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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到达澳洲的中国人
——慧深与扶桑研究
慧深法师是我国南北朝时著名的旅行家、探险家。他游历扶桑国及其东邻女国后做的珍贵记录部分地保留在姚察、姚思廉父子著的《梁书》之中，就这一部分也已成为古籍中对扶桑之地最详尽的论述了。关于扶桑国的地望，历来存有争议。为方便对照，现将《梁书》相关记载转录于下。《梁书•东夷传•序》云：“扶桑国，在昔未闻也。普通中（520～527年），有道人称自彼而至，其言原本尤悉，故并录焉。”《传》文云：
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499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云：“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扶桑叶似桐，而初生如笋，国人食之，实如梨而赤，绩其皮为布以为衣，亦以为绵。作板屋，无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为纸。无兵甲，不攻战。其国法，有南北狱。若犯轻者入南狱，重罪者入北狱。有赦则赦南狱，不赦北狱。在北狱者，男女相配，生男八岁为奴，生女九岁为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贵人有罪，国乃大会，坐罪人于坑，对之宴饮，分诀若死别焉。以灰绕之，其一重则一身屏退，二重则及子孙，三重则及七世。名国王为乙祁；贵人第一者为大对卢，第二者为小对卢，第三者为纳咄沙。国王行有鼓角导从。其衣色随年改易，甲乙年青，丙丁年赤，戊己年黄，庚辛年白，壬癸年黑。有牛角甚长，以角载物，至胜二十斛。车有马车、牛车、鹿车。国人养鹿，如中国畜牛，以乳为酪。有桑梨，经年不坏。多蒲桃。其地无铁有铜，不贵金银。市无租估。其婚姻，婿往女家门外作屋，晨夕洒扫，经年而女不悦，即驱之，相悦乃成婚。婚礼大抵与中国同。亲丧，七日不食；祖父母丧，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姊妹，三日不食。设灵为神像，朝夕拜奠，不制缞绖。嗣王立，三年不视国事。其俗旧无佛法，宋大明二年(458年)，罽宾国尝有比丘五人游行至其国，流通佛法、经像，教令出家，风俗遂改。
慧深又云：“扶桑东千余里有女国，容貌端正，色甚洁白，身体有毛，发长委地。至二、三月，竞入水则任娠，六七月产子。女人胸前无乳，项后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一百日能行，三四年则成人矣。见人惊避，偏畏丈夫。食咸草如禽兽。咸草叶似邪蒿，而气香味咸。”天监六年（507年），有晋安人渡海，为风所飘至一岛，登岸，有人居止。女则如中国，而言语不可晓；男则人身而狗头，其声如吠。其食有小豆，其衣如布。筑土为墙，其形圆，其户如窦云。
（一）扶桑国的地望之一
扶桑国的地望，十八世纪中叶法国学者金勒最早提出在墨西哥。中国学者章太炎、邓拓(马南屯阝)等的支持使得这一观点广为人知。但也有学者对此持强烈的反对态度。罗荣渠批评墨西哥说的论文集于《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谜》一书。何新在《诸神的起源》中主张扶桑国在日本，他提到西方学者中，很早就有人反对墨西哥说，德国学者克拉被罗在1831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扶桑国不可能是墨西哥，而应当是日本或萨哈林（库叶岛）。
吕思勉是支持墨西哥说的，他在《中国民族史》中论《梁书》关于扶桑国的记载云： “乙祁、对卢之名，皆与高丽同。而婿往女家门外作屋，亦与高丽婿屋之制相类。扶桑必为貉族人之浮海而东者矣。”吕思勉认为乙祁为高丽之名，不知何据，对卢是高丽高官的名称，见于《后汉书》、《三国志》等著作。扶桑国的这一部分地区与高丽有较密切的联系当无疑义。但结合其他现象，特别从其地有马、牛、鹿三种驯化力畜看，认为扶桑国在西伯利亚地区，更能合理地解释其与高丽的联系。也就是说萨哈林说可能比墨西哥说更合理。
汤恩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中论人类对动物的利用说：“至于美洲，来自亚洲的移民带来的唯一驯化动物是狗，他们在美洲驯化的仅有的几种动物是美洲驼、羊驼、豚鼠和蜜蜂。”现生于美洲大陆的马类是15世纪以后由欧亚大陆人工迁运去的。欧洲殖民者到达美洲时，并未见美洲有马的存在。美洲大陆曾是野牛的天堂，最大的野牛群绵延可长达八十公里。但是印第安人只利用它们作为食物来源，并不进行驯化，自然不会有牛车。另外美洲野牛不以牛角巨大著称，而是相反，它的角比大多数欧亚野牛的角小得多。（ http://www.tia.idv.tw/~chimei/main2_con2.htm ）《梁书》中驾鹿车的鹿应是驯鹿，而驯鹿是北极圈动物，不可能出现在墨西哥。如果说慧深把美洲驼或羊驼认成了鹿，由于它们浓密而长的体毛使其外形与鹿有较大差别，而且都不长角，这说法过于牵强。《梁书》提到的三种力畜使我们有充分理由怀疑墨西哥说。
马、牛、鹿这三种力畜在西伯利亚地区则极为普通。其中驯鹿以外兴安岭和勒拿河上游为原产地。生活在这里的鄂温克等民族的先民曾是世界上唯一饲养驯鹿的族群。在鹿茸经济成为主导以前，供役使和提供鹿奶是驯鹿的基本功能。鹿奶是高级饮料，也被制成奶酪，供冬春食用。驯鹿不但善于在深雪、密林和沼泽地里跋涉，而且具有良好的驮运能力，有 “林海之舟”的美誉。对于养鹿民族，驯鹿的地位相当于农业民族中间的耕牛，是最重要的牲畜。慧深说“国人养鹿，如中国畜牛”，准确地指明了驯鹿在民族经济生活中的地位。
如果扶桑在西伯利亚东部地区，那么作为高丽的邻居，其地与高丽同样称贵人为对卢，并有与高丽婿屋类似的习俗就不难理解了。这样给扶桑国定位还可以合理解释其他一些墨西哥说难以通解的地方。
扶桑国有桑梨、经年不坏；有蒲桃。桑梨不知为何物。按常识读为“桑、梨”，可以根据西伯利亚说毫无滞碍地加以通解。今天采集桑葚仍是西伯利亚地区土著妇女的重要工作。梨树的分布也接近了北极圈，耐寒品种可在摄氏零下20度的气候下生长。中原地区桑葚和梨的长期保存皆非易事。一千五百年前，恐怕也只有高纬度地区才能轻易做到。中国东三省以北是山葡萄的主要分布区之一，慧深所说的蒲桃当是山葡萄。慧深又说“其地无铁有铜。不贵金银，市无租估。”今天俄罗斯境内的鄂温克人仍然不能冶铁，而要从来自南方大草原，也学会了饲养驯鹿的雅库特人那里换取铁制器具——犹如穿越了千年的时空隧道与《梁书》记载相吻合。至于“不贵金银”、“市无租估”，对于奉行猎获物“见者有份”原则的狩猎民族来说，原非异事。
综合来看，可以肯定《梁书》述扶桑国之文，自“名国王为乙祁”，或“其国法，有南北狱” 以下，讲的是外兴安岭以东地区。
（二）扶桑国的地望之二
历来论慧深所到的扶桑国，尽管具体地望有种种不同，但多把它看作实指的地方。留下最早记载的《梁书》和后来的《南史》、《通典》、《文献通考》都是这样论述的。扶桑国因多扶桑木而得名，考证扶桑木究竟是什么植物，对证明扶桑国的地望是关键。
持墨西哥说的西方学者或以为扶桑木是可用以织布的龙舌兰；或认为是“初生如笋”的玉米；景振国认为是“叶似桐” 的棉花；徐松石认为是奶油果树；持日本说的何新认为是一种枫树；周策纵认为是榕树；等等。然而上述植物只有小部分特征，甚至个别特征与慧深说的扶桑木相符。韩升认为“象南方的槟榔一类植物，但差异也不小。”（ http://www.macau-buddhism.org/28/28-7f.htm ）将槟榔与慧深说的扶桑木进行仔细比较，两者间巨大的差异是扶桑木“其叶似桐”，与槟榔截然不同。然而，这也可以说是唯一的差异。而这个差异不是无法解释的。
扶桑国人食扶桑的习俗给慧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嚼食槟榔也是地域性很强，令外人深感诧异的习俗。食用槟榔，要和上古贲（贝壳）灰或石灰粉，裹以扶留藤（蒌叶），才滑美可口。由于蒌叶对食用槟榔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被称为“槟榔叶”。英文槟榔树为Areca tree,也叫betelnut tree,槟榔叶叫Areca leaf，蒌叶为betel leaf，也存在槟榔果和蒌叶重名的现象。中文象蒌叶依附于槟榔而得“槟榔（betel）叶”之名，英文似槟榔因蒌叶而名“蒌果”，另给槟榔取马来西亚土名Areca。这两种不同的重名现象说明槟榔与蒌叶的名称是互通的。互通的根源在于槟榔文化区的嚼槟榔文化行为中，槟榔果和蒌叶以及古贲灰是不可分割的三个基本元素，不熟悉槟榔的人很容易将两种植物混淆。南朝虽然有不少地方以嚼槟榔为时尚（见《宋书•刘穆之传》、《南齐书•萧嶷传》），但人们对它的生长特性不一定熟悉，而且不用蒌叶，因为岭北不产此物。《梁书》提到南海洲上与林邑（越南南部）、扶南（柬埔寨）略同俗的干陀利国槟榔特好，但《梁书》作者显然没有将扶桑与槟榔联系起来考虑。慧深本人原非南朝人，并不知道他说的扶桑就是南人说的槟榔。但他亲历扶桑国，对扶桑国嚼槟榔之俗有深入了解。蒌叶的形状与桐树叶非常相似。（http://www.vietmedia.com/culture/?L=traucau.html）慧深说的扶桑“其叶似桐”，应是与扶桑果即槟榔果重名的蒌叶，《梁书》作者未能明辨，在转述时做了不恰当的删剪。
“其叶似桐”的“扶桑叶”解为与槟榔重名的蒌叶，则扶桑木之为槟榔便十分显然了。“初生如笋”形容的是挺茎直上的槟榔树幼苗。今天台湾、东南亚各地仍然称槟榔树的生长点为半天笋，这种称呼在慧深的时代当已存在，慧深用笋作比喻描述槟榔并非偶然。槟榔果一般有鸡蛋大小，大的如芒果或苹果，成熟时呈黄色或橙红色，有与梨十分相似的。槟榔叶鞘常被用来包装食物，也可以制成扇子，做藤甲的衬里，用作书写纸也见于正史记载（《元史•外夷•缅国传》）。槟榔叶和叶鞘的纤维坚韧，是制绳的好材料，槟榔果皮（中药称大腹绒）是制造地毯的原料，《梁书》说的“亦以为绵”，当指果皮纤维。扶桑国人已能加工利用槟榔叶、鞘、果皮等的纤维制作衣物。
关于“其叶似桐”，可有另一种简单的解释，即“桐”为讹字，原字是“椰”，把“桐”字恢复为“椰”，可以看到慧深对槟榔的描述是清晰而准确的。“初生如笋”，指的正是被称为“半天笋”的槟榔心，一棵槟榔树只有一个生长点，因此除非洪水、巨风等摧倒树木，树主一般不会割取，槟榔心也因此被视作难得的美味。慧深对食用槟榔叶印象深刻，大概因为他曾作为贵宾受到过主人专门割取槟榔心以款待的礼遇，慧深也引以为荣。
槟榔喜温畏寒，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范围颇广，从非洲东海岸、马达加斯加岛到太平洋岛国斐济都有分布。慧深说的扶桑国在上述地区的东部。慧深说扶桑国在大汉国东二万里 。由于《梁书》这段文字提到的各国间里程有多个来源，计里标准各不相同，《梁书》的引文与原书又有多处不合，因此很难从这些数据中得出较明确的概念。先确定《梁书》记载的扶桑国东邻，与之相距一千里的女国有助于确定多扶桑木的扶桑国的位置。
《梁书》记载的女国的人物十分怪异。这段记载及随后狗头人的传说常被用作证明慧深所说不可信的证据。这样的定论是轻率的，也不曾考虑《梁书》作者把狗国的传说与慧深的实录并列的用意。《山海经•海内北经》“犬封国”下郭璞注云：“昔盘瓠杀戎王，高辛以美女妻之，不可以训，乃浮之会稽东海（宋本作东南海）中，得三百里地封之，生男为狗，女为美人，是为狗封之国（宋本国作民）也。”稍后于郭璞的干宝的《搜神记》、南朝宋时范晔的《后汉书》有更祥记载，《梁书》说天监六年，晋安（今福建省泉州市）人到狗头人之地实际上是用记史的写法转述了一个广为人知的传说。这样处理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佐证慧深介绍的女国这种奇异人类的可信，前史有征，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作者自己的怀疑。
《梁书》叙女国的“女人”之文，显然孱进了对一种奇异的动物的描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梁书》作者见到的有关文件已有严重脱漏或讹误；也可能女国人象中国蛮人以狗为图腾那样，以这种动物为图腾；或者外人以当地这种奇异的动物称呼其地，也称呼其人。（我不大愿意推测《梁书》作者故意错乱其辞，借以否定慧深在宇宙论方面的新知。）这种动物本身生活特性的罕见与奇特，超出当时咨讯条件下人们的想象能力，也是使人难以正确理解慧深的介绍而导致曲解的原因。但是只要我们相信慧深确曾亲历其地并忠实地记录了其游历见闻，就不能把《梁书》的这段文字看作恢诞的幻想或传说。
将《梁书》描写的女国的这种动物同澳大利亚特有的动物鸭嘴兽进行比较，我们不得不惊叹慧深对这种动物描述之精确。鸭嘴兽的交配在水中进行，通常在十月，也就是南半球的春天，慧深说在二、三月，是因为鸭嘴兽曾被慧深引入中国，繁殖期发生了变化。（参见《化石》杂志1998年第2期《我国南北朝时有“鸭嘴兽”吗》，96nn君在“CIV.文明.联盟俱乐部”网“CIV 游戏文化之旅”论坛上传了图片，见http://www.civclub.net/bbs/dispbbs.asp?boardID=30&ID=4900&page=3 ）“产子”的“子”应象梁武帝在围城中手自点数的鸡子的子一样，解读为卵。鸭嘴兽和针鼹是现存仅有的卵胎生哺乳动物。英国人“发现”鸭嘴兽时，生物学界因为生物分类体系受到它的挑战而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恩格斯因为相信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是胎生的嘲笑过告诉他鸭嘴兽是产卵的哺乳动物的人后来向鸭嘴兽道歉的故事为人所熟知。千年以前，同样的惊疑也曾发生在中国的知识界。
鸭嘴兽是现存唯一的没有乳头的哺乳动物。正是这种唯一性，使我们可以完全肯定《梁书》女国篇中提到的动物为鸭嘴兽无疑。鸭嘴兽身上有200多个小腺体，是一种特化的汗腺，所有腺体的导管均汇集于腹部皮肤的一个特定位置敞开，形成乳腺区，母兽孵出幼子后，乳汁象出汗一样从靠毛鞘的开口处——哺乳区分泌出来，沿着羽毛淌下，小鸭嘴兽就趴在仰卧的母兽身上舔食。四个月后，幼兽能独立生活，即所谓“一百日能行”。“项后生毛”，《南史》作 “顶后生毛”，从鸭嘴兽的特性看，当以“项”字为正。项后对仰卧的母兽来说就是它的胸腹部。
目前鸭嘴兽的分布范围仅限于澳大利亚东南端及其东南的塔斯马尼亚岛。在澳大利亚三支主要的土著种族中，生活在土地肥沃的东南海岸的一支身体粗壮，多毛，胡须浓密，肤色为浅棕色，是澳洲土著中肤色最浅的。在欧洲人到达澳洲时，他们仍然没有发展起农业，而停留在使用石器的食物采集阶段，可能世系按女系计算。由于地理隔绝，澳洲土著社会在一千多年中发展缓慢。欧洲人眼中的澳洲土著与慧深看到的没有多大区别。慧深说的女国当在澳洲大陆的东南，多扶桑木的扶桑国应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槟榔以果实个大著称。
（三）关于扶桑概念
如果把扶桑国仅仅看作一个实指的地方，那么将扶桑木解为槟榔树、多扶桑木的扶桑国定在伊里安岛与前文论证的扶桑在西伯利亚地区便形成了自相矛盾。换句话说，南北朝时常称的氈裘卉服竟合成了一国。究竟是本文的定位完全不合理，还是把扶桑看作一个实指的地方这种观念并不准确呢？这需要先看看扶桑概念在当时是如何使用的。
南北朝时北魏在首都置四夷馆，作为安置投奔的四夷之人居住之所。《洛阳伽蓝记》卷三“宣阳门外四里”条记载了有关四夷馆的情况。当时南方吴人来归附者处金陵馆，北夷来归附者处燕然馆，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东夷来附者处扶桑馆。这里的扶桑泛指东方所有少数民族以及外国地区。其义源自日出扶桑，与日落崦嵫相对。
与慧深同时代的南朝齐皇室萧子显在梁时著的《南齐书•东南夷传赞》云：“东夷海外，碣石、扶桑。南域憬远，极泛溟沧。”这里的扶桑与溟沧一样代指距中国遥远的地域，不是实指，其用法与“扶桑馆”的相似。
成书较早、托名为汉武帝时齐人东方朔著的《十洲记》记载了一个叫扶桑的地方和一种叫扶桑的植物：
扶桑在东海之东岸，岸直。陆行登岸一万里，东复有碧海，海广狭浩汗，与东海等。水既不咸苦，正作碧色，甘味香美。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万里，上有太帝宫，太真东王父所治处。地多林木，叶皆如桑，又有椹。树长数千丈，大二千余围。树两两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以名为扶桑。仙人食其椹，一体皆作金光色，飞翔空立。其树虽大，其叶椹故如中夏之桑也。但椹稀而叶赤，九千岁一生实耳。
《十洲记》说的扶桑树同以往的不同。扶桑树在大多数场合是指太阳东升时攀经的神树，又叫扶木、榑木、榑桑，或叫穷桑、空桑、孤桑。太阳西落时下降的树称为若木。但两者有时也被不加区分的混用。如唐李峤《日》诗云：“旦出扶桑路，遥升若木枝。”而杜甫《白帝城最高楼》云：“扶桑西枝对断石 ，弱水东影随长流”。日出扶桑和西归若木的说法最初源自人们观日出和日入以定时间的日常活动，观日者住地的高大树木是测日定时的常用参考物。太阳半出树梢之时被当作定时的基准时间。扶桑和若木都是人们解释太阳东升西落的视运动现象时联想到太阳升上树梢这种日常景象而被想象出来的。日出扶桑实质上也是一种原始的宇宙模式。这种宇宙模式中，扶桑和若木分别处在大地的东极和西极。《十洲记》继承了战国时齐国人邹衍的大九洲理论，其宇宙模式属于平天说或盖天说理论。在这类理论中没有太阳升降的扶桑神木存在的余地，但《十洲记》也继承了东极有扶桑神木的原始宇宙模式内容。只是扶桑神木变成了仙人食用其果的神树。
东极是否存在的问题，涉及宇宙是有限还是无限的问题。在有明确的地球概念以前，问题的答案是不确定的。中国先哲的传统做法是将这类纯思辩的问题搁置起来，而关注于现实。答案视理论探索的出发点和探索方向的不同而各异。宇宙既被认为是有限的，也被认为是无限的。如《庄子•天下篇》引惠思云：“南方无穷而有穷。”又说“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后汉书•天文志上》云：“八极之维，径二亿三万二千三百里，南北则短减千里，东西则广增千里。自地至天，半于八极，则地之深亦如之。通而度之，则是浑已。将覆其数，用重钩股，悬天之景，薄地之义，皆移千里而差一寸得之。过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谓也。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一般说来，可知的或有数学方法可测知的大地是有限的，而思辩中不可确知的宇宙是无穷的。
《十洲记》的东极是从思辩出发的，最终托为变异的古老扶桑树神话，将这个纯思辩的问题束之高阁。这种处理方法并不妨碍我们认为作者的探索热忱是诚挚的。从精神上说，《十洲记》继承了中国传统，它的东极是有穷而无穷的。
慧深熟知中国古籍对扶桑的论述，尤其是齐鲁方士的有关论述。他应是北魏齐鲁一带的僧人。《梁书》称他是从扶桑国来的“其国人”，可能是因为梁以北魏为伪朝，而北魏自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４４６年）起毁佛、禁佛，慧深本人也不愿提及北魏。太武帝下令坑杀僧尼，致使僧人大批逃亡。慧深可能在此时被迫流亡海外，并到了海上的大汉国。（http://bbs5.xilubbs.com/cgi-bin/bbs/view?forum=xhxwar&message=5487）南北朝时的僧人同以往的方士一样，以对自然和科学奥秘的探索为己任，因此也被称作道人。慧深是一位具有实证精神，勤于实践，坚韧不拔的探索者。慧深的扶桑之行以探明东极为目的，是一次具备今天所说的科学精神的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探险之旅。同《十洲记》作者一样，慧深不承认日出扶桑的存在，当然也不会对《十洲记》的神仙果（椹）扶桑信以为真。但慧深借用了《十洲记》的神仙果扶桑称呼现实中的槟榔树，同时又同《十洲记》一样以扶桑代指东极。慧深也许只是沿用了中国东海岸民间对槟榔这种海外标志性植物的称呼，重要的是慧深在东极的意义上使用扶桑概念。慧深在使用东极扶桑概念时同样也是有穷而无穷的，只是更具有实践的内容。慧深明确说明扶桑国原本不为中国人所知，并说明扶桑国距中国遥远。他实际上是用当时中国扶桑一词最通常的含义来称呼他亲历其地而最新认识的地方。慧深记录了多扶桑木的扶桑国东面的女国，知道女国东面的茫茫大海，他还知道从北面可以到达更东的地方。但是这些地方都是他无法明确认知的。因此，慧深在使用扶桑概念时，不仅仅实指一个地域明确的地点，又在泛称东方遥远地域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慧深的东极又是无穷的。扶桑国既包括热带的伊里安岛，又包括寒带的西伯利亚东部地区，并不自相矛盾。
还需要指出，慧深的扶桑不包括澳大利亚。邹衍的大九州理论和《十洲记》的大洲虽然以对澳洲、非洲甚至美洲的模糊认识为基础，但基本是推测性的，没有成为可证实因而被普遍接受的系统知识。中国人心目中的东极或扶桑是囿于旧世界的，与大九州理论无涉。慧深踏上了新世界的土地，而论述他的新“发现”时，必定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象南北半球气候的相反、澳洲的存在可能证实了大九州理论，这些要让没到过南半球，只知北方为玄天、南方为炎天，以大九州为“谈天衍”的诞说的中国人相信，几乎是不实现的。何况慧深自己也对这些新知识存在理解上的困惑，并且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如何用旧的知识体系论述超出旧知识体系之外的新知识的困难。
（四）慧深的探险路线
慧深的扶桑之旅从大汉国出发。《梁书•东夷传》云，文身国，在倭国东北七千余里，大汉国，在文身国东五千余里。慧深则提到扶桑国在大汉国之东二万余里。同一传中两次提到大汉国，就史料来源而言，两者是不同的。前者来源于较早的史籍。慧深介绍扶桑国时以大汉国为基准，也是因为大汉国对中国人来说是较为熟悉的。扶桑国墨西哥说将大汉国定在夏威夷、阿留申以至加拿大，这些地方出现于中国较早史籍中的可能性都很小。
《梁书》叙倭国之文云：
倭者，自云太白之后，俗皆文身。去带方万二千余里，大抵在会稽之东，相去绝远。从带方至倭国，循海水行，历
韩国，乍东乍南，七千余里，始度一海……
这段文字来自《三国志•魏志•东夷传•倭传》。在从带方郡（在朝鲜西海岸，平壤、汉城之间）至倭国的一万二千余里中，大半是沿朝鲜半岛海岸线曲折而行。倭国应在九州岛，这有出土于福冈县的汉委奴国王金印为证。《三国志》的里数显得过大，应是根据日本、朝鲜、可能还有中国东海岸等地当时的海上记里标准记录的。以同样标准看待《梁书》有着较早来源的倭国至文身国、大汉国间里数，那么，文身国可以在四国岛，大汉国应在当时已是日本列岛政治、经济中心的本州岛关西地区。文身国同《墨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诸书记载的溪子国、炎人国、啖人国、凿齿国、黑齿国、裸国、侏儒国、雕题国、儋耳国等一样，以环境、习俗、居民体格特征等命名，并非政治实体。按《后汉书》、《三国志》说的倭人皆文身，则倭地皆可称文身国。《梁书》说的文身国则更具体。南朝齐、梁时，日本国在古坟时代。古坟时代以四至七世纪以奈良县为分布中心形制为前方后圆的古坟命名。这时汉字传入日本已有数百年，成为了公共权力机关的文书专用文字。随汉文书籍的传入，以文身为野蛮陋习的观念也输入日本。距朝鲜、中国最近，因而文化最先进的九州和实力最强的本州会极力避免文身这种令人尴尬的称呼，文身被专用于称呼日本最主要岛屿中最弱小的四国。本州人为了在文化上与九州一争短长，主张本州自倭国见于历史记载的汉朝起就是倭大国，因此本州有大汉国之称。
如果当时日本已有根据中国书籍，称自己为扶桑的说法，慧深当注意到。但这种说法同“扶桑”在中国的原意有很大差距。对于验证中国书籍中关于扶桑的记载、明了相关的宇宙模式没有任何帮助。《三国志•倭传》明确提到倭国以外的地方：
女王国东渡海千余里，复有国，皆倭种。又有侏儒国在其南。人长三四尺，去女王四千余里。又有裸国、黑齿国复在其东南，船行一年可至。参问倭地，绝在海中洲岛之上，或绝或连，周旋可五千余里。
女王国以东的倭种诸国即四国、本州等地。侏儒国在琉球。裸国应在热带地区，黑齿国与之相邻（或同为南方大国）。裸国、黑齿国与倭国保持着经常性的往来，其间或绝或连的海岛包括台湾、菲律宾等地。两国在大的海岛上，称为洲岛。周旋五千里如果是指岛的周长，按《三国志•倭传》的记里标准，不能称大。周旋五千里应是以五千里为半径。从方位、规模看，裸国应在伊里安岛（新几内亚），伊里安岛的土著居民至今仍有只戴传统的keteka–一种葫芦制成的阳具端鞘者。（ http://www.seed.slb.com/zh/watch/trek/ ）也可能裸国、黑齿国都是泛称以伊利安岛和加里曼丹岛两岛为主的地区，前者指居民因气候炎热，常裸露身体，后者指居民嗜食槟榔，牙齿往往被染成褐色。
慧深为探明东极扶桑的真相，从日本出发，沿着传统的海上航线，到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并进一步东行，到达澳大利亚，又沿着澳洲大陆东岸南行，深入到澳大利亚的东南端，记录了鸭嘴兽这种世界上最奇特的哺乳动物 。但是澳大利亚过于广袤，其中西部为大沙漠，即使当时的土著对大陆的全貌也未必有所了解。慧深未能对澳洲大陆有更明确的认识，今天的史学界也因此没有对慧深的澳洲之行有所留意。慧深还失望地发现，澳大利亚东面是难以逾越的大海。伊里安岛和澳洲之行未能真正揭开扶桑之谜。
《三国志》称侏儒国东南船行一年处为黑齿国，慧深称其地为扶桑国，名称不同，却同是以嚼槟榔、食槟榔叶之俗命名。但慧深还在东极这一意义上使用“扶桑”一词。他发现扶桑国虽在日本（大汉国）之东，但说不上是东极。《梁书》说“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前一个“东”是两地间的比较方位，后一个才是通常的相对方位。我们不知道，当时人们是如何判断出巴布亚-新几内亚在日本之东的。但可以肯定，他们已经有了解决类似地理经线这样的航海难题的独特的方法。
澳大利亚东面的大洋打消了慧深继续东行的念头。但是令人敬佩的是，慧深知道从北面可以到达更东的地方，竟毅然折反，继续对东极扶桑的探险。慧深循来路返回日本，又踏上了北上探险之路。这时慧深已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航海家。他乘船沿本州西海岸西北行，越过北海道，到了库页岛北部，西渡大陆，往东进发。不久，慧深就碰到了使用驯鹿的民族。
《十洲记》中东方朔说：“臣学仙者耳，非得道之人……曾随师主履行。北至朱陵，扶桑，蜃海，冥夜之丘，纯阳之陵……”所谓冥夜之丘，纯阳之陵应指北极地区的极昼和极夜现象，可贵的是，这段话提到东极扶桑也在北面。不知道慧深是否比写《十洲记》的东方朔走得更远，也许慧深没有进入了美洲大陆。
《山海经》中有一位违道而行的人物夸父，竟雄心勃发，尾随太阳，与日逐走。这个故事实质上产生于人们对西极的思考。夸父渴死在大泽边，其地也许在现实中指的是著名科学家彭家莫为了寻水而在那里失踪遇难的新疆罗布泊地区，也可能指死海。总之是象东边的大洋一样在当时条件下几乎无法度越的地区。慧深是现实世界中的夸父，他与夸父反向而行，想要迎看日出之地东极扶桑。慧深的勇敢不亚于夸父，但他不是恃力妄行的莽汉。如果不是对探险路线有精心的选择、对探险行程有缜密而细致的安排，很难想象慧深能经历如此危险而漫长的探险而安全返国。
慧深在整理探险记录时，必然会对已有的宇宙模式有所怀疑，并提出自己的认识。这从《梁书》中仍可见其端倪。慧深没有按行程记多扶桑木的扶桑国之后马上记女国，即澳大利亚，而是在完整讲述包括新几内亚和东西伯利亚的扶桑之地以后，单独叙女国。慧深经过沿澳洲东海岸的长距离航行，应该已经认识到，女国所在的是相当于邹衍大九州说和《十洲记》中洲一级的地理单位。但无论对澳洲大陆还是北极，慧深都缺乏明确的认识。特别是澳洲，此前几乎没有任何记载。彗深存在著述的困难，但更大的困难却是让人理解和相信自己的介绍。也因此慧深把明确可知的东极扶桑定了伊利安岛。
慧深在是通过科学考察发现旧大陆之外新大陆的第一人。慧深的探险为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财富。本文的结论也许比不上墨西哥说更让人激动，但愿触及了如何看待和继承我们的文化遗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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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3-3 13: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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