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抑或“多元”?“建构”还是“形成”?
以上,我们对现代“中华民族”观念从萌生到确立的过程,进行了粗细相间的历史勾勒。这或许可以作为本文的主要目标。90年前,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曾说:“凡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此科学之所有事也;而欲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此史学之所有事也。”(90)对于“史学”的功能及其与一般科学之关系的阐发,此论言简意赅、耐人寻味。不过,即便依王氏此说,从“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变迁之故”的角度来看,本文的任务也还并未完成,就更不必提史学那种内在的“求真求是”的“科学”追求了。
比如,清末至民国时期逐渐建立起来的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其赖以支撑的理论依据和认识基础究竟为何?此种观念从萌生到确立的过程本身,又具有何种特质呢?至少这两个问题,就仍需作出进一步集中的回答。
就前一问题而言,它实际上又可分解为对于“民族”概念的理解,和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现实结构之总体特点的认知等问题。关于“民族”概念,我们在前文中,曾顺便提到过乌泽声、梁启超、杨度、顾颉刚等人的有关认识。如果更为广泛地浏览民国时期认同“中华民族”的人们的“民族”观,则可以发现,这些观点虽有各种各样的具体表现形态,对构成民族的诸多成分的认识也不尽一致,但总的来看或者说合而观之,它们却并没有忽视和偏废通常被今人所提及的那些民族构成要素,如共同的地域、血统联系、语言沟通、风俗、生活方式、政治经济生活和共同的民族意识、历史记忆、文化心理素质等。也就是说,在阐发和认同“中华民族”观念的各种论说中,这些因素都被程度不同地考虑到了。但与此同时,有一点也很明显,那就是相对而言,人们又较为普遍地更加重视其中的共同历史和文化这一因素,尤其是在强调“民族”作为一种人类共同体,不同于国家、国民和种族之特性的时候。在这方面,李大钊的有关主张极为鲜明,颇具代表性。他认为“民族的区别由其历史与文化之殊异,故不问政治、法律之统一与否,而只在相同的历史和文化之下生存的人民或国民,都可归之为一民族。例如台湾的人民虽现隶属于日本政府,然其历史文化却与我国相同,故不失为中华民族”(91)。此种观点,与杨度、顾颉刚等人区别种族和民族的看法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同李论相比,著名学者潘光旦的意见,或许能从另一角度,更为深刻地体现同样的关怀和认知倾向。潘氏强调:“同是一种结合,国家是有政治、经济、法律等意味的,种族是生物学与人类学的;民族却介乎二者之间。一个结合,在种族的成分上,既有相当混同划一的性质,而在语言、信仰、以及政、法、经济等文化生活方面,又有过相当持久的合作的历史——这样一个结合,就是一个民族”(92)。此论既说明了民族与国家、种族之间的差别,又见及彼此间的关联,表面上是谈构成民族的政治和种族因素,实际上不仅包含了、毋宁说同时也凸显了共同的历史和文化因素。因为其所谓文化生活方面持久合作的“国家”之史,血缘交流的种族关联之史,都无不在在表明了共同的历史文化在民族区别和民族认同中的特殊重要地位。
这种对于共同的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强调,显然与传统的“族类”观是有关系的。它体现了中西文化在“民族”认知问题上的一种互动与结合。
如果说,以上称得上是清末和民国时期中华民族认同过程中“民族”观的一大特点,那么,其第二个特点,我以为就是基本公认民族的形成、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历史过程。一部分人认为它是不断地融合各种族由小到大发展而来;另一部分人则不仅停留于此,甚至于认为它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还包括融合了一些较小的民族单位在内。其实这两者间只存在程度的不同,并无实质的区别。因为被融合的不少种族在历史上都曾经有过自己相对独立的国家政权,若按潘光旦上述的“民族”观来理解,即曾构成过小民族单位。也就是说,尽管在民族的形成过程中,有一以贯之的历史延续因素发挥着指向性作用,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一般较大的民族单位融合进各种族、较小民族单位之数量及其融合程度,仍然会有所不同。如此一来,民族彼此之间就不仅有大小之别,各大民族单位内部在特定时期,也可能存在整体与部分的层次性差异,即存在所谓 “大民族套小民族”的复杂情形。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这是毫不足怪的。虽然,明确强调民族内的不同 “层次”性,是今天费孝通先生的贡献,但在民国时期,这种潜在的区分观点就已经广泛存在,当属确定无疑。
“民族”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如何认识和定义,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93)民国时期中国人的有关理解既带有中国性,也具有世界性意义,无法简单地套用某一家“民族”学说来随意臧否它们,更不能以“人类学”、“种族学”和“政治学”的界定对其横加指责。从本质上说,“民族”的概念只能由“民族学”来定义,而民族学同任何人文社会科学一样,都必须充分地尊重和正视既存的历史。
除了“民族”观之外,整体的“中华民族”如何构成,或换言之,“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结构的总体特点究竟怎样,也是当时言说“中华民族”的学者们所不能不考虑的问题。它不仅成为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有机组成部分,还构成这一观念赖以成立、引发广泛社会认同的知识基础。综观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各种议论与著述,关于这一点可以说大体存在着两种主要思路,一种不妨称之为“一元多流”说,另一种则可姑且称之为“多元一体”论。从本文前面的有关述介中,对于这两种思路我们已不难有所体察。但这却并不构成什么新的“发现”。早在抗战时期,已经有学者对此做过很清楚的概括了,如1941年张大东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大纲》一书中,就曾明确指出:
“中华民族者,非吾族以往历史上之名词,乃中华民国以内之数个民族,结合而成为一个民族之总名词,关于此总名词含义之揭示,约有二义,分述于后:
一派主张,中华民族内之若干支,自古实同一祖先;经过五千年之流转迁徙,种种演变,固曾分为若干不同之名称,迄今尚有一部分各异之痕迹,但追溯有史以来之血统,仍为一元的。-----(汉满蒙回藏苗等)皆为黄帝子孙。此一派以熊十力氏主张最力。熊氏著有《中国历史讲话》,其立说之根据,大抵择取我国史家之记载,一部分加以推论。拥护斯说者,近来颇不乏人,文字散见于杂志及通讯小册中,不复一一征引矣。
另一派主张,则谓今日之中华民族,系由有史以来,若干不同之民族,互相接触之结果,逐渐循着自然之趋势,陶熔结合而成为今日之一个庞大民族。在过去中国历史上之若干民族中,当然以华夏系(即后之汉族)之文化为最高,故同化工作上,亦以华夏系为主干,逐渐将华夏之文化,向东西南北四面发展,最后从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生活血统各方面,将四围之外族,同化吸收,使之加入华夏系之中,而消弭民族之界限差别于无形。故今日之中华民族,实积历史上若干不同之民族血统,混合凝结而成者。此一说,一般史学家,及稍有常识之人,大致均无异义”。(94)
不过,“一元多流”论和 “多元一体”论各自的表现形式并不完全一样。一元论有像蒋介石所倡言的那种典型的“分枝宗族”论,也有像顾颉刚所秉持的那种中国始终为“一个民族”的“种族汇合”论,还有熊十力等人所主张的那种一般性的“同一祖先”论(均为炎黄子孙)。同时,其关于各族血统联系的具体观点,也不尽相同。至于“多元一体”论,其在关乎中国历史上多民族不断融合、一体化范围逐渐扩大并将继续融化下去这一主旨上并无分歧,但在对待现存中国各民族的态度上,却还存在差异:有的主张现存各子民族(包括汉族)在互相融合的过程中,将会而且已经在迅速“化合”为一,即前文所提及过的以强调“多元”的不断消失为前提和特征;有的则希望仍然保持一种多民族长期并存、以平等融合为趋向的“一体化”民族共同体。晚年的梁启超就基本上属于前者,而费孝通和中共的“中华民族”观则大体上属于后者,尽管他们当时还并未能对此作出清楚准确的阐释。
实际上,在清末和民国的那一特定历史时期,“中华民族”观念的一元论和多元论往往绞在一起,其彼此之间的界限并不十分明晰。绝大多数文化人甚至对此种分辨都缺乏自觉,更甭提一般老百姓了。也就是说,在民国时代,就一般的社会认知而言,是一元论和多元论两者共同支撑了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并由此推动了中华民族的现代认同。它们彼此之间,内在的分歧和矛盾固然存在,但由于其具有共同的情感主体、认知动机、特别是共同的认同目标,当时却能在实际上和睦相处、互相支持。如它们对各族相互融贯的共同历史文化的强调,对于其彼此血缘相混事实的揭示,对其共同政治生活和经济联系因素的分析等等,在社会上就显然联合发挥了引导中华民族整体认同的积极功能。
关于这一点,有一个事实或许应引起研究者的注意,那就是在当时,即便是对此中分际有着一定自觉的研究专家和著作者们,一般也往往并不急于或在意于要去分辨两者之间的是非曲直。如前述《中华民族发展史大纲》的作者在介绍了“多元”和“一元”两种不同观点后,就这样写道:“以上二说,孰是孰非?吾人不必遽下断语。惟当知前一主张,对于中华民族之统一与团结上,颇有良好之影响。后一主张,对于民族之奋斗发展,与同化结合之迹象,易作明显之说明。----亦足以振奋民族精神也”。(95)这表明,在民国时代,要想分辨清中华民族的整体结构究竟是“多元一体”还是“一元多流”,其学术条件和现实环境都还不够成熟。不过,在逻辑上或事实上,“多元一体”论却无疑已经显示出了更强的历史解释力度和现实说服力。它将拥有未来。
作为一个历史的过程,清末至民国时期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萌生与确立,
是与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运动相联系的,尤其是与西方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潮的传入所引发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追求,以及此种国家即“中华民国”形成与发展的实际历史运动相伴随。自由、平等、独立和解放等现代理念,既是启动现代民族意识的基本价值观念,也构成为“中华民族”意识的现代价值起源。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观念无疑具有着某种现代性。
由于近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前提是实现中国自身的独立,它必然内在地需要一个既能整合国家、社会和文化,又能有效地连接历史与现实的关于全疆域内人民的现代统一体概念,以便承担起独特的社会动员的时代使命,于是“中华民族”观念乃应运而生。就其上述功能意义的要求而言,它实在是“中华民国”、“中国”和“中国人民”等概念所无法比拟和替代的。因此,这一概念的诞生和流播,的的确确属于时代需要的产物。
但“中华民族”观念同时也是、甚至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有史以来历史发展的结晶。因为现代民族国家性质的“中华民国”的建立,同样与这种历史发展紧密相关。如果没有历史上各族人生活在同一块地域范围的制约因素,没有政治经济上广泛深入的联系和血缘上长久而复杂的交流,以及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熏陶,这一观念的形成和普遍认同是根本无法想像的。换言之,作为一种历史事实,那种具有内在联系的尚处于“自在”阶段或古代状态的一体性民族共同体之存在和其向现代演化的内在可能与趋势,对于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来说,也是最为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其实,前近代时期,“中华”一词或概念本身就已经具有了相对于西方的、作为地域、族类、国家政治和历史文化共同体的客观内涵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自在”的中华民族和“自觉”的中华民族之间的内在关联,便不无某种豁然开朗的启发效果。当然,此处所谓“自觉”,并不只是对以往那种各民族一体性联系之“自在”状态的简单觉悟和感知,而是一种基于现实环境和诸多现代性因素作用背景下的能动反映,甚或其本身,就理当包括林毓生所谓的“创造性转换”在内。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屏弃那种将现代性和前现代性因素绝对对立和完全割裂的机械论观念。就拿儒家的“天下观”来说,它与现代“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观念的关系,也并不像有的学者所强调的那样完全处于简单对立状态。在历史上,儒家的“天下主义”、大同观念不仅成为古代中华民族能够不断汇聚各族、发展壮大的重要文化因素,即使到清末民国时期,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它依然发挥过协调和凝聚国内各族的不容忽视的文化功能。同时,这种观念本身,事实上还成为了现代中华民族崇尚和平、心胸博大的民族优越感和自尊自重的民族主义的情感源泉之一,也即它参与过现代中华民族情感统一体的形构过程。
时下,认为“民族”是臆想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和依赖于这一方法论的所谓“建构”说,正流行一时(96)。从学术角度来讲,这些带有后现代取向的说法的确有助于人们较为充分地了解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主体的能动性作用(agency),有助于较多地洞悉其中话语与权力之间某些历史关系的生动复杂面相,从而扩大我们思考民族问题的空间。但从根本上说,这样的定义和理解却走向了偏颇。比如,在那些民族“建构”观者们看来,关乎现代民族赖以依托的历史上和现实中既存的一切,都只不过是可供建构主体进行选择的“资源”而已,而这些“资源”如何“呈现”和发挥功能,完全取决于“建构”主体如何进行“选择”。可是,正如有的哲学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人的活动的选择性是以不可选择为前提的” (97),“因此,选择,在任何时候都是对可以选择东西的选择”。(98)具体到“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和确立来说,不仅历史上各民族之间实际关系的主流和“一体性”不可选择,现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的走向与趋势同样是不可选择的。这就是为什么“排满”思潮虽一度时兴但却不得不最终消歇,国内民族分裂主义者始终不得人心,帝国主义的种种分裂挑唆和吞并阴谋终究大多难以如愿,各种对立的大政党无论政见如何分歧却都不得不高揭“中华民族”旗帜的原因。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萌生与确立,固然与国人趋利避害的主动选择不无关系,然就其本质而言,它又是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根本性制约的。
从主观方面看,现代中华民族意识或观念的萌生、发展和确立,不妨说乃是中国各族人民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欺压之下,在近代西方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潮的传入和直接影响之下,在“现代民族国家”的现实运动之中,对于其当下和未来的共同命运、前途、利益的感知和体验过程;更是其对彼此之间长期形成的内在联系与一体性的不断自觉和深化认识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经由“先知先觉”的认知、揭示、启发、倡导、鼓吹,到全民普遍认同的发展历程。而就客观方面或者主客观互动合一的角度来看,它则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各民族相互作用的产物,是西方和日本的现代“民族”思想与中国传统的以文化认同为主要取向的“族类”观互相作用、尤其是其与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的社会政治现实相互作用的产物。同时,它也是中国各民族长期以来不断融合的历史之延续和发展,是民国建立以后这种融合加速进行和进一步深化的事实在观念上的即时反映。
对于这样一个客观与主观复杂互动的历史过程,笔者以为,还是以“形成”而不是以“建构”来揭示其性质,要更为符合历史的真实。尽管在这一过程中,无疑包涵着无量的主观努力和“建设”尝试,不可避免地激发出种种的想像甚至于出现“神话”,但这只能说明它不是一个纯“自然化”的社会过程而已。同“形成”相比,“建构”一词实在是太过于张扬了人的主观性,而不免轻忽了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历史因素的能动力量及其与人的选择之间“互动”的客观性。因此,用“建构”一词来参与分析这一过程,可能是必要的和有意义的(重视“过程”的意义本身,也是建构论者的重要特征),但用它来概括这一过程的总体性质,却并不妥当。
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萌生与确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于吾国吾民完成自身的独立和解放,对于晚清以来本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实现统一完整,都曾经产生过、并还在继续发生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本文尝试着进行上述历史考察的动因之一,即是肇缘于此种感知。笔者相信,随着“中华民族复兴”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前景越来越光明,人们对于“中华民族”观念在近现代中国思想史特别是政治思想史上重要地位的认识,也将会越来越清晰。
(1)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2)专题研究主要有陈连开先生的《中国·华夷·蕃汉·中华·中华民族》一文,徐迅的《民族主义》一书中的第六章“中国民族主义问题“。费孝通、史式、马戎主编的有关著作的相关章节,也涉及到这一问题。
(3)参观马戎、周星主编《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58页,此种观点可以熊锡元先生为代表。
(4)1897年《知耻学会叙》,《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页。
(5)1897年《致伍秩庸星使书》。同上,第147页。
(6)1898年《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同上,第52-54页。
(7)1903年《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同上第2册,第1069页。
(8)有学者认为,梁启超等人于此时已把合汉、合满、合蒙、合藏等组成的那个“大民族”称之为“中华民族”,我以为是误解了其《中国史叙说》一文中有关内容的原意之故,不合事实。见陶绪《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0页。
(9)据王树民和陈连开等先生研究,“中华”一词起源于魏晋时期,最初用于天文方面,乃从“中国”和“华夏”两个名称中各取一字组成。在日后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具有了“中国”、中原文化和汉人、文明族群等内涵(汉族和少数民族统治者都曾选择其中的部分含义加以使用)(见王树民《中华名号溯源》,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另见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第三章“民族称谓含义的演变及其内在联系”)。笔者以为,明清以降特别是进入晚清以后,士大夫相对于外国特别是西洋而常言的“我中华”如何如何,表明“中华”一词已逐渐成为一个含国家、地域、族类和文化共同体认同意义的综合概念。这一点,对于日后“中华民族”概念的构成和流播也是重要的。至于“民族”一词在中文里何时形成,学界有许多说法,一般认为是从日本传来。但笔者有材料证明,它最早乃西方来华传教士1837年所发明,19世纪70年代初在中国报刊即有一些使用例证,戊戌以后日本用法传入,此词遂得以流行开来。(可参见拙文《“民族”一词究竟何时在中文里出现》,载于《浙江学刊》2002年第1期)
(10)不少学者皆谓梁氏此文发表于1906年,展转援引者极广,(如《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书修订版),其实误也。见《新民丛报》第65-66号,1905年3-4月连载。此误源自《饮冰室合集》里的“专集”目录,它标明该文发表时间为“光绪三十二年”。
(11)王晴波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3-374版。
(12)(13)(14)同上,第369页、304页、371-372页。
(15)见王忍之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文选》(第2卷下),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734-743页。
(16)诗中有云:“华族华族,祖国沦亡尔罪不能偿”、“华族华族,肩枪腰剑奋勇赴战场”。《复报》第9期,转引自杨天石、王学庄编著《南社史长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17)如1904年陶成章著《中国民族权利消长史》一书,即指汉族,可见中华书局1986年版《陶成章集》。
(18)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15-917页。
(19)《四川补用道熊希龄陈撤驻防改京旗并请从精神上化除满汉之利害呈》,同上,第945页。
(20)《御史贵秀奏化除满汉畛域办法六条折》,同上,第922页。
(21)《举人董芳三条陈为辟排满说并陈和种三策以弭离间呈》,同上,第931页。
(22)此报不多见,北京大学图书馆仅藏有该报1908年6月和11月两个月的内容。
(23)见《大同报》第1号乌泽声的(大同报序)、恒钧的《中国之前途》,该报第3号上乌泽声的《论开国会之利》等文。
(24)乌泽声:《论开国会之利》,《大同报》第4号,第2页。
(25)乌泽声:《满汉问题》、《大同报》第1号,第10页。
(26)穆都哩:《蒙回藏与国会问题》,《大同报》第5号,第15页。
(27)如“愿与我回、苗、藏四万万同胞同声一哭”,“则吾汉、满、蒙、苗、藏四万万同胞幸甚”等语,见该刊第4号附录1。
(28)《申报》宣统三年辛亥六月二十日。此条材料系朱浒代为查找,特此致谢。
(29)《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11页。实际上,不仅革命党人如此,一般社会上的有识之士也发出了类似呼吁。如此前两日,即1911年11月19日,《大公报》上即发表了署名“无妄”的《中国存亡问题系于民族之离合》一文,指出:“且夫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国之所以为大国者,以其兼容并包合满汉蒙回藏各种民族以立国,而非彼单纯一民族之小国所得比其气派也。故我中国虽屡遭蹉跌,国势之积微至于斯极,尚有转弱为强之望,而不至如安南、缅甸、琉球、朝鲜诸国之一蹴即亡者,亦未始非国民庞大多之赐也。是则中国者,全体国民肩头之中国,非一民族所能独立补救之中国也。----盖民族与土地宜合而不宜离,合则互相联助,兴也勃焉,离则罅隙四呈,亡也忽焉。”
(30)1912年4月3日《临时政府公报》第56号,可另见《黄兴集》。
(31)分别见《申报》1912年4月13日,5月27日,5月26日。
(32)杨筱农《伊犁革命回忆录》,《天山》杂志1934年第1卷,第1期。
(33)北京市档案馆藏有有关档案,可见刘苏选编《五大民族共和联合会章程》及《平民党宣言书暨暂行章程》,载《北京档案史料》1992年第1期和第3期。
(34)见《申报》1912年6月11-12日《姚锡光等发起五族国民合进会启》。另见刘苏选编《五族国民合进会史料》,载《北京档案史料》1992年第2期。其中除了“会启”和“简章”外,还有“支会章程”,呈请立案呈文、组织构成条款及内务部批文等内容。内务部批文曰:“查所呈各节系为五族国民谋同化起见,尚无不合,本部应准备案,仰即知照”。
(35)熙斌《种族同化论》,《中国同盟会杂志》第3期,此刊现存不全。笔者仅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查到这一期。
(36)见《国民党宣言》,载《民立报》1912年8月18日。转见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49页。
(37)这从稍后谈论此一问题的论文和后来编写的各种中华民族史著作大多都参引此文可知。如1917年《东方杂志》第14卷12号转录《地学杂志》的《中国民族同化之研究》一文就声称:“作者本历史事实,以研究中华之民族,所依据者,为吴贯因氏之《五族同化论》,章降氏之《种姓篇》”。该文探讨“中华民族同化”问题,强调五族之外,苗族也属中华民族的重要构成成分,并多次在现代意义上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
(38)见《庸言》第1卷,第7、8、9号,此段引文出自第8号。
(39)同上,第9号。
(40)国内外以前都提1913年1月达赖喇嘛宣布“独立”事,但据有学者最新研究,严格说来,并不存在此事。达赖喇嘛发布的例行的《新年公告》,其实并未正式提到“独立”问题。声称西藏和蒙古为两个“独立国家”的所谓《蒙藏协定》,不过是俄国间谍德尔智擅自代表西藏所为,它不仅没有得到中国和任何其他国家的承认,连热心此事的俄国和英国也不予承认。甚至十三世达赖本人也予否认。见喜饶尼玛《近代藏事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86-87页。另外,十三世达赖与中央的矛盾激化始于1910年,也并非直接为辛亥革命和民国建立所致。
(41)(42)《西盟会议始末记》,转引自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版),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9页。
(43)见2001年10月16日-19日“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法国学者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ere)提交的论文《辛亥革命与20世纪中国的民族国家》。文中所提《袁世凯致库伦活佛书》,见刘学铫《中国历代边疆大事年表》,台北,金兰文化出版社,1979年版,附录1,第483页。
(44)此为袁世凯《致库伦活佛书》(一)的首句,见徐有朋《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五,“函牍”,民国三年上海广益书局版,第2页。
(45)(59)李永伦《试析孙中山民族平等的思想》,《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
(46)《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1921年3月),《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73-474页。
(47) 梁启超:《五十年来中国进化概论》,《梁启超全集》第7册,第4028-4029页。
(48)康有为在1910年伪造的《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中,曾主张用“中华”作为中国国名,不少民族史学者在引用此文内容时,没能注意此点,多误其作时间为1898年。民国初年,康有为继续阐发这一观念。如在《不忍杂志》1912年第7期上发表《救亡论》一文,即专门有“民族难定,汉族中亦多异族,而满族亦主黄帝考”一节,强调“盖民族义者,专为合诸弱小为强大国者也----中华二字,今尤通用。通于古今,应定国号为中华。凡满、蒙、回、藏皆同为国民,无多立彼疆此界之分,则内能结合,足以永靖乱源,外之宏大,益以巩固邦基矣。”
(49)如《民国日报》社论就写道:“吾中华民族,至好和平之民族也,是以自有文献以来,吾国古圣先贤之教训,无不为平和之福音。是以吾国自古以来之世界主义,非如德国之征服主义也,亦非如英国之功利主义也。平和的同化,为有史以来吾中华民族对世界之大方针”。这里,不仅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 ,还自豪地表达了对于本民族“和平同化”他族传统的认同之感。
(50)夏德渥:《中华六族同胞考说》自序,1917年湖北第一监狱石印。
(51)(52)《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2-303页;450页。
(53)爱文书局1928年版《中华民族小史》,第5-6页。该书曾多次再版。除此书外,“中华民族”四字出现在书名中的最早著作,笔者还曾见到一本,题为《中华民族革命史》,三民出版社出版,42页。出版时间稍早,为1926年。 但其并不讨论“中华民族”问题。
(54)见陶绪《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4-215页。
(55)如《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民国十四年八月四日就曾载赵澍《养成民众的民族观念和把爱国作为最高道德的建设》一文,写道:“同胞们!五卅运动的代价是什么?是总商会的十三条吗?不是,是民众民族观念的养成、爱国为最高道德的养成的一个机会。我们不要放过了这个机会,我们要就此谋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华民族的自由平等!”
(56)隐青《民族精神》,《东方杂志》第16卷第12号。
(57)《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87页。
(58)同上,第392页。
(60)(61)《国民党恳亲大会纪念册》(1921年3月19日),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29页。
(62)《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日本论》,可见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新版,第358-359页。
(63),见钱穆《国学概论》第356页。
(64)《梁启超全集》第6册,第3435页。
(65)同上,第3436-3437页。
(66)同上,第3450页。
(67)见钱穆《国学概论》第363页。
(68)载《国民政府公报》,转见张其昀撰述、邵元冲校阅《中国民族志》,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54页。该书1928年首次出版,大力宏扬中华民族观念,颇能代表当时国民党的观点。
(69)此书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有藏,标价4元,却未见具体出版时间和编者及出版单位。
(70)见《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93-394页。
(71)可见1924年《少年中国》上所载陈启天的《新国家主义与中国前途》和余家菊的《教会教育问题》等文。如后者就写道:“于中华民族之前途有至大的危险的,当首推教会教育。”这也可以作为前述收回教育权运动推进“中华民族”观念传播的一个例子。进入30年代后,以张君劢为首的国社党继承国家主义派的思想,创《再生》杂志,鼓吹“中华民族”复兴论最力。
(72)载1938年7月12日《新华日报》。
(73)见1938年中华书局版《辞海》子集,第92页。
(74)《中华民族发展史大纲》“编者大意”,1941年2月出版,军训部西南游击干训班印。
(75)(76)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5-266页。
(77)1937年12月中旬,《西北回民应有之觉悟及其责任》,《顾颉刚年谱》第281页。
(78)(79)1937年11月7日为伊斯兰学会同人讲演的《如何可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顾颉刚年谱》第280页。
(80)见其为《禹贡》所写的《纪念辞》,《顾颉刚年谱》第269页。
(81)此文发表在顾颉刚编辑的《益世报·边疆周刊》。
(82)见《顾颉刚年谱》第293-298页。
(83)《中国之命运》(增订本),中央训练团印行,第2页。
(84)《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见《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7页。
(85)以往,不少民族史著作在谴责蒋介石的“宗族”观时,一般只提他视各少数民族为“宗族”,而不提他同时也视汉族为“宗族”这一事实,有的论著甚至明确说他“视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为宗族”,这就不太全面和严谨了。
(86)可参见郑凡等著《传统民族与现代民族国家——民族社会学论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112页。
(87)陈健夫著《西藏问题》,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42页。
(88)马天铎《三民主义与回教青年》,《回教论坛》半月刊第2卷第9期。
(89)徐迅《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2页。
(90)《王国维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413页。
(91)1924年《人种问题》,《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新版,第427页。
(92)1937年7月版《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潘光旦文集》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93)参见魏鸿鸣、张谋、马守正《建国五十年来关于民族概念的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1999年第2期。另见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1983.
(94)见此书第二章第二节《中华民族释义》,该书1941年2月版,军训部西南游击干训班印,第21-22页。此书1942年又曾在桂林由文化供应社发行再版,署名“张旭光著”。
(95)张大东《中华民族发展史大纲》第22-23页。
(96)见Ander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Verso Book,1991 or London ,1983. 另可参见(日)尹健次著,武尚清译《近代日本的民族认同》,载《民族译丛》(京)1994年第6期。
(97)陈先达《漫步遐思》,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211页。
(98)陈先达《静园论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111页。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论》(香港)2002年2月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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