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锡伦：在复旦大学中文系纪念赵景深教授百年诞辰座谈会上的发言（摘录）

淇园之竹

在复旦大学中文系纪念赵景深教授百年诞辰座谈会上的发言（摘录）
车锡伦
1955年我考入复旦中文系本科，听赵师 景深先生的民间文学课，得到赵师赏识。1960年本科毕业，经赵师极力推荐，进入中国文学史专业研究班，1964年通过毕业论文答辩毕业。先是去内蒙古十五年，后又沉浮于扬州二十年，对师恩既不能报答一二，个人学业也无多建树。现奉命退休在家，愧对先师！只有尽力发挥“余热”，继续在赵师开拓的民间文学史研究领域中多做些工作，来纪念赵师。
我很同意邓绍基先生的意见，要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来评价赵师六十年来的学术成就。另外，想做补充的是：上个世纪以来，对中国传统的“作家文学”以外的“民间文学”的研究，实际上有两派：一派是引进外国的（欧洲的、日本的）观念、方法，来“套”中国的文学，外国没有的、套不进去的，一概回避；一派是从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出发，着重于中国民间文学历史发展的研究。这一派前有顾颉刚、刘半农等著名学者。研究的方法，当年顾颉刚先生在主持“孟姜女故事”讨论时曾说：“近年来，大家厌倦切实的工作而喜欢说漂亮纤巧的话”，“我也希望专事空谈的人看看实做研究的难处。我的工作，无论用新式的话说为分析、归纳、分类、比较、科学方法，或者用旧式的话说为考据、思辨、博贯、综合、实事求是，我总是这一个态度。”（《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第二次开头》）继之，郑振铎先生的《中国俗文学史》正式将“俗文学”（民间文学）纳入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体系。赵师就是在郑先生的影响下，走上了这条研究之路。他研究中国戏曲、小说、说唱文学，从广阔的研究领域中国民间文学的发展。所以，他认为“大鼓”是“素朴而富于生命力的民间文学”（《大鼓研究》），他可以用弹词作品研究白蛇传故事的流变（《弹词研究》）；他用小说、戏曲的资料考证了“八仙传说”。五十年代后，赵师以戏曲、小说、曲艺研究名于世，而在上述研究领域中，总是注意其中的民间文学部分和同民间文学关系的研究，这正是赵师民间文学研究的特点；同时，赵师也不轻视民众喜爱的“通俗文学”的研究和创作。这是五十年代后占主导地位“民间文艺学”研究所难以做到的。
现在有人把上述两派分别称作“民俗学派”和“俗文学派”。但在五十年代以前，两派之间还是“和平共处”的。所谓“俗文学”派，既用“俗文学”，也用“民间文学”的概念，因为郑振铎先生认为“俗文学”就是“民间文学”。五十年代后，中国引进了前苏联的“民间文艺学”，以“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作为界定“民间文学”的标准，这样便将一大批历史遗存——尚未被充分发掘、整理、研究的民间文学作品和当代仍流行的民间文艺演唱活动排斥在外。难以回避的，则当作“封建糟粕”“封建文人拟作”批倒；客气一点，称作“市民文学”。但郑振铎先生关于“俗文学”的六个“特质”，被抄了“五个半”去做“民间文学”的“特征”（剩下的“半个”是指出俗文学“有的时候，比之正统文学更要封建的，更要表示民众的保守性些”）。赵师不是锋芒毕露的学者，在那方兴未艾的时候，赵师与关德栋教授筹划编校《明清民歌时调丛书》五种：《山歌》、《挂枝儿》、《夹竹桃》、《霓裳续谱》、《白雪遗音》，并在1959－1962年陆续出版（赵师整理的后面三种，出版于1959年）。而当时的研究者，从这几本民歌时调集中挑出了三五首“劳动人民口头创作”的民歌，写进“文学史”；其它则一律称之为封建文人的“拟作”的“封建糟粕”。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了这几部书，出版社方面写的《出版说明》还在重复着1958年的老调。比较一下当年赵师和关德栋教授为每部书写的长篇“前言”，就不能不感觉到他们的远见卓识了！
如今“民间文学”已按照国外民俗学的体制，成了民俗学的“附庸”，中国大陆高等学校中基本上不再开“民间文学”这门课了。民间文学三套“集成”陆续出版了，却没有人认真去研究它们，倒是中国台湾和外国的学者如获至宝。这也不奇怪，因为世界上任何国家或民族，都不能如中国这样，有积累深厚、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式样和作品；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长期共同发展，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台湾高等学校将《民间文学》和《俗文学》课程列入教学计划是八十年代后的事，正是大陆高校《民间文学》课纷纷下马的时候。目前，台湾著名大学（如台大、清华、政大、中正、文化、东吴等）的中文系、中文研究所都有“民间文学”或“俗文学”的课程；台湾“国家图书馆”博、硕士论文检索系统，可以查到200多篇民间文学论文。尽管台湾学界也在为“民间文学”、“俗文学”、“通俗文学”争论不休，但是实际的研究，却多走顾颉刚、郑振铎先生和赵师 景深先生开辟的路子。只是他们没有那么多的“精华”“糟粕”观念的束缚；他们的外语都特好，谁也不玩弄什么“新概念”“新方法”之类的洋玩意儿吓唬人，而是老老实实地立足于中国的实际进行研究。1996、2001年我两次应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邀请作访问学者，对方要求讲的都是中国的“宝卷”（目前那边没有专门研究宝卷的学者，但1998年后以“宝卷”为课题的硕士论文，我看到的有3篇）；2001年6月我去花莲师范学院民间文学研究所，两位研究生来讨论他们的“论文”题目：一是“十殿阎王”的传说研究；一是佛教“放生故事”的研究。这类课题，过去在大陆都是被视做“牛鬼蛇神”的东西。
回顾往事，本人感激赵师引导走上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之路，同时也感激五、六十年代在复旦中文系课堂上得到朱东润、蒋天枢、王欣夫、王运熙、鲍正鹄和张世禄、吴文祺等导师的指导，能够有较为厚实的基础，从事中国民间文学史的研究。举例说，本人能从事宝卷的研究，自然得力于赵师的学术引导，而能编出《中国宝卷总目》，则得力于当年从王欣夫先生学习文献、版本和目录学方面的知识。这里也想说明，民间文学研究并不是“小儿科”。过去，民间文学研究让人家瞧不起，也因为那些政治功利化、概念化的“思想性”“艺术性”研究，上不了台盘。

[ 本帖由 淇园之竹 于 2002-12-28 23:19 最后编辑 ]

淇园之竹

刚刚打完，今天就是在跑路和打字中度过。车锡伦先生的这篇稿子写得很好，很有针对性，给了我很多的启迪。施大侠提出民间文学研究要告别田野作业，我认为现在确实到了对所搜集材料给予重视和研究的时候了，但这本身还是离不开田野作业。想想有多少前人为我们搜集了多少宝贵的资料，而好多却被束之高阁，可惜可惜！！小竹子决定从今天开始关注歌谣研究，力争将所有歌谣搜集的经典著作全部读完！！

小人家

哈哈！果然有乃师风范！

渔樵子

淇园君能否介绍一下赵先生如何用小说戏曲资料考证八仙的传说，赵先生成果见于何处？在下颇有兴趣

淇园之竹

这要等家师回来了以后，向他请教，小竹子最近忙于俗务，再加上所学有限，真是难以解疑，见谅见谅！！

1217

赵景深先生是我国在民间文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值此先生百年之诞辰之时，谨表示对赵老前辈真诚的怀念。车先生作为赵老的嫡传，在宝卷研究上成果甚多，在下十分钦佩。在当下的中国，传统的民俗学民间文学的文献研究是吃力并十分讨好的事，可这种研究却意义深远，且有它独特的魅力。田野工作固然是民俗学民间文学的看家本领之一，但对于前人从实际生活中记录、搜集、整理而未及研究的资料的进行认识、研究同样是我们从业者应该关注的重点。遗憾的是我们学界因为学养、兴趣的限制未能给予相应的重视。由此我们对赵先生、车先生的工作更是深表敬意。
但对车先生的一些说法，本人不大同意。首先一点，将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界限划得太清楚。民俗学的名词虽然来源于国外，但中国很早就关注民俗（古时主要用“风俗”）事像，当时的风谣就在俗的范围之内，民间文学属于民俗或者说风俗是中国自古相传的传统，并非是因为套用外国的作法，即使是借用，如果合情合理，也未尝不可，就像我们今天的文学史学社会学等学科一样，只要能有效开展学术工作，何论中国外国。即使一些中国很古老的东西究其根源也是来自异域，文化的互通与交融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
其次，民间文学课程并没有在全国高校基本消失，就本人所知，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辽宁大学、浙江师范大学、人民大学、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学院、湘潭大学、兰州大学、河南大学、新疆大学等等都开设了民间文学课程，有的大学还是必修课。可能就是复旦大学对赵老开创的民间文学课程传统没有继承，这是例外，令人不可思议。
平心而论，民间文学在中国高等教育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这与钟敬文先生八十年始终如一的努力分不开，1979年的教材编写，在全国范围内开设民间文学培养了大批人才，今天民间文学界民俗学界的中坚力量，大都来自于这一时期。

车锡伦

谢谢朋友将本人的这个发言贴在这里供大家讨论。这个发言摘要原发在《中国俗文学通讯》上，以下一段文字中漏掉一行字，即“赵师不是锋芒毕露的学者，就在那……方兴未艾的时候，赵师与关德栋教授筹划编校《明清民歌时调丛书》五种：《山歌》、《挂枝儿》、《夹竹桃》、《霓裳续谱》、《白雪遗音》，并在1959－1962年陆续出版（赵师整理的后面三种，出版于1959年）”。应为“就在那1958年大轰大嗡的“新民歌运动”方兴未艾的时候，赵师与关德栋教授筹划编校《明清民歌时调丛书》五种：《山歌》《挂枝儿》《夹竹桃》《霓裳续谱》《白雪遗音》，并在1959—1962年陆续出版（赵师整理的后面三种，出版于1959年）。”特此更正，欢迎批评！ 车锡伦2004/5/12扬州

品三

问车先生好。

刘晓春

1217 于 2003-1-19 10:10 写道：
赵景深先生是我国在民间文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值此先生百年之诞辰之时，谨表示对赵老前辈真诚的怀念。车先生作为赵老的嫡传，在宝卷研究上成果甚多，在下十分钦佩。在当下的中国，传统的民俗学民间文学的文献研究是 ......

暨南大学中文系开设“民间文学”专业必修课。

刘晓春

刘晓春 于 2004-5-15 19:08 写道：
暨南大学中文系为本科生开设“民间文学”专业必修课，以及民俗学、文学人类学等专业选修课。

品三

车锡伦（1937—），男，山东泰安人，汉族。中学时代喜欢钻研数学，立志作数学家，同时对故乡的民间文艺有特殊的爱好。1955年7月在山东泰安第一中学高中毕业，按学校指令报考文科，考进复旦大学中文系。入校以后，对胡裕树教授的《现代汉语》和赵景深教授的《中国人民口头创作》课特感兴趣。此后，受赵景深教授的影响，在完成其他课业外，致力于民间文学的学习和研究。1958年参加赵景深教授主编华东民间故事集《龙灯》（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负责山东民间故事的编选；参加集体科研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执笔“苏区文艺运动”等章节的撰写，并于1959年春到江西地区进行田野调查。1959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民间文学组，是年夏天去江苏省常熟县山歌乡白茆公社（乡）采风。
　　1960年7月大学本科（五年制）毕业，选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专业研究班，师事赵景深教授。除从蒋天枢、朱东润、王运熙、赵景深、鲍正鹄诸教授学习中国古典文学系列专题和从王欣夫教授学习版本、目录学外，又在赵师的指导下习中国民间文学史，先后编出《古代儿歌资料》（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63）、《古代童话资料》（未出版），并写作毕业论文《中国古代儿歌研究》。后按领导规定，改习中国戏曲史。1962年5月参加上海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为民间文学代表。1964年4月由朱东润教授主持，毕业论文《南戏“拜月亭”研究》通过答辩毕业。
　　1964年5月，分配到内蒙古大学汉语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任教，为蒙语系讲授《中国文学史》。1965年10月下乡参加农村“四清”，此后“文化大革命”。1970年前后在工厂、农村劳动时，发现基层从事群众文艺工作的人，特别需要一本切实可用的合辙押韵参考书。1971年高校复课后，便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总结“五四”以后及当代新诗人诗歌用韵的实践，依据北京音系十三辙编成《韵辙新编》一书。1975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初版时，责任编辑改书名为《诗韵常识》，1978年修订再版时改回原书名。此后，发表《新诗韵的韵辙划分问题》《再论新诗韵的韵辙划分和编纂问题》等论文，结束这一课题的研究。
　　1996年底“文革”结束后，仍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1978年初，有感于前此高校《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教材均缺少宋元以后的部分，因发起编写《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这本教材有22所偏远地区高校同人参加，选入较多宋元以后的戏曲、小说作品，共分六册，于1981—1983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参编者议定本书不署任何人的姓名。最后定稿、出版，出力最多者是已故山西师范大学高野夫教授和河南大学李春祥教授。
　　1979年5月调山东大学中文系新成立的民间文学教研室，在关德栋教授领导下从事《聊斋志异》的研究，编校《聊斋志异戏曲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此后发表《聊斋志异戏曲叙录》、《京剧和地方戏中的聊斋戏》等系列论文。
　　1981年5月奉高教部令调扬州师院中文系，为任中敏（半塘）教授建立词曲研究室，创办并主编中国戏曲和曲艺史论丛《曲苑》，以“曲苑编辑部”的名义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两集（1984—1986），后因无经费支持停办。此后，直到1997年在该院退休，校内教学工作除讲授《元明清文学》和《民俗学》《中国俗文学概述》《戏曲研究》等专题课外，1984年开始协助他人指导中国戏曲史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1987年独立指导中国戏曲史硕士研究生，其间并参加两届中国戏曲史博士研究生指导小组（导师任中敏教授）。社会兼职：1985年被选举为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负责理论研究工作，连任至2001年；1989年被选举为江苏省民俗学会副会长，与王栋教授（已故）主编学会《民俗论丛》第一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1991年被选举为中国俗文学学会常务理事，1995年为学会副会长，上述兼职，连任至今。 八十到九十年代初，个人的学术思考和活动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设想建立中国俗文学研究体系，认为用“俗文学”或“民间文学”的概念均可，但必须立足于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不受国外输入的概念和理论的制约。为此，1982年倡导编纂《中国民间文学大词典》，1985年由姜彬教授主编实施，任第一副主编兼歌谣分类主编，1992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86年与周正良联合申报江苏省社科规划项目《江苏民间文学志》，这是首部采取“志”书的形式反映区域民间文学发展和作品概况的专著（尚未出版）。曾计划编写《中国俗文学史》《中国俗文学概论》，因客观条件不允许独立编写，集体编写耗时费力，且难以贯彻个人学术理念，因此放弃。但对《中国俗文学史》仍时在思考之中，并拟出编写大纲。
　　二是发掘和研究被“民间文艺学”排斥在“民间文学”之外、同民间信仰有关的民间文学活动和作品，先后调查浙江嘉善的“赞神歌”、江苏南通的“童子戏”、江苏金湖的“香火神会”和“神书”、江浙吴方言区的“宣卷”和“宝卷”，其中对宝卷的调查、研究用力最多（见下）。1988年应姜彬教授之邀，参与牵头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吴越地区民间信仰与民间文艺的考察和研究”，除进行田野调查外，并带领研究生方梅执笔最终成果《吴越民间信仰民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第四章《宣卷与民间信仰》。
　　这期间还进行某些俗文学的专题研究，发表《八仙故事的传播和上中下八仙》（此文获江苏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也谈民间文学的概念和范围》、《清同治江苏查禁“小本唱片目”考述》、《中国精怪故事和神仙鬼怪故事系列》等论文；为《彩图儿歌词典》著文（与蒋静芬合作，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编辑大型专题故事集《中国精怪故事》（与孙叔瀛合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等。
　　九十年代后，主要进从事中国宝卷研究。自八十年代初以来，在这方面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1、调查、整理和研究宝卷文献，编成《中国宝卷总目》（1998年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出版；修订再版，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本书获江苏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写作阅读宝卷扎记，结集为《中国宝卷漫录》（未出版）；发表《中国宝卷文献的几个问题》等论文。
　　2、现存民间宣卷（讲经、念卷）和宝卷的田野调查，调查地点江苏靖江（主要调查点）、张家港、昆山、吴县、无锡，浙江嘉善、绍兴、宁波，山西介休等。部分调查报告已发表，最后将结集为《中国宝卷演唱活动调查》（暂定名）。
　　3、宝卷发展中某些专题的研究，发表系列论文。
　　1996年申报“九五”国家社会科学重点课题《中国宝卷研究》获批准（批准号azw020），同年4月应台湾大学中文系邀请参加“中国文学的多层面探讨国际学术会议”，发表论文《中国宝卷的发展、分类及其社会文化功能》。会后应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邀请为访问学人，在该所作短期研究，发表学术讲演“中国宝卷的研究”。
　　1995年出版俗文学（故事、歌谣、宝卷、唱本、戏曲等）论文选集《俗文学丛考》（台湾学海出版社）；1997年出版《中国宝卷研究论集》（台湾学海出版社）；1997年参编《中国俗文学概论》出版（吴同瑞等主编，执笔第七章《宝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中国宝卷总目》（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9年出版《宝卷弹词》（执笔“宝卷”部分，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中国宝卷总目》修订重编本（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7年在扬州师范学院退休，继续进行宝卷研究，发表的主要论文有《江浙吴方言区的宣卷和宝卷》《明清民间宗教与甘肃的念卷和宝卷》《明清教派宝卷中的小曲》《佛教与中国宝卷》等。2001年6月应邀赴台湾参加“2001海峡两岸民间文学研讨会”，发表论文《明清教派宝卷的形式和演唱形态》，会后，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邀请为特邀访问学人，在该所发表讲演《中国宝卷研究的世纪回顾》。连同近年写作和发表的宝卷研究论文（如《中国宝卷的渊源》《中国宝卷的形成及其演唱形态》等）及有关赞神歌、香火神书等的调查研究文章结集为《信仰、教化、娱乐—中国宝卷研究及其他》一书，2002年12月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
　　目前，已基本结束对中国宝卷的研究，继续从事中国俗文学史的研究。除对蒲松龄聊斋俚曲做了系统研究，发表系列论文外，2002年参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清代文学概论》，执笔《说唱文学概述》和《说唱文学文献》两节。继之，应邀参编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主编的《中国曲艺艺术史》，执笔《明代曲艺》一章。另外，仿照《中国宝卷总目》体例，筹划邀请海内外学者分编《中国说唱文学总录》，“初编”除“宝卷总目”外，另拟“弹词总目”、“鼓词总目”、“木鱼书总目”（含潮州歌册）、“子弟书总目”（含快书、石派书）五种，计划于三年内完成。


[ 本帖由 品三 于 2004-6-12 11:36 最后编辑 ]

品三

车先生1

品三

车先生2

品三

渐去渐归的宝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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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uoshan.com 2003-08-18  泰山网学术频道

江巨荣

　　对我来说，“宝卷”已经是一个既熟悉而又陌生的名词。记得六十年代初从赵师景深先生读书，赵师向我们讲过宝卷是从唐代的佛教俗讲演变而来的说唱样式，它的一部分沿袭着讲经的路子变为宗教科仪、教派经卷和布道书，另一部分则沿着说因缘、讲故事的俗讲传统，把神道故事、民间传说、俗文学作品，甚至时事新闻编为说唱，变为江南的宣卷，成为民间文学重要的一支。讲授当中，先生还拿出自己珍藏的许多卷子给我们翻阅、比较，让我们有了直观的印象。但后来，随着极左思潮的泛滥，中外文学几乎都打入“封资修”的冷宫，带有宗教色彩的宝卷就更打到了底层。从此再也没有接触过它。可以说，自六十年代起，宝卷研究在我们的文学研究和民俗、宗教研究中逐渐地消失了。整个学术界与宝卷处于疏离状态，包括本人在内，许多读者对这种历史悠久、生根民间，既有浓厚的宗教气味又有鲜活的民众情感的说唱形式也就越来越陌生。

　　车锡伦教授看到宝卷是继敦煌文献发现后又一批浩瀚的宗教学、民俗学、民间文学、语言学的重要文献，全力以赴去做这件既艰难、在当时又看不到前途的发掘、整理、研究工作。无论早年为工作怎样南北奔波，中年教学怎样繁重，晚年奉命退休怎样寂寞艰辛，他都有一个决心，一股定力，孜孜以求，在冷板凳上花费了大半生的心血，终于在近年完成《中国宝卷研究论集》和《中国宝卷总目》两部大著，另外还有一部宝卷研究和调查的专著也在出版中。

　　宝卷研究中最基础、最艰难的工作是宝卷文献的发掘、整理。虽然自郑振铎、恽楚材、傅惜华已开始作宝卷目标的整理编目，到胡士莹的《弹词宝卷目》、李世瑜的《宝卷综录》已具规模，但因为宝卷大量散布民间，公私藏家、东西南北，乃至海内海外，要编出完整、即便是比较完整的目录又谈何容易。即以最晚出的李氏《综录》来说，他所著录的宝卷总数不过653种，版本1487部。这在六十年代初已称“最为完备”了。锡伦的《总目》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历尽艰辛，四方查访，竟得宝卷1585种，各种版本5000余部。在书目总量和版本数量上都接近或超过李著的三倍。它称得上是宝卷目录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成果。

　　《宝卷总目》又一个贡献是版本纪录非常全面，在考辨的基础上，同名异卷或同卷异名的卷子得到了很好的归类。我们知道，宝卷在民间流传是无序的。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宣讲者与信众手里，这些刻本和写本，既有内容的变异，也有书目的变异，加之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受到统治者的查禁，它也要不断地变换名称以求生存。所以，宝卷文献的重要特点，一是数量大，二是其内容与书目之间，书目与版本之间，存在的矛盾、错乱很多。我们若要找某一类题材的卷子来读，就要查找很多版本并要做许多鉴别工作。现在的《总目》已尽可能全面地将同一卷子的不同版本作了著录，少的有数种、一二十种，多的达到四五十种，避免留下遗珠之憾。且所录版本的性质、版数、年代、藏处都十分详尽；而且它还把易于混淆的名同实异、名异实同的卷子一一加以分别，同名异卷者则区别之，同卷异名者则归纳之。此外，《总目》题解中还加了一些简要的说明，文字不多，所费工夫极大，非自己一一亲自读过几不能下一字，因而都是真知灼见，凿凿可信。

　　至于宝卷有多大的研究价值、阅读价值，仅以文学性的宝卷而言，它至少有这样的几方面值得我们重视。

　　其一是它有不少好的或比较好的作品。首先注意到宝卷有好作品的是郑振铎。他在《中国俗文学史》中重点列举了《目连宝卷》和《土地宝卷》。《土地宝卷》写大地化身的土地神与玉皇大帝斗法，用龙头拐杖大闹天宫，成为孙悟空式的英雄。它虽深受《西游记》的影响，但却有土地公公特有的顽皮和幽默，比目前流行的“老顽童”形象有更深的精神意蕴。类似的神话故事、宗教故事的宝卷还多，改编俗文学故事和民间故事的宝卷更各有特色，反映时事新闻的宝卷还直接表现人民的苦难和反抗恶霸、官府的斗争。

　　其二，宝卷既然是我国俗文学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讲唱文学一个承前启后的环境，我们就不能忽视它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民间文化的珍贵遗产，很重视敦煌文献、敦煌变文的价值，而宝卷就是从变文中来，主要从“俗讲”中来。有了宝卷这一环节，这一继承，就发展为弹词、鼓词等说唱文艺，它的代言形式、出角色和妆扮还对某些小戏产生影响。反过来说，讲唱文学和戏剧也对宝卷的演唱形式和内容予以深刻的影响。它们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要认识我国通俗文学系列的来龙去脉，认识雅、俗文学的相互影响，就不能不重视相当庞大的宝卷一支。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我们已有了突破单纯精英思想，着重阐述一般民众思想的大著出现，而要表现完整的中国文学史，日后必也会加强包括宝卷在内的一般民众文学的分量。

　　第三是在一些传统文学母题的形成的演变中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我国一些文学名著的完成有一个民间口头流传的阶段。宝卷作为娱乐形式也就把与其相关或本不相关的题材纳入它的讲唱范围之内，并对它们的增补衍绎产生很大影响。（《中国宝卷总目》车锡伦编著／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32开／520页／46.00元）

[《中国图书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