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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2-20 00: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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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读知堂』[中西之间]陈泳超:周作人·人类学·希腊神话
发帖人:史帷 发表时间:2003-11-15 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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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人类学·希腊神话
□ 陈泳超
一
或许事实便是如此,或许只是因为周氏兄弟风格自异却同样不失韵致的文笔,在人们的印象中,周氏兄弟的家乡以至家庭,似乎包裹着一种浓厚的民间文化的氛围。鲁迅笔下的社戏、五猖会、长妈妈、蛇女故事,我们早已深有领会。周作人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就更丰富了:他儿时听过蛇郎、螺女、老虎外婆之类的故事,唱过“大学大学,屁股打得烂落”之类的儿歌①,看过道士炼度的“戏剧似的演出”②;他的祖父也是个不失趣味的老人,时常会背些《西游》、《封神》那样的“大头天话”给周作人听,说到滑稽处,还会“呵呵大笑”,虽然他平时也很“严峻”③,并曾犯事系狱,为此周作人还在杭州陪侍过他一阵子,并替他的外妾潘姨太太描过《二进宫》一类的戏本④。再说,儿时的周作人曾随着家庭避难至舅家,而舅家的住处本是《越谚》的作者范啸风故居的一部分⑤;至于那颇为闻名的夜航船以及船上“尧舜是一个人”、“且待小僧伸伸脚”式的荒唐诙谐,从张宗子到周作人,也照样天天发生着⑥……这一切,为周作人日后对民间文化的关注和研究提供了充足的资料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它孳乳了周作人内心中对民间文化的一种亲和的情怀,哪怕这种亲和,也会滋生出对民间文化的批评。
1901年,周作人从他那不乏生趣也充满抑郁的家庭“脱逃”了⑦,进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从此开始了一种新式的“汉洋功课”的学习⑧。尽管海军功课实在没有学好,但周作人的视界却因此大开,这可以从他对自己“第一本新书”⑨《天方夜谭》的持久爱好中分明看出:他不仅从中译出“阿利巴巴和四十个强盗”,以《侠女奴》为题在1905年的《女子世界》上分期刊登,成为其一生翻译事业的最初尝试,而且到老亦对《天方夜谭》有些偏爱⑩。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在写其南京的求学生涯时,专门花了两章介绍“我的新书”,可见他当时对新知识的汲汲渴求。但所谓“新书”,并不仅仅指外来文化,其中也包括对中国传统古籍的新发现,比如《酉阳杂俎》。他说:
但是我的新书,并不只限于这《天方夜谈》,还有一种是开这边书房门的钥匙,我们姑且称它的名字是《酉阳杂俎》吧。因为它实在杂得可以,也广博得可以,举凡我所觉得有兴味的什么神话传说、民俗童话、传奇故事,以及草木虫鱼,无不具备,可作各种趣味知识的入门。
这些“趣味知识”当时对于周作人来说,也许只是满足个人的情趣爱好,但后来当他获得更多的民间文化的理论与知识后,这些“趣味知识”便很自然地成为了他研究发明的材料。而且,我们不要忘了,在上引的这段话中,《酉阳杂俎》只是一个例子,他的所谓“这边书房”,里面充斥着“神话传说、民俗童话、传奇故事”,这一切无疑是民间文学的主要方面。当时有人称周作人是“横通”,周氏自认为这样评价恰如其分,而他自己喜欢说自己是“杂学” 。“横通”自章学诚首揭以来,一直是作贬义用的 ,“杂学”从字面上看也并非褒赞。从周作人一生的文章来看,他惯常以不入时流的边缘姿态自居,以便更加自由地在笔端流出自家面目,所以,“横通”也好,“杂学”也好,在他是怡然安之的。而民间文化向例也是不入流的,直到五四前后,它才跃入知识分子的视界,并形成了一些或长或短的运动。周作人非常个人化的趣味及其边缘姿态,却使他很自然地游走于民间文化及其研究,并在那些大大小小的运动中经常闪现些令人瞩目的身手。
1906年,周作人留学日本,在自然品啧着日本文明的同时,更加自觉地汲取西洋文明的素养。从本文关注的民间文化来看,他对于希腊神话尤其是人类学的倾心倾力,对他一生是有决定意义的。他在1944年写的《我的杂学(七)》中说:“这里边,于我影响最多的是神话学类中之《习俗与神话》、《神话仪式与宗教》这两部书,因为我由此知道神话的正当解释,传说与童话的研究,也于是有了门路了。” 照我看来,此前周作人对于民间文化的关心,完全出于个人情趣,而经过以人类学、希腊神话为主的西方文明的润泽后,他对于民间文化就发生了一种审视的理趣,并从此开始进入了有理可循的研究状态,尽管他的研究因为多有个人好恶和社会关怀而与学院式的研究相去甚远。
二
周作人与神话、人类学接触以至发生兴趣,原本是从爱好西方文学引起的,这里面有一个次第,他1944年在《我的杂学(六)》中说:
当初听说要懂西洋文学须得知道一点希腊神话,所以去找一两种参考书来看;后来对于神话本身有了兴趣,便又去别方面寻找,于是在神话集这面有了阿波罗多洛思的原典,福克斯(W.S.Fox)与洛兹(H.J.Rose)的专著,论考方面有哈利孙女士(JaneHarrison)的希腊神话论以及宗教各书,安特路朗则是神话之人类学派的解说;我又从这里引起对于文化人类学的兴趣来的。
周作人曾广泛搜集阅读了当时西方的神话与人类学著作,除上段引文所及之外,又比如该莱(Gayley)《英文学中之古典神话》、哈忒兰(Hartland)《童话之科学》、麦扣洛克(Macculloch)《小说之童年》、泰勒(Ty lor)《原始文明》、《人类学》,拉薄克(Lubbock)《文明之起源》、弗来若(J.G.Frazer)《金枝》、《普须该的工作》(后改名为《魔鬼的辩护》)、弗来若夫人《金枝上的叶子》以及威思忒马克(Westermarck)《道德观念起源发达史》与《结婚》等等。其中,他对以安特路朗(AndrewLang)为代表的人类学派学说尤为膺服。他在写于1922年的《神话与传说》一文中对西方神话学各流派作过介绍,列出“退化说”四派:历史学派、譬喻派、神学派及言语学派;又有“进化说”的一派,即人类学派。 周作人当然折服于当时相对最先进的人类学派,而对前四派分别给予分析与批判。在《我的杂学(七)》中,周作人介绍自己从安特路朗的《习俗与神话》中获得了“民俗学的方法”,即所谓“盖古希腊人与今时某种土人其心理状态有类似之处,即由此可得到类似的神话传说之意义也”。又从安氏《神话仪式与宗教》中概括出野蛮人心理状态的五个特点:“即一为万物同等,均有生命与知识,二为信法术,三为信鬼魂,四为好奇,五为轻信。”有了这样的认识,周作人认为“我们已不难了解神话传说以及童话的意思”了。
在不惮烦地介绍人类学派学说及其对国外神话传说的实际解剖之外,周作人也尝试着用这些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神话传说。早在民国初年,周作人就写了《童话研究》,以自己熟知的越中故事如蛇郎、老虎外婆等为例,进行人类学的解析;1914年,周作人又撰《古童话释义》,将《酉阳杂俎·支诺皋》中的“吴洞”“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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