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民间文学研究的学科对话力量
增强民间文学研究的学科对话力量——评刘守华主编《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发表时有删节）
刘晓春
（这是对导师著作的书评，欢迎大家砸砖）
毋庸讳言，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热的退潮，民间文学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对话能力日益衰微，更兼学术体制的原因，以致于呈现出学科整体危机的状况。面对这一现状，需要反思的是，我们的民间文学研究究竟为其他人文学科乃至社会文化建设提供了多少有意义、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我们的成果有多少是在本学科领域内自言自语？我们的成果又具有多大的学科渗透力量？所幸的是，民间文学的研究在总体推进的过程中，仍然能够不时看到具有以上学术关怀的论著出现，而且在某些传统研究领域，经过长时间的积累与思考，已经形成了奠基性的成果。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长期耕耘在中国民间故事研究领域的刘守华教授，开始不断地向学界贡献其扎实、丰硕而相对成熟的研究成果，《比较故事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民间故事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从历史的、比较的角度展示了他对中国民间故事深入而广泛的研究，他试图揭示中国民间故事独特的文化内涵与艺术魅力，尝试中国民间故事研究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民间故事研究的对话。就其研究依凭的材料、运用的方法以及成果的影响来看，他的尝试和努力已经取得了成功。可是，中国民间故事的记载已经具有2500年的历史，中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国家，仅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三套集成”，各地采录的民间故事达180多万篇。 面对浩如烟海、历经时代变化、而且质量明显参差不齐的民间故事材料，我们是否可以像研究作家文学一样，从最基本的内容和艺术形式出发，仅仅探讨单篇故事的文学价值？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表明，这样的研究无异于削足适履。我们应该寻找一种适合民间故事传承变化规律、从而具有一种方法论指导意义的研究方法，既能挖掘中国民间故事的本土特色，又能够探讨中国民间故事与其他民族、其他文化的民间故事之间的交流影响，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充分把握民间故事的“国际性” 和地方性特点。由刘守华教授主编、其他几位学者参与合著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刘守华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可以说是中国学者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成功尝试。该书从浩如烟海的中国民间故事中，选取60个常见的故事类型作为研究对象，重点剖析贯穿故事同一类型众多异文的母题，由母题及其组合情况来考察故事的文化内涵与叙事美学特色。
就中国的民间故事而言，已经有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和金荣华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类型索引》等三大索引，这三大索引基本上接近中国民间故事的实际面貌。刘守华教授的故事类型研究就是借助上述研究成果和方法，从微观解析和宏观扫描两方面切入，尝试考察中国民间故事的艺术世界。那么作为集体创作的民间故事作品研究，如何通过类型研究的方法与一般作家文学的研究区别开来呢？这是作者在具体的作品研究之前必须解决的逻辑问题。刘守华教授认为，类型研究的主要特点是把同一故事的多种异文集合起来进行比较、分析、综合，既可以从“大同”中看出它们共有的母题、思想文化内涵及艺术情趣等等，展现出故事的原型，在广阔的时空背景下探索民间故事的生活史，也就是故事的发生、传承、演变的情况；也可以从“小异”之处看出不同文本的民族地域色彩以及讲述人的个性风格等等，进而获得一个故事的完整印象。类型研究还有利于追寻故事的来龙去脉，民间故事的国际性和地方性特点，使学者们沉醉于这些跨民族、跨文化故事类型的比较研究，其意义不仅仅在于透彻地理解故事本身，更重要的是，可以由此探索人类文化交流、演变的秘密，这是其他文学研究所难以企及的。
全书主要由刘守华、林继富、江帆、顾希佳等四位作者执笔完成，每篇故事的分析基本采取相对统一的体例，由故事的形态描述、故事蕴涵的文化内涵、故事的艺术特色、故事的传承演变历史、中外学者对该故事研究的学术史梳理，每个故事类型的分析力求从众多文本中寻求最好的文本作为文本分析对象。但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根据故事的实际情况，各有侧重。总体来看，四位主要作者的写作在统一体例的基础上，各有特色。刘守华教授分析了“求好运”、“感恩的动物忘恩的人”、“螺女”、“仙女救夫”、“蛇郎”、“长鼻子”、“狗耕田”、“两老友”、“梦先生”、“长工和地主”等故事类型。这些故事基本上作者长期以来密切关注的故事类型，有些故事如“蛇郎”、“求好运”等进行了长时期的追踪研究，既有中国古典文献中的作品梳理，也有当代集成材料的发掘，既有本民族故事的文化分析，也有跨民族、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材料扎实，视野开阔，笔法娴熟，显示了中国当代学者故事研究的最高水平。林继富的研究以“黑马张三哥”为代表。“黑马张三哥”的故事主要流传在我国北方和西部的土族、裕固族、撒拉族、回族（新疆）、哈萨克族、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门巴族、普米族聚居区域，讲述的是具有非凡能力的伙伴远征除魔的故事。作者从100多篇故事中将该故事分析为“伙伴型”、“综合型”两个亚型，主要由诞生、伙伴、妖怪、背叛、火种等五个母题组成。作者从故事母题的角度出发进行梳理，认为该故事很有可能从印度传入藏区，然后被藏民所接受，当印度《尸语故事》传到西藏，藏族民众又将他们民族化了的同型故事吸纳进藏族化了的《僵尸鬼故事二十五则》中，北方一些民族的“黑马张三哥”故事则明显地受到藏族故事的影响。体现了作者对藏民族文化的理解。江帆的研究则表现在她对集成材料的娴熟把握，读来生动有趣，比如她对“路遥知马力”、“张郎休妻”等故事的研究，其中对故事叙事艺术的分析细腻入微，体现了女性学者的性别特点。顾希佳的研究可以说是本书的一大发现，最大的特点是对许多类型故事的古籍文献的钩沉爬梳，显示了作者的古典文献功力，他的代表研究有“人鬼夫妻”、“鬼母育儿”、“渔夫和水鬼”、“宋定伯卖鬼”、“撵城隍”、“凶宅捉怪”、“石门开”、“太阳山”、“银变”等故事的分析，比如对“人鬼夫妻”的分析，他发现，此型故事至少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定型，在曹丕《列异传》中的《谈生》就是一篇“人鬼夫妻”的故事。在“撵城隍”故事的研究中，他能够将一些田野作业的调查结合起来，也能看到故事中所体现的民间社会与封建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失为故事研究的一种拓展。
长期以来，刘守华教授专注于中国民间故事的研究，关于中国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历史梳理以及类型分析，使他能够将自己几十年来对中国民间故事的形成的感性经验与理论分析，上升为对中国民间故事的总体理解，在本书中，刘守华教授对中国民间故事的总体特点做了本土化的阐释，这是前所未有的，关键在于他的概括是建立在大量典型故事文本的分析基础之上，而不是片断的感受、经验式的随想。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动物故事不发达，汉族有限的动物故事又缺乏对动物生态的活泼表现，刘守华教授认为，这是在中国民间故事采录极不深入的情况下造成的印象。中国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傣族、壮族、佤族等有丰富的动物故事存活在人们的口头之中。在参照国际分类以及在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上构成的幻想故事的民族特色基础上，他把中国幻想故事分成：神仙与人、神奇婚姻、鬼狐精怪、神奇儿女、魔法和宝物等五大类，每一类皆有具体的故事类型包含其中。他特别分析了道教信仰与中国民间故事的关系，其中有水鬼与渔夫、彭祖型、卖鱼人遇仙型、三句好话型、凡人学道求仙型、樵夫观棋遇仙型、井水成酒型、法师舍身斗龙型、学法造反型、两法师斗法型等10个著名类型。关于生活故事，他认为，就艺术上显得成熟而又流传广远的故事类型有：呆女婿、巧媳妇、奇巧婚姻、长工和地主、打官司和断案、机智人物故事等，这些故事洋溢着民众的智慧和诙谐，是一种巴赫金意义上的“狂欢文化” 。他最后总结说，幻想故事想象构造出一个寄托人们理想愿望的光明世界，以现实生活中的普通百姓为主人公，然而帮助人们战胜邪恶，带来光明的却是神仙、宝物、魔法等神秘力量，它从包含着原始自然崇拜、宗教信仰等等的民间神秘文化传统中衍生出来。而生活故事则是由具有非凡智慧的主人公在形形色色的较量中出奇制胜压倒权威，并将“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从而饱含使叙述主体感到优越的喜剧性。它源于民间深厚的诙谐传统，叙事时虽保持着对现实生活的种种样相，实际上是对生活的“戏仿”，对当时生活秩序的颠倒，以另一种方式折射出民众的理想愿望。这是刘守华教授在长期研究过程中形成的对中国民间故事特色的总体把握，这种高度的概括应该说是站得住脚的。
刘守华教授认为，在本书中分析的60个故事类型，都是在广大的时空范围内广泛流传、艺术精美、文化内涵深厚的经典故事，在他看来，经典是需要学者阐释的，在某种意义上，何以成为经典，就是作品在不同的时代都具有被阐释的魅力与可能，他希望能够通过学者的阐释，将这些故事还原为文学经典，看到其价值与魅力，使之成为中国文学财富的一个部分。所以，在本书的写作中，他有一种关怀，也希望这些来自于民众的文学作品能够通过学者的阐释重新回到民众之中，增强民众对于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在具体的行文中，作者尽量地做到通俗、精悍，将理论的阐释化成感性的语言，叙述精练而不繁杂，以至于每一篇故事都以小标题的形式归纳概括出该故事的主要内涵（当然，并不是每一个故事的小标题都能够尽如人意，有些标题甚至还有画蛇添足之嫌，比如：为“不见黄河心不死”、“人心不足蛇吞相”等故事类型归纳的小标题，因为故事类型本身的名称就已经是民众智慧的结晶，其能指和所指是不可更改的），力图使读者一目了然。本书的作者不希望本课题的研究成为干巴巴的故事母题索引，也不希望成为纯粹学院式的刻板研究。对于惯于运用学术语言的学者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挑战和考验，至于效果如何，还是由读者评说吧。
在某种程度上，故事的类型研究具有形式的意味，如果过度地使用类型、母题的研究方法，把故事看做是类型或者母题的堆积或者排列，将故事的母题看作是与故事发展演变无关的形式因素，则是一种无视故事传承演变规律的非历史倾向。如何在故事研究中克服这一问题，也是本课题研究的一个难题。刘守华教授认为，本课题的研究是联系文化内涵探讨故事的形式结构。丁乃通从形式结构上比较了中国民间故事与欧洲民间故事的区别，在他看来，“中国民间故事在形式上较流动，在结构上较复杂。……一个中国故事能用几个类型，或者这些类型中的某一部分组成。……口传故事本来是变幻不定的，中国的民间故事尤其爱东拉西扯，一个类型连一个类型。” 刘守华教授认为，高明的口头文学家决不会“生拉硬扯”，他们将相关母题混合、串接、拉扯在一起，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总遵循着某种逻辑，或暗含着某种文化信息与特殊意趣，或者是社会生活的折射，或者是民间信仰的渗透，或者受文学传统与审美情趣的制约，在隐含的叙述逻辑中融合了民众深沉的文化心理、丰富的艺术智慧和独特的审美情趣。他指出，这才是故事在广大民众口头世代传诵不息的奥秘所在。
可以这样说，民间故事的类型研究，经过艾伯华、钟敬文、丁乃通、刘守华、金荣华等中外学者的努力，已经成为中国民间文学学科中比较成熟的研究领域，建立起了中国民间故事学大厦的基础。当然，这仅仅只是基础，相对于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而言，这些学者的研究只是开端。所以，在本书中，除了刘守华教授的几个经典故事研究之外，大部分的类型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我们尚无法看到类似于Anna Bigrette Rooth女士对于500多个欧亚大陆流传的灰姑娘故事的经典研究，我们也无法看到纵横捭阖、穷经皓首、掘地三尺的丁乃通式的故事研究。在笔者看来，对某个故事类型的精湛研究，有助于提升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的整体研究水平，有助于增强中国民间文学学科与其他学科的整体对话能力。
如何增强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的的对话力量？笔者想从刘守华教授的中国民间故事研究作为个案进行思考。刘守华教授引起学界注意的著作是《中国民间童话概说》（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在本书中，基本上沿用作家文学的研究方法。在此后的研究岁月里，他不断地发掘中国民间故事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影响等等，开拓了民间故事与道教、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民间故事的历史传承等领域，展现了中国民间故事蕴涵的深厚文化价值和独特魅力，显示了中国民间文学研究所具有的学科渗透力量，挖掘了历来被看作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文学所具有的文化史、比较文化的独特价值，当然，这些价值我们都曾经意识到，但没有人如此系统、如此全面地进行研究（相对而言）。作为不同于传统儒家意识形态的民间文学乃至民间文化，在几千年的流传演变过程中，积淀了中国下层民众的的生存智慧、人生态度、审美情趣。直至今天，我们似乎还没有清醒地思考中国民间文学乃至民间文化的研究如何为新世纪中国文化的建设提供民族传统的文化资源。我们的学术要么缺乏对民间文学各领域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要么无法为文化建设贡献独特的资源，我们又如何能够参与到其他人文学科的对话之中？
在文章的结束，我想引用刘锡诚先生的一段话：“他们（民俗学者）热心的是对具体的民俗事象的采集与阐释，而对民俗学与现实社会发展和国民现实生活的关系、对民俗文化与中国文化发展更新的关系这两大问题上，则不感兴趣，因而一向处于被孤立和被冷落的境地。是民俗学者们亲手铸造了民俗学学科的悲哀。现在恰逢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大好机遇，应该是民俗学者们走出孤立和寂寞，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 本帖由 刘晓春 于 2005-3-7 12:13 最后编辑 ]
RE:增强民间文学研究的学科对话力量
我很欣赏和拥护刘晓春先生的呼吁。现在民间文学研究的形势以逐渐好转起来。许多研究思想史、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学人在走近这被冷落的学科，已发表了非常值得重视的文章或著作。最近读了山西社科院孟繁仁和山西作家协会著名批评家、鲁迅研究专家董大中等写的董永的著作，真有点儿喜不自胜之感。近闻，复旦大学文学院在沉积了多年之后，郑元者和郑土有两位先生又在陈思和先生支持下，于开课之外，正在联手筹划编辑出版文化人类学和民间文学的刊物（年刊），该校中文系可望成为又一个民间文学的重镇之一。为凑热闹，也把我为刘守华等的故事类型研究著作写的评语（原载华中师大网）转发在这里。
刘锡诚3月7日
民间文学的精析
刘锡诚
民间故事是每一个民族独有的百科全书，而民间故事的类型化又能一中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一方面，在某些大同小异的民间故事中，因其包含着共同的“母题”，而可能形成一个故事类型；另一方面，在文化上相互隔绝的地区，可能生长着和流传着同一类型的民间故事。因此，“类型”成为一种文化上的客观存在么。“类型”是西方历史地理学派民间文艺学家首先发现和应用于学术研究中的；“类型研究”是西方民俗学家们于上世纪一百年间建构起来的一种研究方法。由于最初是以欧洲的民间故事为对象，因而应用于东方世界（包括中国）的民间故事体系中，未免显得捉襟见肘。中国是一个崇尚“文以载道”的民族国家，故带有形式主义色彩的类型理论，虽然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就传入中土，后来涉足者也不绝于缕，却长期难以与中国学术融合，即一直未能做到“中国化”或“本土化”。
由刘守华先生主编，刘守华、林继富、江帆、顾希佳合著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借鉴和吸取芬兰学派、以及美籍华人学者丁乃通等学者的成果和方法，却又另辟蹊径，从大量的中国民间故事中选择或归纳出60个习见的“类型”（以及“类型”下的“亚型”），走出形式主义的局限和困境，探究和研究民间故事的生活史和演变史，从而解读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功在使类型研究“中国化”或“本土化”。
该论著的写作，不是一蹴而就的命题作文，而是在长期研究基础上完成的学术成果，占有的资料异常丰富。
该论著的取向固然是人文学术著作，但又力求把学术性与可读性结合起来，把所论之民间故事中最精彩的异文挑选出来，在“类型”解读之外，又加以中国传统文论式的分析、评论，使其成为文化的“经典”，以便供更广泛的读者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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