚“提出战国、秦、汉以来古书所载的古史，大都出于神话传说的演变，是由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层层积累而造成的观点。他在1922年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其实早在七十年前，先生根据进化论的理论提出的‘层累说’，就是向传统观念的大胆怀疑，可以说，他的推翻非信史的四条标准也经受住考古学结论的考验。”[2]如果依照顾颉刚曾盛称的康有为“班马异同法”加以比较，不难看出二说间的异同。

笔者认为，在20年代古史辨派建立初期，顾颉刚以及胡适等人曾经提出了上古史的神性问题、古代典籍的辨伪问题、民间故事的分化问题等等疑古派的“基本问题”，在上古史的研究方面，顾颉刚和胡适都提出了不少假设，胡适还讨论了以金石学、考古学验证古史并使之逐渐拉长的“两阶段”预想。但在此后，顾颉刚写出了《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1930）、《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1935）等长文，将着眼点放在了两汉，依循晚期今文经学康有为、崔适之说，重点坐实刘歆篡汉及遍伪先秦典籍，特别是伪窜《周礼》和《左传》，从而将古史辨派的治学精神界定为辨伪之学，将中国古代史学传统演绎为“造伪”与“辨伪”二大主线，并改变了胡适实验主义所倡导的“假设”与“求证”两步走的原则，将假设直接判定为结论，最终导致了顾颉刚与胡适的学术分歧，也导致了顾颉刚与钱穆、傅斯年的学术分歧，以顾颉刚为主的疑古派渐入极端。

在80年代发表的《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顾颉刚曾经追述说：《古史辨》第五册“虽然也研究到古史传说，可是主要是重新估定汉代经今古文问题。自从晚清今文家提出了‘新学伪经’的说法以后，许多古书像《左传》、《周礼》甚至《史记》、《汉书》都有了刘歆造伪和窜入的嫌疑，同时许多古书传说，像《月令》一系的五帝说，《左传》郯子所述的古书传说，羿、浞代夏以及少康中兴故事，都有刘歆等人伪造的嫌疑。我认为故事的传说固然大半由于时代的发展而产生的自然的演变，但却着实有许多是出于后人政治上的需要而有意伪造的。王莽为了要夺刘氏的天下，恰巧那时五行学说盛行，便利用了这学说来证明‘新’的代 ‘汉’合于五行的推移，以此表明这次篡夺是天意。刘歆所作的《世经》分明是媚莽助篡的东西，而《世经》里排列的古帝王的五德系统，也分明是出于创造和依托的。这中间当然会造出许多伪史来。对这个问题，我曾写了《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来重新加以估定。”[3]

在此稍后，到30年代中后期顾颉刚与杨向奎、童书业合著的《三皇考》和《夏史三论》，逐渐离开了刘歆问题。到杨宽独著而顾颉刚与童书业都加有按语的《中国上古史导论》，则基本不再指控刘歆，因之又回到了古史神性与故事分化的顾颉刚的最初起点。不过由胡适所提出的将古史拉长的预想最终也没有落实，顾颉刚及其后起学者重新将上古史的史学研究转化成为古代神话学的研究，结果仍然是对于中国上古史和中国古代史学传统的否定，是以古代神话学取代了上古史学。笔者注意到杨宽的文章中曾提出了他不同意“图腾”说的意见以及他试图探讨神话中的史影与社会背景的想法，这是非常重要和值得关注的一个方向，但是文章并没有正面展开讨论，仍是以单一的神话学作为最后的结论。而神话学的提出本身便已基本违背了中国古代的史学传统，其作用正如徐旭生所指出的，是“尽量想把传说时代挤出于历史范围之外”。[4]

许冠三曾说：“顾颉刚古史学的要旨并不限于疑古和辨伪，考信方面且是后来居上。他大致是1928年前重疑，三十年代尚辨，四十年代由辨伪向考信过渡，六十年代后则以考信为主。”[5]所说重疑的“疑”，当指疑古而言。所说尚辨的辨，当指辨伪而言。需要补充的是，在顾颉刚三十年代崇尚辨伪与其后的“另辟蹊径，重起炉灶”[6]之间，还有“古代神话学”及“神话分化演变说”一重因素，其学说对于此后数十年的上古史研究与“神话学”研究影响巨大，至今犹盛。自五十年代以来学者多已指出，就顾颉刚个人的学术观点而言，他前期的主要观点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后期的主要观点是“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就古史辨派而言，其前期的主要观点是“层累造成说”，后期的主要观点是“神话分化说”。这里主要针对古史辨派后期的“神话分化说”的发展变化作一评述。

（一）杨宽与古史辨派的学术关联

杨宽自1933年开始立意草创“中国上古史”，1933年秋发表了《盘古传说试探》一文。1937年“中国上古史”作为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