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研究的进展与古史史料学概念
——为纪念《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而作
谢维扬
(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上海200436)
文史哲2007年第2期
摘要：顾颉刚先生所编《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对于中国近代学术，包括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古史研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积极的历史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古史辨》所从事和倡导的“疑古”工作的主要目标和内容。是试图为建立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古史研究寻求合格的史料学基础。但主要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古史辨”学者们当年对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的复杂性尚不能有充分的了解，因而在对古书真伪、成书年代、作者，乃至其中某些特定内容的史料价值以及各宗古书资料之间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中存在着简单化的缺陷。在近年来学者们对中国古史史料学基础问题的研究中，最值得重视的领域之一，是对于新出土文献的研究。在大量新出土文献资料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将有可能获得某些较之以往更合理的古史史料学概念，建立现代古史史料学概念的整个工作也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
关键词：《古史辨》；出土文献；古史史料学概念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7)02—0047—08
收稿日期：2006—10—20
作者简介：谢维扬(1947—)，男，上海人，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 本文为“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论文。
☆代表。
2006年是顾颉刚先生所编《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在中国近代学术，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古史研究的整个发展历程上，这是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件事。裘锡圭先生曾说：“近代以来中国古典学的第一次重建，可以认为是从20世纪一二十年代开始的。”[1](P2)所谓“中国古典学的第一次重建”，依我的理解，应该是指中国古典学在其方法和目标上首次试图进入近代学术的形态。对于中国近代学术，包括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古史研究的形成和发展，这当然是最重要的一步。这在当时中国社会与文化发展及其与外部交往情况变化的总的背景下，应该是必然要发生的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以顾先生以及胡适、钱玄同等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这一时期中对于中国古典学，也就是中国上古史研究的方法等重大问题所做的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工作，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中国古典学最初进入近代形态时所显现的面貌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古史辨》第一册的出版正是这些工作的第一项至关重要的成果，同时也成为由这些工作所体现的，后来长期对于中国学术尤其是古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关于中国古史研究方法的所谓“疑古”思潮形成的标志。
《古史辨》的工作，尤其是它所包含的关于中国古史研究方法问题的深入探讨，对于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历史性影响是积极的。我们都知道，《古史辨》中占主要地位的工作的最大特征就是“疑古”。如钱玄同先生在《古史辨》第一册中著文谈论“现在研究国学的人有三件首先应该知道的事”，其中第二条说的就是“要敢于‘疑古’”，而在第一和第三条中说的是“要注意前人辨伪的成绩”，以及“治古史不可存‘考信于《六艺》，之见”，这应该是更具体地指出钱先生认为“疑古”所要“疑”的最主要的方面[2](P102)。“要敢于疑古”，这是一句非常响亮的口号，然而又不仅是一句响亮的口号而已。它显然表明了钱先生在那个时代所认为的，为建立具有近代品格的中国古史研究所应做的最重要的事。这段话，可说是对“古史辨”工作主要倾向的一个非常鲜明、也非常准确的概括。如果我们完整地来看钱先生这段话，那么它还非常简明而清晰地告诉了我们，“古史辨”的疑古，无论其切人点或着重点，都是关于古书的。所谓“不可存‘考信于《六艺》’之见”，其实就是说对所有先秦古书都不应轻信。而作为“第一件事”所提出的“要注意前人辨伪的成绩”，就更是把清算“伪书”(也就是经伪造的古书)的问题提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可见“古史辨”的疑古，其直接、正面和首先处理的实际上乃是属于史料学范畴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疑古工作的主要目标和内容，正是试图为建立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古史研究寻求合格的史料学基础。这对正处于向近代形态转变的中国学术包括中国古史研究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中国古史研究的史料学基础问题，其本身就是一个“近代”的问题。裘锡圭先生在评论《古史辨》和由它形成的疑古思潮的历史地位时曾说，“虽然怀疑古书之风早就存在，但是只是到了这一次才发展成主流思潮，怀疑的广度和深度也大大超过以往”[1](p3)。这是很确切的。而这其中的原因，我想就是只有到了“古史辨”时代，疑古才真正具有了试图解决古史研究的史料学基础的完整含义。因此，我们说“古史辨”的工作是促成中国古史研究“近代化”的功臣，应不过分。这也是顾颉刚先生，以及众多疑古学者对于中国学术的最大功绩。而由《古史辨》而来的疑古思潮对于一个时代学术思想冲击与影响之大、之深、之久远，更是学术史上所不多见的。当然，近代中国学术界在试图解决古史史料学基础这个问题上，并不只有“古史辨”派和疑古学者贡献了他们的努力。在史料问题上提出“二重证据法”理论的王国维先生的工作，便同样是为了在符合近代历史学和文献学方法规范的要求上解决这一问题，并且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成就。我认为，所有这些在中国近代以来学术的发展上都是有重大意义和贡献的。而所有这些工作所体现的关于古史研究方法的一些理念，比如说古书资料作为古史研究史料的品格，惟有在追究其自身可靠性和可信性问题后方得被认可，等等，已经成为绝大多数现代中国古史学者的共识。这是现代中国古史研究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为此，我们也应该感谢八十年前顾先生及众多其他前辈学者所做的杰出工作。
当然，为建立现代中国古史研究所需的合格的史料学基础理论，学者们要达成的认识远不止上述这一点。《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年以来的学术史表明，为建立近代品格的中国古史研究寻求合格的史料学基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实在太多，也极其复杂。尤其是在对一些问题探讨的条件尚未真正具备时，学者们尽管有解决问题的清醒意识，也很难有真正的突破。从许多方面可以说，这一基础性的任务直至今日也还远没有完成，甚至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距离达成较为明确或公认的认识都仍然相当遥远。因此，中国古史界多年来在这方面的探讨始终没有停止，而且今天仍然需要所有古史学者携起手来，通过不断的讨论与相互切磋，努力使这一基础性的研究有新的、重要的进展。
在近年来学者们对涉及中国古史史料学基础问题的研究中，最值得重视的领域之一，我认为是在对新出土文献的研究中。几年前我曾提到：“近年来中国古代早期文献文本的不断发现对于治古史而言，除提供给我们大批新资料而外，最深远的意义也许莫过于对古史研究的史料学基本概念的问题，促使人们根据对新资料的研究从更多方面作一些反思，以获得某些新的认识。”[3]现在我仍然认为这一情况应当引起人们充分的关注。新出土文献的研究之所以与古史史料学问题息息相关，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以前从不为我们所知的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的某些真实细节，从而能帮助我们更为准确地判断与古书成书和流传过程有关的史料学问题。也就是说，只有在看到大量古书的早期文本的实物资料之后，我们才能真正逼近了解古书和其他古代文献资料形成的真实过程，从而逼近了解所有已知古代资料之间真正的关系，而这时我们用来处理古史史料问题的方法才可能是真正合理的。在这方面，近年来已有许多学者做了重要的工作。例如，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李零、李学勤等先生便先后就新出土文献所提供的情况，比较深入地探讨了与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有关的一些问题。我曾从他们的论述中归纳出这样三点，即“一、对于古书成书的真实情况需要研究；二、对于古书成书情况的研究需以对新出土古代文献文本的研究为基础；三、对于古书成书情况的误解是‘传统的’古史史料学所存在问题的关键”(若归纳更准确一些，应在三处“成书”后面再加上“流传”)[3]。在对大量新出土文献资料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这三点认识，其核心的一个意思就是，我们以往用来构成古史史料学概念的涉及古书成书和流传方面情况的知识有可能是不全面、不确切，甚至是不正确的。这在未能大量直接看到古代文献文本实物的条件下是很自然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而在这样的知识基础上所得出的一系列推论和结论，当然也就很可能有问题，也就不可能建立起真正合格的古史史料学概念体系。所以这三点认识我认为很可贵，也很重要，因为只有在有了这些认识的基础上，才会促使我们去获得某些较之以往更合理的古史史料学概念，建立现代古史史料学概念的整个工作也会有实质性的进展。
从学者们近年来对与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问题所作的研究来看，人们以往对于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认识的主要问题在于很容易把这些情况理解得过于简明、简单。而实际上，古书成书与流传的真实过程是非常复杂和纠缠的，与现代人所熟知的现代出版物成书、发行与传播的过程有绝大的不同。在这方面，学者们根据对新出土文献文本实物的最新了解，对于古书成书与流传情况所归纳出的一系列值得注意的细节，应该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比如李零先生早在1986年论新出土《孙子兵法》的几篇文章中就已经谈到了古书形成和流传过程的一些问题[4](P275-277)[5](p291-293)。在1988年写成的《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一文中，他又通过以新出土文献情况与余嘉锡先生早年所著《古书通例》中所归纳的古书体例特征参照研究的方式，归纳了“古书体例”的八大特征，即：(一)古书不题撰人；(二)古书多无大题，而以种类名、氏名及篇数、字数称之；(三)古书多以单篇流行，篇题本身就是书题；(四)篇数较多的古书多带有丛编性质；(五)古书往往分合无定；(六)古书多经后人整理；(七)古书多经后人附益和增饰；(八)古人著述之义强调“意”胜于“言”，“言”胜于“笔”[6](P27-31)。这实际上谈的也就是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的问题。李学勤先生近年来对此也有许多研究，其在《对古书的反思》一文中，就对“古书产生和传流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情况”作了详细的归纳。他提到了以下十种情况：第一，佚失无存；第二，名亡实存；第三，为今本一部；第四，后人增广；第五，后人修改；第六，经过重编；第七，合编成卷；第八，篇章单行；第九，异本并存；第十，改换文字[7](p29-32)。还有其他学者就这一问题也作了重要研究，在此恕不赘引。对于上述研究所揭示和提请注意的古书成书与流传过程中的这些复杂情况，我想从帮助我们更深入思考和恰当处理古史史料问题的角度，再归纳为以下一些认识：(一)古书成书，就绝大多数个案而言，都是一个经历了很长时间和具有复杂环节的过程；换言之，所谓古书著作年代问题往往不是一个可有简明答案的问题(这意味着当人们试图以对古书著作年代问题的判断来帮助确认有关古书资料的真实性和史料价值等问题时，由于必须充分估计到这两者关系上的复杂性，往往不容得出过分简单或简明的结论)。(二)古书题名作者与实际成书年代之间在很多个案中只存在约相关关系，因为大多数具有今日所见之内容的古书传本，前后涉及这些文本作成的人员往往不止一人，这也就意味着，古书成书年代与后所题名之作者生卒年代之间同样没有简单或简明的关系。(三)古书经流传示人的文本中，所谓“本文”或“正文”与在著作顺序上次一级的“传说”或“传解”之间往往或有很大可能混而不清(因此在据今所见之有关文本内容讨论相关资料的真实性与史料价值等问题时，必须注意到分辨不同性质文本内容意义的必要性)。(四)古书传本之内容以有附益为常。(五)古书内容的取材所自不必早晚、真伪如一，而以驳杂为常(以上两条同样提醒我们应注意分辨不同性质文本内容的不同意义)。(六)古书实际流传情况繁于传世著录所示(因此不能以引述已知传世著录资料为判断古书实际流传情况之充足证据)。在这里，我还想补充一条对我自己来说还只是初步认识到其意义的情况，即我们今日所见的所有古书文本，其在当日为古人使用时在文本性质上应各有不同。比如，最简单的一个可以想见的事实是，在任何一部古书形成与流传过程中所出现的各宗文本中，应该有原稿本与传抄本的区别，而这两者在说明古书成书与流传问题上的意义是不同的。在讨论古书问题时，应该注意到这一点。李学勤先生就曾经提到过：“迄今所见战国到汉初简帛古籍，都是传抄本，还没有能证明是原稿本的。”[8](p5)这实际上就是说，就我们目前所掌握的古书文本资料的品质而言，我们还不能有把握地说已经能够对古书成书最早阶段的情况作出准确而具体的判断。其实就是传抄本，在古人使用当时也还可能有性质上的区别。比如著名的郭店楚简中的《老子》，虽然有学者将其看作《老子》早期的一个传本，但也有学者认为其只是早期《老子》的一种“摘抄”本，其时还应该有篇幅与今本相同的简本[9]。或者更进一步地说，“简本实际上是三组《老子》的摘抄本，其内容仅为《老子》的一部分，是郭店墓的主人生前在教学中使用的”[10](P234)。总之，还不能将其看作一个具有严格“版本”意义的传本。但以郭店本与今本或汉代的马王堆帛书本《老子》相比较，前者与后二者无论在用字上还是在句序和句子结构上，乃至特定文句的有无上，都有显著而系统的区别，因此似乎也反映了《老子》文本发展过程中的某种阶段性的特征，故也有学者推断，为我们所知的今本《老子》文本的面貌应是在自郭店简本至马王堆帛书本之间的时期内逐渐形成确定的[11](p298)。像这样的问题，无疑很有深入研究的价值。再如，在郭店楚简中有一组被整理者称为《语丛》的文献，其在当时使用上的性质也很值得研究。因为它们显然不像是某种内容上自成一体的“著作”，其文字多为对各家著作的摘录，因此有学者认为其可能也是“教学所用的一种选编”[12](P223)。由于《语丛》的内容有一些可以明显看出是引《论语》和《礼记·坊记》等传世古书的，所以这组简对于讨论《论语》、《礼记》等古书的成书和流传问题是有说明意义的，而它们在使用性质上的特征就更具有特别的文献学意义，说明了古书在形成和流传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各种不同用途和性质文本的复杂情况，包括产生一些自用抄本的情况。提出新出土文献文本实物在使用上的不同性质这个问题本身是有意义的，因为古代不同使用性质的文献抄本，包括古人自用的抄本与作为古书在某一时期的传本的抄本，在解释古书形成与流传问题上的意义自然是不同的。正如以上已提到的，对于这方面的问题学术界已有注意和讨论，但我们目前似乎还很难明确地整理出区分不同使用性质的古书文本的规律，以及由这些情况所反映的古书成书过程中某些尚不为人所知的环节的真相，而这也会影响到我们对有关古书文本形成和流传真实过程的确认，和据此对相关史料的来源、真实性与价值等问题所作的判断。总之，在经过对大量出土的古代文献文本实物考察和研究的今天，中国古史研究者应当对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的复杂性有足够充分的意识。这种复杂性，由于客观条件的原因，应该说是超出“古史辨”时代学者们所能足够深入地了解和意识到的，因此在当时的工作中也是反映较少的，这当然会影响到当时对一系列相关问题探讨的方法的完整性乃至其结论的正确性。但是今天我们就必须正视这种复杂性，从而帮助我们去推进和完善由“古史辨”时代的学者所开始的寻求合乎近代科学理念要求的中国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的工作。
那么，关于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的研究，究竟将如何影响到古史史料学的基本概念呢?或者说，由于对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有了更具体、更确切，也更真实的了解，我们对正确运用古史史料的问题会有哪些新的认识呢?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不仅不可能在这样一篇小文中谈好，事实上我本人也根本不敢说对此已有充分的研究。但我很想在此谈一点非常初步的想法，冀为抛砖引玉，对于推动在这一问题上的深入思考或有裨益。
我认为，经过这些年古史界对于古书和古史史料方面问题的大量研究与探讨，我们在总结以往与史料学问题有关的研究之得失的基础上，在力求正确对待古书资料和希望形成成熟的古史史料学概念的方向上，似乎已经可以有如下的一些认识：
(1)在没有确定已拥有完整证据的条件下，不要急于认定某部古书为“伪书”。我希望这一条能成为现代古史史料学概念中首先被确认的一条。这实际上也应该是近年来新出土古代文献研究的大量成果不断涌现后，最先使人们想到，也最易于令人们认可的一个问题。因为新出土文献尤其是新出土古书文本资料的大量发现和研究确实使我们看到，自传统疑古方法(包括“古史辨”方法)发展以来所论及的许多所谓“伪书”案例，其实是不能坐实的，有一些已经翻案。正如裘锡圭先生所说：“简帛古籍的出土，为一批被人视为伪书的先秦古籍恢复了名誉。”[13](p86-87)这方面的例子很多，都已颇为人们所了解。比如在近代疑古思潮兴起后被很多人认为是汉以后人的伪作的《尉缭子》、《晏子》、《六韬》等书，由于银雀山汉墓中发现了这些古书中一些篇章的抄本，且内容与今本基本相合，因而最终被学者们认定应该是先秦的古书。又如《归藏》是传说中重要的方术书，古书中有称引，乃因原书早佚，历来多以为所引的应是伪书。而现在已在王家台秦墓中发现《归藏》残简，文字与古书所引基本相合，证明古书所引确是先秦古书[13](p87)。诸如此类，可以说已不胜枚举。这种情况应该引起人们的思考。如果说以往对古书“辨伪”的工作有“过度”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还很难全面了解和注意到古书成书与流传过程的复杂情况。因此，现在我们对判定某部古书为伪书的问题，理应慎重得多。由于我认为迄今还不能说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了古书成书与流传过程的所有细节和各种变化，因此我曾经提出过在对古书辨伪时要注重发现反映辨伪行为的直接证据[3]。我这样说，并非主张若无此类证据，就可以把有关对象认定为真书；而是说在缺乏此类证据的情况下，应该避免轻易作出是伪书的结论。这是因为以往所作“辨伪”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事实上已经告诉我们，获得包括正面反映辨伪行为的直接证据在内的多方面的、完整的证据，而不仅仅或主要地是依靠文献内容上的所谓“内证”性的证据来下判断，是避免在判定古书真伪问题上再次出现错误的很重要的要求。我想可以把这样一个认识称之为关于论定古书真伪问题证据的完整性的概念。用这个概念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在你没有完全弄清楚证据是否完整之前，尤其是在没有取得与古书成书与流传情况有关的证据之前，在古书真伪问题上所下的任何结论都可能是错误的，因而也是不能最终论定的。应该相信，未来新出土文献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不仅会帮助我们在认识什么是判定古书真伪问题的完整证据方面获得越来越多的知识，而且最终会导致形成越来越明确而合理的、针对这方面要求的关于证据完整性的概念。
(2)对有些古书的真伪问题可能要有比较复杂的认定。在对大量新出土古书资料研究之后，学者们已经感到，对于古书真伪问题本身，也必须有一个切合古书情况实际的认识。其中就包括认识到，对有些古书，简单地判定为“真”或“假”都可能是不确切的。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说的：“对古书形成和传流的新认识，使我们知道，我国古代大多数典籍是很难用‘真’、‘伪’二字来判断的。”[7](P32)现在已有不少这方面的例子，如裘先生曾就今本《文子》的问题表示：“通过跟八角廊竹书中的《文子》残简对照，发现今本《文子》……既不能简单地看作真书，也不能简单地看作抄袭而成的伪书。”[13](P88)李学勤先生也认为，八角廊简《文子》说明“今本《文子》的《道德篇》含有古本的内容，同时也证实今本大部分乃后人所补辑，并非古本的原貌”[14](p402)。这实际上意味着，在处理古书作为古史史料的问题时，辨伪本身的意义也是有其局限性的。对有些有特定情况的个案而言，在满足史料学要求的目标上，对有关文本资料内涵的仔细比较与分析，可能比辨伪更重要。就这个问题的实质而言，我们还可以说，对于某些特定个案，即使已被正确认定为伪书，也不等于其在史料学概念上毫无价值。比如梅赜古文《尚书》是大家都知道早已由前人认定为伪书的一部文献，其中有《大禹谟》一篇，而这篇在今文《尚书》中则阙如。现在可发现郭店楚简《成之闻之》中引用了《尚书·大禹谟》的话(“余才宅天心”)，只是这句话并不见于今传古文《尚书·大禹谟》。裘先生认为这是今传古文《尚书》是伪书的又一证据[1](p13)。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情况又可以表明，今传古文《尚书》的《大禹谟》这个篇目还是有真实来源的。由此甚至可以进一步联系到如何看待今传古文《尚书》的真伪及其史料学地位的问题。李学勤先生在写于多年前的《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一文中，曾仔细考察了文献所载今传古文《尚书》自东汉“中晚期”即有流传，并与孔氏家族中人如孔安国、孔僖、孔季彦等的著作活动有关的情况，认为“从学术史的角度深入研究孔氏家学，也许是揭开《尚书》传流疑谜的一把钥匙”[7](p380-386)。李先生指出，《尚书·尧典》正义引十八家《晋书》佚文，对晋代古文《尚书》在郑冲至梅赜数代学者中相传的事实是有清楚记录的，同时也有许多证据表明“西晋皇甫谧已经看到了今传古文《尚书》和《孔传》”，加之清代一些学者如吴光耀(作《古文尚书正辞》)等还指出了“今传本古文《尚书》的出现，比王肃的时期还要早”[7](P384-385)。甚至《尚书孔传》的出现，李先生也经仔细考察后认为“是在魏晋间，不像很多学者所说是在东晋”[15](p417-420)。这些情况，很显然是对长期以来具有压倒性影响的所谓梅赜伪造古文《尚书》的说法提出了严重质疑。这实际上表明，以往对所谓“伪古文《尚书》”问题的考证，多于对所谓“内证”的辩论，而疏于对学术史与文献学证据的全面整理与分析。当然，尽管这样，在不能完整解释由“内证”表明的疑点之前，今传古文《尚书》文本自身的真伪问题，仍不能认为可以简单翻案。上述郭店楚简引《大禹谟》文字而不见今本《大禹谟》的问题就是一个例子。对此，李先生也同裘先生一样，认为“这证明今本《大禹谟》确系汉以下人所编成”[14](p402)。但是，由学术史和文献学上的证据所提出的问题，如何同对于所谓“内证”问题的辨析相统一，这毕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在另一处，李先生曾提出过：“清代学者批评今本古文《尚书》，其中有些问题也许就是出于整理的缘故。”[7](P32)这或许预示着对今传古文《尚书》文本整体的真伪问题的认定最终并不是很简明的。总之，李先生的这些研究实际上是在古文《尚书》这样一个意义极其重大的个案上，提出了如何在更完整地反映古书成书与流传实际的方法的基础上来分析其所谓真伪问题的课题。对于围绕古文《尚书》的整个问题，当然还需要作更全面的研究。但现在应该可以知道，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将涉及比古人论定古文《尚书》为“伪书”时更多方面的情况，而且可能会面对某种更为复杂的结论。而在最终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我们现在至少可以合理地提出从古史史料学角度应如何更恰当对待今传古文《尚书》的问题。原因就是古书真伪的问题并不是确定其史料学价值的全部和唯一依据。
(3)由于古书在成书与流传过程中存在的种种复杂情况，对古书成书年代和作者问题的认定都要注意避免简单化，尤其是要充分考虑到古书流传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后人附益、删选、修动等情况所带来的影响。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都很多。比如在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简本《用间》篇内，有“燕之兴也，苏秦在齐”一句。裘先生认为这“显然是后学所增的”，而“如果这一本子一直留传下来”，有人“很可能就会以此来证明《孙子》的编成在苏秦之后”[13](p89)。如果这样，关于《孙子》成书年代及作者等问题的看法就都要大变，但却是错误的。这个例子可以说明，古书资料内的许多因素都可能影响对其成书情况的判断，但有些因素的影响是有理的，而也有些因素的影响则是不应认可的，这其中的区别就需要研究者仔细分辨。
(4)作为古史史料的古书内容，对其来源的分析和认定，不完全取决于对已知的有关古书成书年代等情况的认识，也就是说，要估计到古书中的有些特定的内容可能起源于更早的时期。这一点，对我们恰当地利用古书资料作为史料是很重要的。例如在关于禹的传说生成年代的问题上，过去顾颉刚先生就曾因为文献中对禹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周穆王末年时的《尚书·吕刑》中，便认定“禹是西周中期起来的”[16](P133)。但近年来发现的西周中期器☆公盨铭文中却长篇记述了禹的事迹①。这显然表明，禹的传说的起源要远早于西周中期。裘先生甚至判断，西周中期时，禹的传说“已经是相当古老的被人们当作历史的一个传说了”，“不然，器主是决不会把禹的事写进一篇有明显教训意义的铭文”中的[17](P22)。关于尧舜传说起源的问题也有类似的情况。在对☆公盨铭文作分析时，裘先生认为禹被说成是“受天，即上帝之命来平治下界的水土的”，“在这样的传说里，根本不可能有作为禹之君的人间帝王尧、舜的地位”[17](P22)。因此他同意顾先生关于尧、舜传说较禹的传说后起的观点。但是我们看到，在上博馆藏楚竹书《子羔》篇中，在孔子与子羔的对谈中，一方面孔子承认三代始祖禹、契、后稷为“天子”(天帝之子，指其有神性)，另一方面又明确说到了禹、契、后稷均为舜之臣之情节(“舜，人子也，而叁天子事之”)②。可见，☆公盨关于禹受“天命”的记法，丝毫也不意味着在当时对禹的整个传说中不可能有关于舜和尧等人的地位以及禹同舜之间关系的内容，只不过在☆公盨铭文中确未包括这些内容罢了③。这个例子再次说明，对于古书内容来源的研究，需要非常细致、全面的考量，而这对满足史料学的目标或许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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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铭文释文参见李学勤《论☆公盨及其重要意义》，见《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页。
②参见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3—47、183—199页。
③顺便提及，上古对于人王受“天命”治事的观念在早期文献对商周人物的描述中也非常多见，如《尚书·大诰》中就有“天休于宁王(指周文王)，兴我小邦周，宁王(同前)惟卜用，克绥受兹命”的记法。这里只是反映了古代对周文王权力来源的一个说法，并不意味着周文王本人就真的是神性的，而他的权力也真的不具有人世的来历。
(5)由于古书流传情况的极端复杂性，对于各宗古书资料内容之间的全部关系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并应该认真结合这些研究的成果来进一步判断有关古书资料的史料学价值和地位。古书流传情况的复杂性是新出土文献文本实物给予人们的最深刻印象之一。在这个问题上，仅依靠传世的少数古书著录资料来研究，显然是非常不够的，不仅不敷应对大量于传世著录失记的案例，而且由于不掌握完整的资料，我们对于古代各种记述系统之间关系的认识也可能是不正确或不确切的。裘先生就曾指出过：“马王堆帛书《周易》、双古堆竹书《诗经》、武威汉墓《仪礼》、八角廊竹书《论语》，都是我们所已知的各家之外的本子，可见当时经书传授的情况极为复杂。”[13](p90)经书传授的情况如此，其他古书资料在流传上的情况也不例外。而从对今日自地下获得的大量古书文本实物利用的角度，我们还需要将具有不同品级“版本”意义和与不同记述系统相关的文本种类加以区分，因为正如前文已提到过的，在今天所掌握的各宗古书资料之间，还可能有传本、自用本以及通用本等等性质上的差别，其“版本”意义以及相关的记述系统很可能也是不同的。这些情况都会影响对其作为史料的意义的把握。在这方面，对上博简中的重要一篇《容成氏》史料价值认定的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容成氏》的全部内容，现根据陈剑的拼合与编连，可以看出它非常有序地叙述了自远古开始的整个古史历程，并大体上可分作三段：一是尧以前；二是从尧至禹；三是禹以后①。这里的问题是，第一段与第二、第三段叙述的内容显然有着不同的来源。以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对古代古史系统问题的分析来看，第二和第三段所叙述的内容大体上应以所谓东方系统的“五帝说”为蓝本，而第一段所说则与此系统并无关系②。第一段中所叙述到的古帝王(包括原残缺而由学者合理补释的部分)，有的与《庄子·胠箧》等古书中提到的相合，但《庄子》的这个古帝系统后来被采入源自《春秋纬》中的《命历序》的古史系统③。这些显然有着不同来源和生成路径，因而也就可能在资料本身的性质上有不同的内容，为什么和如何被一起而又有序地写入《容成氏》这一篇中，这是十分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再比如，在上博简《子羔》篇中，借孔子和子羔的口先后说到禹、契、后稷的故事，但其中对禹的故事的记述按李学勤先生说是“不知所本”，而契、后稷的故事“则本于《诗经》的《玄鸟》、《长发》和《生民》而有所铺陈”[18](P14)。裘锡圭先生则指出《子羔》中禹的故事的记述跟“汉以后书中的禹生神话很相近”[17](P20)，所以与同篇中对契和后稷故事的记述也还是不属于同一记述系统。由此，我们应可注意到数量众多的古书资料和五花八门的古代记述系统之间的关系是何等复杂而不为我们所全盘知晓。对这方面问题的深入和严谨的研究，应该是关于古书成书与流传情况以及古史史料学基础研究的重要内容。在“古史辨”时代，顾先生曾以异常坚定的信念和卓越的思想力提出了关于中国古代“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学说。这个学说实际上就是关于各宗古书资料以及各种古代记述系统之间关系的一种假说。而在今天看来，整个问题应该远比所谓“层累说”所论及的情况要复杂得多，有些方面“层累说”提出的事实也还有不准确或不切实的地方。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尚需继续深入开展下去，而这也许会最终帮助我们发现中国古史史料学中某些曾被忽视，而实际上很重要的概念问题。
对中国古史研究而言，史料学问题似乎始终是它面对的一座高山。八十年前，“古史辨”学者们所开创的就是试图征服这座高山的路。今天我们仍需继续努力的，也还是要把这条路真正走通。在这方面，我认为建立健康的研究氛围，从而在具有不同见解的学者间开展有益的讨论乃至辩论，是十分重要的。我相信，在继承前辈学者宝贵学术遗产的基础上，在今日古史研究所拥有的新的良好条件下，我们将会一步步更接近于达成中国古史学者这一夙愿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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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陈剑《上博简<容成氏>的竹简拼合与编连问题小议》，载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327—334页。
②参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04—215页。
③参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242—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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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ment in the study of the evolvement and circulation of ancient books, also on the concept of ancient
historical materials: For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the first volume of Gushibian
Xie Weiyang
(Center for Ancient Civiliz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6)
Abstract : The publishing oi" the first volume of Gushibian (Debates on Ancient History) edited by Gu Jiegang may be calle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teps i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academic research, including the studies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The most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 of the "Gushibian" School is the "historical skepticism", whose main goal and content, in a sense, is the effort to explore a qualified foundation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for the purpose of establishing the studies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in the modern sense. Yet restricted by objective conditions, these scholars failed to realize the whole complexity of the evolvement and circulation of ancient books, resulting in some simplism on such problems as the authenticity, era of evolvement and authorship of ancient books,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specific sections,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 among different texts. In recent years, the most remarkable field in the studies of the fundamental problems in ancient historical materials should be the newly excavated texts. Only by basing on the vast amount of studies of them could we obtain a more reasonable concept of ancient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make substantial progress in constructing the concepts of modern studies of ancient historical materials.
Keywords:Gushibian; excavated texts; the concept of ancient historical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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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5-28 01:3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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