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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一部被不断误读的经典
http://www.jrj.com 2007年08月03日 11:40 第一财经日报
罗敏
先有图画,后有文字,历代学者对《山海经》的形成过程充满想象。现代版的解读已将古老的《山海经》纳入社会学、天文学的领域,这无限伸缩的空间似乎更说明了《山海经》疆域之广阔
“《山海经》不是儒家经典,在中国主流价值观中从未取得重要地位,它所触及的,正是《论语》等经典中避而不谈、视而不见的东西。”
“《山海经》是历代文人尤其是非正统文人妙想方外、神游八荒的现成框架。”
一千六百多年前,当文人陶渊明看到《山海经》时,《山海经》似乎还是一部有图有话的作品。于是,他写下了“流观山海图”这样的字句。他的《读〈山海经〉》,将“精卫填沧海”、“刑天舞干戚”之类的故事带进了文学的视野。
现存的《山海经》共十八卷,其中《山经》五卷,《海经》八经,《大荒经》四卷。长期研究《山海经》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马昌仪认为:《山海经》最特殊之处莫过于“既有写实、又有虚幻”,“集地理志、方物志、民族志、民俗志于一身,既是一部巫书,又保存了大量的原始神话”。
对于一般人而言,作为祝融、西王母、雷神、女娲等众多人物典故出处的《山海经》,是一部神灵栖息、鬼怪出没、异类横行的图景,但对学者来说,问题还要复杂得多。
“《山经》和《海经》成书时并非一本。《山经》依山川自然走向顺利写成,是古人对地理资源的考察实录无疑,而《海经》内容虚而不实,从行文风格,就可看出是述图之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刘宗迪,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著《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里,将《山海经》古图视作一本“失落的天书”。
至少在宋代,《山海经》图已经亡轶,人们只能从文字之中,猜测想象它的本来面貌。随着秦皇汉武开拓疆域,一个与汉民族文化相异的四方世界展现在征服者面前;诧异之余,他们想到了《山海经》,于是,《山海经》中那些不着边际的地名,终于找到了其地理学意义上的“归宿”。
马昌仪一直在寻找《山海经》的另一半——山海经图。在最近重版的《古本山海经图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她所搜集的明清以降的山海经图版本达到16种。“通过明清,追溯战国,我想看看能否从现有的文献资料中,找出《山海经》古图的踪迹,再现图文《山海经》的叙事语境。”
关于《山海经》图的诸多猜测
“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一脚的牛;袋子似的帝江;没有头而‘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还要‘执干戚而舞’的刑天……”是鲁迅少年时最爱的“宝书”,它便是《山海经》的绘图本。
由于《山海经》文字中出现了诸多奇特的名字,加以后世绘者的异想天开,在普通人眼中,它一直是一部摹神写鬼的怪书。飞鱼、人面鸟身神、三头人……是《山海经》最令人着迷又令人困惑的内容,为这部经典抹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很多人认为其中有怪物,所以觉得《山海经》很有趣。事实上,原书原图应该不是描摹怪物的。”刘宗迪把《山海经》中所谓“怪物”分为两类:一类多为出现于《山经》中的怪物鸟兽,另一类则为《海经》部分的长相怪异的族类。
《山经》中的怪兽,很多都以人面、鸟首、九尾等样子出现。“其实这只是人们描述这种动物的方式。可能他们之前从未见过这种动物,因而用打比方的方式进行比喻。后人误解了,便以为是怪兽。”在刘宗迪看来,《海经》则是另一种方式的夸张,“原图作者记录某一场景,试图强调某些因素,因而有夸张、变形,就像现在的漫画。”
那么,遗落在文字背后的《山海经》古图,究竟蕴藏着怎样的故事?
从它亡轶的那天起,就开始有人追问《山海经》图的原型,也附会了许多传说。宋时,欧阳修把《山海经》与禹铸九鼎的传说联系起来,成为大禹治水系列神话中的一部分;朱熹则认为《山海经》源于屈原《天问》,与《天问》一样是摹写图画之作。
“对《山海经》文字所据之图的看法,大致有地图、巫术图、壁画图等。”刘宗迪介绍说。东汉明帝时,明帝赐《山海经》等书给负责治水的王景,可见当时人们视《山海经》为地图。既为地图,便有人按图索骥地寻找、对照《山海经》中所谈及的地域,但直至今日,它依然“烟涛微茫信难求”。
刘宗迪本人的解释,却带着另一种关切与追问。清末学者王国维曾通过《海经》与甲骨文的比较研究,认证《海经》图可追溯至殷商。而刘宗迪相信,在人们刻写记录还十分困难的当时,“所记录的往往是他们最真实的生活、对他们而言最真实实用的常识。”
他想象远古时期的农人,每天观察太阳出入何处,用来定季节以便农耕的资料。因而,《山海经》中特意强调的七座“日月出入之山”,应该是世代居住在那里的人们观测时序的参照系,是他们赖以观照寥落世界的出发点。因而,诞生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上古的《山海经》图,应当是一部“天文历法”。而那些被夸张的怪人怪物,应当是出现在岁时祭祀典礼上的装扮奇异的人。
马昌仪则比较倾向于《山海经》是一部“巫术性的地理书”的看法。她提到,考古学上发现了十余种少数民族用以送魂的巫图,“它是为死者指路的,告诉他祖先在何处,去那里会经过哪些河流山川。”《山海经》图的作用与之类似。在中国文化中,“巫”相当于神权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是那个时代最有知识的人,但又受到所处时代知识水平的限制,“所以他们写出的《山海经》,扑朔迷离、亦真亦幻。”
“目前,无论认为是壁画、地图、巫图,都没有充分证据,都有猜测的成分。”马昌仪认为,正是《山海经》既虚且实的特点,引导着学者们可以不断探索、提出不同解释。
海外地图:信以为真的错误
源于误解,却最终成了奇异的思想之泉。据刘宗迪介绍,“基本可以确定,《海经》作者是战国时期人,他为何误以为《海经》图是海外地图?因为原图中夸张了的节日庆典、仪式等,非常符合他们对于远方的想象。”
战国时期,汉人所接触的地域局限于中原九州,车马所及之处有限。“华夏之外的远方,在他们心目中依然还是一个充满魅力又危机四伏的未知之域”,对此,他们充满怪异的想象与恐惧。“因而,作者会将《海经》图误解为大荒海外的地图。很有趣的是,这本来是一个错误,后人却信以为真,据此对四方进行命名与想象。”
秦皇汉武,中国历史上疆域扩张最为猛烈的时候,人们在遥远的四方之野发现了一个“山海经”的世界。南蛮北夷,本来就是汉民族对周边少数民族的不敬称呼,这时似乎成了《山海经》的真切图景。“昆仑、番禺、焦作等,都是用《山海经》命名的名字。汉人认为四方即为蛮夷,这种命名即代表了汉民族对他们的想象与占有。”
“可以推断,原图形成的时代,中原的文化和政治交往比较落后,处于小国寡民状态。”如果按刘宗迪所说,《海经》图果为天文立法之书,那么它所描绘的世界,不过目光能及的方圆百里之内。而后,文字渐渐扩展了视线,随着文化交流的步伐不断向外延伸。“清末,西方地理学进入中国,中东、非洲等纳入了中国人的知识体系,进一步将中国人对《山海经》的理解扩展到世界。”
到民国初期,有关《山海经》的猜测更加大胆,有人说《山海经》是印度人所作,有人认为是古巴比伦人所作。甚至,在美国人默兹的阐释中,《山海经》时代的中国人曾越过“大壑”——北美洲科罗拉多大峡谷,来到美洲世界。《山海经》如同一束光,早已超越它原始的界限,随文化交流而射向世界。
在《山海经》原图消失后,后世根据文字不断描摹,出现了不同版本、不同形象的《山海经》图。马昌仪所收集的16种《山海经》图,始于明万历年间,讫于民国,尽管保留了原始图的粗犷的风貌,但亦有明显的明清特征。在画像造型、结构、意境与夸张手法的细微差别之间,人们也在不断重构关于《山海经》的想象。
《山海经》传入日本后,江户时代的日本画家重绘其中形象,用笔柔婉细腻,与中国诸本有明显不同。有趣的是,日本人将向来以男性神出现的“烛阴神”画成长发披肩的日本淑女,重新定义了“烛阴神”的性别。
“《山海经》不是儒家经典,在中国主流价值观中从未取得重要地位,它所触及的,正是《论语》等经典中避而不谈、视而不见的东西。”但刘宗迪说,《山海经》却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博古的路径,“因其博古知识而为人所乐道”。
“《山海经》是历代文人尤其是非正统文人妙想方外、神游八荒的现成框架。”刘宗迪说,误解后的《山海经》,成为历代文人作文的灵感来源。无论是神怪小说、还是诗词,《山海经》都提供了放纵想象力的广阔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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