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jydong 发表于 2006-8-8 22:45:09

RE:刘晓峰论文:《阴阳观念与中国古代岁时节日体系的内部结构》

"我看见进国兄陷在从择日到节日之间关系的沼泽里,蒹葭苍苍,白雾茫茫。那些具体的忌日、亡日的推衍遮住了自己的眼睛。却急于不能要每个人都承认眼前的芦苇丛就是世界。"


    并非是再想说晓锋兄论文的对错问题了。再讨论那些问题没多大意思了。
   我只想说的是这样的事实,既然承认节日与历法的密切关系(皮毛),我们应该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古代历法,又被称作历术,并非主要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而主要是与星占、选择历忌有重要关联,更是王朝借以“绝地天通”,奉正朔,掌握通天之法,维护王权的基本手法之一。研究节日,倘若是忽视了星占推算、历忌之学,则不知如何寻其本源?直至明末,历代王朝都是厉禁私藏、私学历法的。而节日的设定与安排,显然亦多少含藏这些内容。
   另外传统历法中,冬至是作为节气之首的。



[ 本帖由 jjydong 于 2006-8-9 03:40 最后编辑 ]

jjydong 发表于 2006-8-9 03:01:38

RE:刘晓峰论文:《阴阳观念与中国古代岁时节日体系的内部结构》

宗迪兄的相关说法::“比如说,我说上巳、清明、寒食、春社等等节日是属于同一仲春节日簇,都是从春分节气中分化而来的,我的意思是说,这些节日在传统岁时结构和农事周期中占有大致相同的位置、具有大致相同的意义,因此,它们之间必然是有渊源关系的。这是形态学意义上的发生学问题。”

晓锋兄的说法:当初我说上巳,宗迪兄就用一句“上古仲春节气”笼而统之,其时老刘就说,古为农耕社会,农历节庆,大致与农时有关,老刘对此并无疑义。但春分节气何以化而为上巳节、清明、寒食、春社、惊蛰等等多种?却只能一一寻根择据加以回答,而不能以一句“仲春节气”统而化之。正如对于同一自然现象,不同文化环境中产生传说之不同,是不能用该自然现象来解说的一样。这一段已经种下今天问题的种子。如今说岁时结构,宗迪兄这段“所谓阴阳,本来并不像秦汉术士和谶纬说的那样无比高深和神秘,说穿了,阴阳无非是指一个农耕周期中随着太阳的暑来寒往的周年回归运动而导致的气象的寒温、明暗、湿燥、生物的生死、荣衰、升降等等的变化而已,先民务农,因此对这种变化尤其关注,并据以安排自己的生产和生活,也据以安排自己的时间和节庆,于是就有了节日,节日周期的整体结构,归根结底,就取决于此种暑来寒往、万物盛衰的大自然节律,完全出于自然和本能,”

二位的说法尚须再细分辨,兹补充一点:

   按研究天文学史的学者的共识,分至四气及后来的二十四节气的产生,严格来说是依天文学标准平均分配的结果,而与农业无关。分至四气是历法体系或标准时体系,而农业生产则是寒署雨阳为主。节气与农业具有不适应的关系。寒署季节与节气的分配并不是同步的。如竺可桢、冯时、江晓原等的著作都是如此说的。

jjydong 发表于 2006-8-9 03:08:24

RE:刘晓峰论文:《阴阳观念与中国古代岁时节日体系的内部结构》

宗迪兄的说法:

   1,节日源于节气;节气源于物候历,节气是为农时服务的,因此节日习俗必须追溯到农时周期才能得到透彻的理解。——例如说,清明是节气,而寒食则是源于清明的节日。
2,节气最初只有四仲,四仲分化为分至启闭八节,八节分化为十二中气,十二中气分化为二十四节气。(我建议研究节日的学者,先研究一遍历法史,否则很难说到点子上,因为节日本质上就是一个历法问题)。——例如说,仲春最终分化为惊蛰、春分、清明三个节气。
3,节日最初就是节气,只是由于成文历法的产生才导致了独立于节气(农事周期)的节日(庆典周期)的产生。节气继续以观象为基础确定日期,而节日的日期则用干支固定了下来,于是有了干支纪日的节日——例如说,清明作为节气保留了下来,它在阴历中的日期是不固定的,而清明的庆典则固定在每月的第一个巳日,即上巳节。
4,从干支纪日到序数纪日又导致了节日的一次分化。——例如说,把原本的上巳庆典重新规定到了三月初三,于是,我们在上巳节之外又有了一个三月三。

2、4基本认同,1、3说法似是而非。节气最初并非为农时服务的。中国天文学史家已有定论。兹提供一说,原因同上贴。

jjydong 发表于 2006-8-9 03:31:04

RE:刘晓峰论文:《阴阳观念与中国古代岁时节日体系的内部结构》

另上述二位关于上祀的说法似乎未尽,兹补充一下思想史家和天文学史家的意见:

庞朴指出,古代存在过以火纪时的历法。研究表明,上祀节日的形成,更可能与商人主祀大火星、对心宿祭祀有着密切关系。所谓巫咸之徒,秉火祈福。癸已卜,于祓月侑心。三月正是心宿昏见于东方之时。不过,郑玄“以三月本时昏心星见于辰上使民出火”,则以心宿之伏见指示农事。二十四节气体系及相关的节日成型后,固然有指导农时的作用,但精确节气的目的,更是以精确推算交食更有着密切关系。

jjydong 发表于 2006-8-9 03:39:13

RE:刘晓峰论文:《阴阳观念与中国古代岁时节日体系的内部结构》

声明一下,上述引说,主要是提供一些研究的资讯和前人研究结论,并非要批评谁或赞同谁,倘若有好事人搅扰,与俺无关。或许,因此,大家对节日的历法根源问题,有更深一步的了解。

戈兰 发表于 2006-8-10 01:40:05

RE:刘晓峰论文:《阴阳观念与中国古代岁时节日体系的内部结构》

我的天!真是风水轮流转,形势比人强啊。
进国兄什么时候调转枪口,对准了同一战壕的战友了。


下面是进国兄的话:
按研究天文学史的学者的共识,分至四气及后来的二十四节气的产生,严格来说是依天文学标准平均分配的结果,而与农业无关。分至四气是历法体系或标准时体系,而农业生产则是寒署雨阳为主。节气与农业具有不适应的关系。寒署季节与节气的分配并不是同步的。如竺可桢、冯时、江晓原等的著作都是如此说的。

下面是我的话:
进国兄是不是也像你说雪村兄一样,犯了“无知者无畏”的毛病。竺可桢、冯时、江晓原何时说过这样的话,说节气与农时无关,说寒暑季节与节气分配无关,说农时和天文学的节律不同步?
如果他们说过这样的话,我怕他们早就找不到吃饭的地方了。
其实根本无需引经据典,你只要翻一翻手边随便哪一年的年历,就会发现此说是多么荒谬。
你说“分至四气是历法体系或标准时体系,而农业生产则是寒署雨阳为主。”难道你居然认为农业生产的寒暑雨阳跟历法体系无关?你是不是认为历法的冬天也可以降甘霖,历法的夏天也可以下大雪,因此腊月里可以种庄稼,六月也可以作腊肉?
节气的历史是这样的:
最初是根据物候确定。这个时候当然是不均匀,也是无法标准化的。
后来天文学发达,就根据太阳的周年视运动划分了,此时,节气就均匀化和标准化了。
但自始至终节气、季节和天文周期(太阳视运动),都是同步的(当然不排除小的误差),因为大自然的季节循环自始至终都是跟恒星周年运行周期同步的。中国夏历的节气制度就是这种大自然-天文学节律的表现而已。而农历中之所以一直保留着节气制度就是因为它可以作为农时的参考。







[ 本帖由 戈兰 于 2006-8-10 01:53 最后编辑 ]

戈兰 发表于 2006-8-10 01:47:02

RE:刘晓峰论文:《阴阳观念与中国古代岁时节日体系的内部结构》

下面是拙文《从节气到节日》中关于节气制度从物候历到天文历转变的一段论述,与这里讨论的问题有些关系,故张贴与下,谨供参考。

观象授时活动,根据其所观察的现象即其赖以确定时间的依据的不同,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即物候历和天文历阶段。
物候历根据物候和气象特点纪时以确定农时。在历法发展史上,物候历较之天文历更古老。这是因为,物候不仅因为较之遥远的天象更直观更易于观察,而且,物候历所关注的风雨、土壤、动物、植物等现象直接关乎人们的狩猎和农耕生产,因此,更便于人们据以安排生产和生活。
天文史学家指出,最初,“年”和“季”、“月”的观念都是依据物候确定的,直到现在,在一些偏远的少数民族中,仍主要根据物候观察确定时令。如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把“布谷鸟又叫了”、“攀枝花又开了”、“旱谷又收成了”视为一“年”。台湾高山族以“粟之收获周期为一年”。古代藏族四时以麦熟为岁首。《说文》云:“年,谷熟也。” “年”字与“稔”同义,表明华夏先民也是以庄稼收获的周期纪年的。牧民逐水草而居,牧草的生长对牧业至关紧要,因此,就以草的荣枯标志着牧业生产的一个周期,“草”具有了牧区“年”的意义。《魏书》卷101载宕昌羌“俗无文字,但候草木荣落纪其岁时”。古代鞑靼人、女真人均以草一青为一年。问其年岁,则回答为:“我见过几次草返青了”,或径直说:“我几草了。” 在渔猎民族中,“年”的初始概念则与主要捕猎对象的活动规律联系着。台湾兰屿雅美人把飞鱼迥游周期视为一“年”。乌苏里江的赫哲族渔民,每捕一次回游鲑鱼就挂起一个鱼头,以数鱼头的方法计算年龄 。
“季节”最初也是根据物候的推移、生产和生活的节奏划分的。例如甘肃南部的裕固族,自古游牧为生,逐水草而居,按季转换牧场,牧场按季节分为春场、夏场、秋场、冬场,而牧场转换的早迟,则视牧草及雨雪量而定。因此四季长短不齐,无一定日数。东北的鄂伦春人是以雪、草及鹿的活动规律来划分季节。《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记乌桓人“见鸟兽孕乳,以别四季”。宋代的海南岛人也是:“观禽兽之产,识春秋之气” 。
“月”的划分也以物候为准。天文史学家指出,在农区,“季”的划分因地而异,由于农事复杂,生产阶段较细,故时间阶段的划分,相应地较多较短,出现了所谓“季节月”的形式,“季”和“月”的概念起初是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云南的傈僳族分一年为十个“季节月”,每月的时间长短不一,其名称顺序为:

过年月(相当于公历一月),盖房月(二月),花开月(三月),鸟叫月(四月),火烧山月(五月),饥饿月(六月),采集月(七、八月),收获月(九、十月),酒醉月(十一月),狩猎月(十二月)。

其区分月份的依据就是草木鸟兽以及人类自身的生活节律。
实际上,《诗经》中的名篇《豳风•七月》就是一首古老的以物候和星象定农时的农事歌,这一诗篇在向我们展现了《诗经》时代民间生活朴素动人的风俗画卷的同时,也为我们保存了周代豳地民间丰富的天文和物候知识。“四月秀葽,五月鸣蜩,八月其获,十月陨萚”,“五月丝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言物候也;“七月流火”,言天象也;“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饁彼南亩。”“春日载阳,有鸣苍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六月食郁及薁,七月烹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则言农人应时而动务于农桑。
物候历时期的事件划分还很粗率,还不可能有现在这样均匀细密的年、月、日制度,先民们观察物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确定农时,即根据物候现象的变化确定何时播种、何时耕耘、何时收割等等,而与农时相关的时间节律就是所谓节气,因此可以说,在物候历时期,尽管还不可能建立像后来成文历法时期那样完善的节气制度,但节气制度无疑已经萌芽了。《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了少暤鸟官制度,“凤鸟适至,故记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就是根据候鸟的迁徙确定时令,这是典型的物候历,其中所谓分、至、启、闭就是传统节气制度中的八个重要的节气:“分”指春分和秋分,“至”指冬至和夏至,“启”指立春和立夏,“闭”指立秋和立冬,可见,少皞鸟官制度(实际上是春秋时期东夷地区的物候历)已经具备了八个关键节气,传统的二十四节气已经初具规模。
物候历关注寒暑变化、风雨水旱、草木荣衰、鸟兽孳育等等与农时民生息息相关的自然现象,因此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农时历法,历史上长期通行,至今仍流传民间乡野。但物候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物候主要受到所在地的地理经度、纬度和地势高低三个因素的影响 。因此,单凭在一个地点观察而得到的物候知识无法适应广大地域的需要,这就决定了,物候历只能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通行有效,而无法在广大的疆域内普遍推行。早期的小国寡民,人们的活动范围有限,王者的统治疆域因而“奉王正朔”的地域也很狭小,粗糙朴素的物候历足以应付民用和国治了。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诸侯兼并,国家的疆域不断拓展,以至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时,建立一种普天下通用的历法,以为天下之民提供一种共同的时间和时令依据,就势在必行了。如果依然墨守成规,沿用原始的物候历,因各地物候参差不齐,在有些地方,就会出现历法与时令不合的现象,如果普天之下皆奉此为正朔,据以安排农时,就必然导致农事失序,灾害频仍,五谷歉收,最终导致饥荒和动乱,并从根本上动摇王国的统治。由于天体运行与季节循环和农事周期相始终,而且,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日月星辰的运行远较气象和物候的变化有规可循,并具有物候现象所不具有的超地方的普适性,因此,用天文历代替物候历,乃是势之必然,《国语•楚语》所记载的那段著名的“绝地天通”的故事,其实就反映了从物候历到天文历这一重大的历史变迁。《楚语》说:

古者民神不杂。……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
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蒸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
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古书中所记载的少昊的主要业绩就是其鸟官纪时的物候历制度,明乎此,则知所谓“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祸灾荐臻,莫尽其气”,说的就是因为物候历的失效而导致的农事和社会生活的混乱。“气”,气候也,时令也,“莫尽其气”即谓历法与时令不合,因为“莫尽其气”,故有“祸灾荐臻”。少皞之衰,历数之乱也。于是“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火正”,指根据大火星(即心宿)的观察确定时节,“南正”,指根据黄昏上中天的不同星宿确定时令 ,颛顼继承少皞的事业,“履时以象天”,依据对日月星辰等天象的观测建立天文历,使历法与自然节律相互吻合,“使复旧常”,重新恢复了社会和宇宙的秩序。著名的战国六历之一就称为颛顼历,《国语》成书于战国时期,颛顼绝地天通的故事大概就是战国时期流传的与这个历法有关的传说。
如上所述,节气制度萌芽于物候历时期,物候历时期的节气是根据特定物候的出现而确立的,到了天文历时期,既然根据天体的运行和方位确定时日,节气也被与特定的天文现象对应起来。比如说,少皞物候历根据玄鸟(燕子)的迁徙确定二分,天文历则明确地将二分规定为昼夜平分的日子,即太阳从正东升起在正西坠落的日子;少皞物候历根据伯赵(即伯劳)的迁徙确定二至,而天文历则明确地将冬至规定在白昼最短、夜晚最长的日子,即太阳运行到南回归线的日子,把夏至定在白昼最长、夜晚最短的日子,即太阳运行到北回归线的日子。《尚书•尧典》中尧命羲和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记载,说的就是根据天文观测确定二分二至的事情。

[ 本帖由 戈兰 于 2006-8-10 01:52 最后编辑 ]

jjydong 发表于 2006-8-10 01:52:50

RE:刘晓峰论文:《阴阳观念与中国古代岁时节日体系的内部结构》

呵呵。我不是说吗。我是贴上一些天文学史家的看法。不是什么不站在统战立场的问题。学术可以争论,岂可党同

jjydong 发表于 2006-8-10 02:22:33

RE:刘晓峰论文:《阴阳观念与中国古代岁时节日体系的内部结构》

按天文学史家的意见,以四气为代表的标准时体系和以冬春两季具有明显的农业季节体系在早期是彼此分离的。中国传统的四季的建立可能来源于两个互为独立的起源。

雪村友梅 发表于 2006-8-10 10:19:56

RE:刘晓峰论文:《阴阳观念与中国古代岁时节日体系的内部结构》

jjydong 于 2006-8-10 02:22 写道:
按天文学史家的意见,以四气为代表的标准时体系和以冬春两季具有明显的农业季节体系在早期是彼此分离的。中国传统的四季的建立可能来源于两个互为独立的起源。

很想认真学习一下,给个书目好吗?

戈兰 发表于 2006-8-10 10:31:00

RE:刘晓峰论文:《阴阳观念与中国古代岁时节日体系的内部结构》

jjydong 于 2006-8-10 02:22 写道:
按天文学史家的意见,以四气为代表的标准时体系和以冬春两季具有明显的农业季节体系在早期是彼此分离的。中国传统的四季的建立可能来源于两个互为独立的起源。

下面一段《尧典》的话,就足以证明你的错误。


(尧)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陽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義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厘百工,庶績咸熙。

羲和观象授时,观测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个天文标准点(就是你说的四气为标准的标准时)的目的就是为了“敬授民时,定四时(春夏秋冬)成岁”。
《尧典》应该是战国中期的材料,在古代有系统的天文学史料中应该是最早的,因此其中体现的时间观念应该是很能反映早期的天文学和农时观。进国兄或者你说的那些天文史学家不至于连这个材料都不承认了吧。(顾颉刚先生把这则材料定到西汉汉武帝时代的产物,显然是错误的,算是智者之失。蒋善国已经辨之)。
进国兄对“标准时”这个概念似乎很感兴趣,一直在把它跟“农时节气”相对立,好像它们是两个绝然对立的东西似的,未免是被概念所误了。其实,所谓标准时,就是一切活动的标准时间依据,它当然也是农时节气的时间依据了。在没有天文学之前,物候就是农民的标准时,尽管它很不标准(少昊是用候鸟的迁徙为标准时依据,埃及古代的农民是以尼罗河水的涨跌为标准农时依据的,松花江边的渔民直到不久之前还是用大马哈鱼的年度回游为标准时的),在有了天文学之后,天文学的春分点、夏至点、秋分点、冬至点就成了标准时了,其实,相对于原子钟,它们同样是不准确的。现在的标准时是用原子钟授时的,应该是最标准的了,而且原子的周期性表面上跟农业是没有关系的,但现在的标准时仍是农民春耕秋收的时间依据。


这应该是自然科学上的常识问题,本来是没有什么好争论的。我一直认为,在学术争论中,争论者有高深的学问却欠缺基本的常识(科学的和逻辑的)是对争论双方最痛苦的事情,这一点并非仅仅进国兄而言的。
进国兄在道教、方术方面的知识是无与伦比的,我说过自己只有拜服领受的份,而不敢插一言。但上面这些关于天文历法的言论,实在是犯了小儿科的错误,而进国兄言之凿凿,难免误人,故不容不辨。借孟子的话说,非好辨也,吾不得已也。






[ 本帖由 戈兰 于 2006-8-10 10:32 最后编辑 ]

雪村友梅 发表于 2006-8-10 11:03:21

RE:刘晓峰论文:《阴阳观念与中国古代岁时节日体系的内部结构》

宗迪:进国兄在道教、方术方面的知识是无与伦比的,我说过自己只有拜服领受的份,而不敢插一言。但上面这些关于天文历法的言论,实在是犯了小儿科的错误,而进国兄言之凿凿,难免误人,故不容不辨。借孟子的话说,非好辨也,吾不得已也。

对错可以先放一边,我们先看看进国兄读的书是哪一本。
这对我们找到共同的框架有好处。这方面的知识需要积累。

jjydong 发表于 2006-8-10 13:47:25

RE:刘晓峰论文:《阴阳观念与中国古代岁时节日体系的内部结构》

我忘记了宗迪兄曾经是研究气象出身的。嘻嘻。
我说过这些言论不是我的言论,是天文学史家的言论。因读道藏及道教考古方面的著作的缘故,有些东西不解,只好去了解一些相关方面的书,我亦是在学习的。“进国兄言之凿凿”,焉有此事。
现在暂看的一些入门的参考书目是:
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
李零:中国方术考(续考
张勋燎白彬:中国道教考古(6册)
江晓原:天学真原
刘洪涛:古代历法计算法
陈垣:二十史朔闰表
钮卫星:西望梵天:汉译佛经中的天文学源流
方广昌:藏外佛教文献
刘乐贤:简帛数术文献探论
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
江晓原:天学外史、

我只是在学习。宗迪兄自不必仿佛是“真理”拥有者啊。

jjydong 发表于 2006-8-10 13:53:49

RE:刘晓峰论文:《阴阳观念与中国古代岁时节日体系的内部结构》

下面一段《尧典》的话,就足以证明你的错误。


(尧)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陽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義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厘百工,庶績咸熙。

   嘻嘻,有关尧典的这些话,其实一直就是“历法为农业服务”误说的所谓简单证据,天文学史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早已有更进一步的说明,我虽在这方面知识是小儿科,但更相信严谨和科学的论证,而非似是而非的漂亮的胡说。尽管现在是走出“疑古时代”了。不过,要让历史接近真实,所谓的“多重证据法”,仍然是不可回避的。

戈兰 发表于 2006-8-10 14:33:53

RE:刘晓峰论文:《阴阳观念与中国古代岁时节日体系的内部结构》

西西,真理这东西谁稀罕?又不能变现卖钿。
况且,自然科学不像人文科学,它的真理是不属于任何人。

关于时间和天文学的历史的书,其实现在书店里面就有一本现成的,窃以为此书对这个问题讲的最通达。

〔美〕丹尼尔·J·布尔斯廷;《发现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第一卷就是讲的时间的历史,附目录

第一卷: 时间

第一编:天体之国
一、月亮的诱惑
二、星期:通向科学之门
三、上帝与占星家

第二编:从日光计时到时钟计时
一、对夜间时刻的计算
二、均等小时的起源
三、使时间可以携带

第三编:传教士的钟
一、扣开中国之门
二、机器之母
三、为何发生在西方

要全面了解中国传统历法的基本知识,进国兄罗列的那几本书其实多不顶用,其中除了冯时的那本之外,都非关于中国传统天文学的探本溯源之作,而多是循流折枝之作,因此从这些书入手,极容易丧失对中国传统天文学的整体认识,而误入歧途。江晓原的那本《天学真原》尤其容易引人入“魔道”(此兄很有名,但好剑走偏锋,他认为历法服务于占星而不是授时,其说标新立异,在天文学史界并未被广泛承认。不过肯定投合进国兄的胃口)。

其实,不如先找几本科普著作读读,我手头上的有:

李芝平等:《天文、时间、历法》,气象出版社
唐汉良等:《历书百问百答》,江苏科技出版社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气象研究室:《二十四节气与农业生产》,农业出版社
以上作为入门书。

要深入了解天文学和历法的理论,可以看下面这本:
夏坚白:《应用天文学》,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1950年再版。

而迄今为止,关于中国天文学史最好的著作仍然是:
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尤其是第四卷关于历法史的论述。

要切近了解中国古代天文学和历数之学,则有:
《周髀算经》,辽宁教育出版社刊行的江晓原的注本是目前最易读最好的本子。
此外,则有《史记》、《汉书》中的《天官书》和《律历志》以及《淮南子》中的《天文训》。

而对于古代天文学最好的考据文字,则有清代学者戴震、程瑶田等的相关著述(前者见《戴震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有新版,后者见《皇清经解》,哪一卷忘记了)。

下面是我自己用到的一个关于古代天文学比较全的书目:

戴震:《戴震全集》,第一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
戴震:《戴震全集》,第六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
钱宝琮校:《周髀算经》,《算经十书》之一,中华书局,1963年。
江晓原注:《周髀算经》,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钱塘:《淮南天文训补注》,中华书局本《淮南鸿烈集解》附录,1989年。


新城新藏:《东洋天文学史研究》,沈璿译,中国学艺社,民国二十七年。
竺可桢:《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
竺可桢:《物候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
章鸿钊:《中国古历析疑》,科学出版社,1958年。
钱宝琮:《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科学出版社,1983年。
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郑文光:《中国天文学源流》,科学出版社,1979年。
陈久金、卢莲蓉:《中国节庆及其起源》,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89年。
吕子方:《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
潘鼐:《中国恒星观测史》,学林出版社,1989年。
江晓原:《星占学与传统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江晓原:《天学真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科学出版社。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科学出版社,1975年。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地学,科学出版社,1976年。
陈美东:《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


董恺忱等:《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科学出版社,2000年。
谢世俊:《中国古代气象史稿》,重庆出版社,1992年。
林之光:《中国气候》,气象出版社,1987年。
张家诚:《中国气候总论》,气象出版社,1991年。

陈久金:《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丛书•天文历法卷》,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
陈久金、卢央、刘尧汉:《彝族天文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刘尧汉、卢央:《文明中国的彝族太阳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卢央:《彝族星占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罗家修:《古今彝历考》,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

一大堆书, 既有真知,也有谬论,是被其惠还是受其误,全看读者自己的眼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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