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专家学者发表《甲申文化宣言》(转载)
70专家学者发表《甲申文化宣言》(转载)当今，几乎所有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企业家、作家、艺术家和人文学者都在关注和谈论全球化。这一显见的世界趋势既推动了人类现代文明特别是科技成就和企业经验的共享，也凸显出国家、民族、地区之间不同文明的差异、分歧和冲突。
鉴于此，我们响应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5位发起人的提议，应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的邀请，于2004（甲申）年9月3日—5日在北京举行“2004文化高峰论坛”，愿籍此向海内外同胞。向国际社会表达我们的文化主张。
文明多样性是人类文化存有基本形态，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起源、地域环境和历史过程各不相同，而色彩斑斓的人文图景，正是不同文明之间相互解读、辩识、竞争、对话和交融的动力。我们期待，经历过全球的洗礼，原生状态的、相对独立的多样文明将获得更为广泛的参照，更为坚定的认同。文明既属于历史范畴，既已成为不同族群的恒久信仰、行为方式和习俗，则理应受到普遍的尊重。我们主张文明对话，以减少偏见、减少敌意、消弭隔阂、消弭误解。我们反对排斥异质文明的狭隘民族主义，更反对以优劣论文明，或者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形容为不可调和的冲突，甚至认为这种冲突将导致灾难性的政治角力和战争。
文化既涵盖价值观与创造力，也包括知识体系和生活方式。文化多元化对于全球范围的人文生态，犹如生物多样性对于维持物种平衡那样必不可少，我们主张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文化传统；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同时也有权利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文化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们为世界上许多古老民族、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文化命运深感忧虑。国家不分大小，历史不论长短，国力不论强弱，在文化交往和交流方面均享有平等权利。我们反对文化沙文主义和文化歧视，并认为此类行为是反文化的。
华夏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至今仍是全体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的精神家园、情感纽带和身份认同。应当认识，中华文化五千年生生不息、延绵不断的重要原因，在于她是发生在上古时代多个区域，、多个民族、多种生态的文化综合体。她不但有自强的力量，而且有兼容的气度、灵变的智慧。当是时也，我们应当与时俱进反思自己的传统文化，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文化的优长。以发展中国的文化，我们接受自由、民主、公正、人权、法治、种族平等、国家主权等价值观。我们确信，中华文化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对于思考和消解当今世界个人至上、物欲至上、恶性竞争、掠夺性开发以及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对于追求人类的安宁与幸福，必将提供重要的思想启示。
我们呼吁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各国政府推行积极有效的文化政策：捍卫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理解和尊重异质文明；保护各国、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实现公平的多种文化形态的表达与传播；推行公民教育，特别是为成年人的文化、道德教育，以及激励国家、民族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
文化价值的体现和文明的进步，还将有待于伟大的创造和成功的实践。我们愿与海内外华人一起，为弘扬中华文化而不懈努力，愿与世界各国人民一起，为促进人类文明与社会发展共同奋斗！
许嘉璐 季羡林 任继愈 杨振宁 王 蒙
于广华 于友先 马金凤 马博敏 王 石 王立平 王纪言 王晓棠 白先勇 白淑湘
田爱习 叶嘉莹 冯骥才 汤一介 李 立 乔 羽 吕厚民 刘厚生 牛国平 刘诗昆
刘效礼 刘梦溪 朱建荣 任晓兵 许倬云 何伟康 何兹全 何超明 吴祖强 陈映真
邵 恩 杨兆麟 苏树辉 杜维明 阿不都热依木·热介甫 阿 来 贡 敏 张信刚
张继刚 尚长荣 庞 朴 周小燕 周文中 周汝昌 周颍南 金坚范 胡 恩 费明仪
高占祥 萧 马 尉天池 黄会林 黄苗子 黄俊杰 曹泽林 梅葆玖 寇世勋 辜正坤
谢 晋 焦 晃 詹建俊 满都夫 裘锡圭 熊召政 潘震宙
2004年9月5日于北京
作者：乐山 回复日期：2004-9-7 14:38:42
我们接受自由、民主、公正、人权、法治、种族平等、国家主权等价值观。
作者：欣夫 回复日期：2004-9-7 14:47:37
我们主张文明对话，以减少偏见、减少敌意、消弭隔阂、消弭误解。我们反对排斥异质文明的狭隘民族主义，更反对以优劣论文明，或者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形容为不可调和的冲突，甚至认为这种冲突将导致灾难性的政治角力和战争。
中西文化的互补整合是“全球化”的必然趋势！支持学者们的《甲申文化宣言》！
作者：战天斗地 回复日期：2004-9-7 20:12:55
稍微看了看，有演员4、5位吧？：）其他没细听。
作者：go_my_way 回复日期：2004-9-7 21:36:43
什么都说了，什么用又都没有，纯粹做秀
作者：波涛浩淼1 回复日期：2004-9-7 21:53:34
作秀
RE:70专家学者发表《甲申文化宣言》(转载)
俺们2004’民间文化论坛怎么就忘了发个《甲申民间文化宣言》泥？RE:70专家学者发表《甲申文化宣言》(转载)
作为中国知识界较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倡导的面对全球化的文化宣言，立身于中国文化，面向人类世界，其声其意堪可反思！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文化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文化作者：陈 明
《社会科学报》（上海）2004年9月2日，第四版。
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中国近代史的进程始终围绕着救亡图存的主旋律展开。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就是“抛弃旧传统，创造一种新的现代的文明以挽救中国”（周策纵）。
确实，胡适认为，“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便是评定的态度的最好解释。”陈独秀则直截了当：“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林毓生正确指出了这是一种“藉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我觉得这种思维方式的确立与新文化运动领导者对文化的两点理解有关，值得讨论。
其一，是把器物、制度、价值理解成一环环相扣之自足系统的文化整体主义。据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近化概论》的描述，“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实际几乎是辛亥革命后知识界的共识。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总结了晚清以来中土在西方冲击下关于言技、言政、言教的变革过程。他从三者实为一整体的前提出发，认为如果对于“教”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诚然，从外部视角看，一国或一族之文化明显地呈现出某种共同的风格特征。但是，这决不意味着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伦理价值观念即是三位一体。文化乃人类在生存活动中为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而创造出来的功能性符号系统。器者应于物，法者生于事，道者得于心，三者只是通过人这一枢轴而获得某种相关性。尤其制度一维，乃是对现实中各种权力与利益的规定和划分，而在这些方面社会群体间充满了对抗和紧张。制度一维尚且如此，三维之间又怎么可能如铁板一块，进而希望通过变“伦理”而革“制度”、新“技术”，收纲举目张之效呢？陈独秀、胡适在联合答《新青年》读者问时说，“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儒学确实讲“为政以德”。但它的意思是政治权力及其运作，必须以社会固有的道义及人生固有的权利为基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里的“国”、“家”都是自然形成的血缘家庭性组织，个体之“身”更是生命最基本的存在形式。以修身作为政治起点，就是作为主体的人将内在于己的“德”彰显出来，推己及人。对于政治领导者来说，它要求“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这种政治学说的社会历史背景，是以家庭作为基本生产和生活单位的小农经济时代。这样一种生产方式、生生活方式与生存方式属于客观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不可选择性，很难简单地以文化视之。
准此以观，倒是可证明儒家所提倡维护的“教化秩序”，不仅在发生学上是自然的，在适应性上也是有效的。按哈耶克的说法，它属于“自生自发的秩序”，乃“适应性进化的结果”。但是，以暴力为基础的秦汉帝国所确立的秩序，却是以皇权为轴心自上而下的专制政体，其功能是保障帝王“独享天下之利”。汉武帝鉴于秦二世而亡，故听从董仲舒的建议“推明孔氏”，在“霸道”体制中引进某些尊重社会组织原则的王道政治因素。面对以暴力肇始的政权，董氏呈现出二重性，即妥协地承认“王者受命于天”，在换取王者对天之权威的承认后，将民心转换成天意，以图对现实政治动作施加影响。这也就是历史上“政治”（或谓治统）与“伦理”（或谓道统）的基本关系。近代中华民族的危机，根本上在于服务于统治集团利益的专制制度，无法将民众有效地组织调动起来，以适应近代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进行的生存竞争。胡、陈诸人以偏概全地指“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掩盖了现实中问题的症结所在。
其二，为文化决定论。这实际是将文化整体化的逻辑必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刺激了志士仁人的爱国热情。
从胡适、陈独秀到鲁迅，均认为中国近代的失败是因为“国民性”的问题，而国民性又是受文化决定。陈独秀说儒家“支配中国人心二千年，政治上，社会上，学术上遂造成如斯之果”。“如斯之果”就是胡适说的“百事不如人”。鲁迅更说，“要我们保存国粹，先得国粹能够保存我们。”把传统文化视为陷民族于生死存亡之地的关键，打倒孔家店自然也就成为克服危机的首选方案。
人作为生物体来到这个世界，经过文化的涵泳才成为社会群体一分子，因而可以说文化相对于个体乃是被给定的，是一种“决定性”的存在。但是，这并不能动摇群体之人相对于文化的主体性。人之对效率的要求，决定了物质文化的进步；对正义的渴望，推动了制度文化的变迁；对精神需要的憧憬，导致了观念文化的发展。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不难发现，历史上的文化系统均呈现为一个与时俱进的开放性系统。文化决定论的错误在于只看到了文化对人的决定性的另一面。当一个文化不再能够应付挑战，文化的变革就是必要的了。但是，这种变革只能是在回应挑战的实践活动中才能真正完成，因为文化有效性的丧失从根本上说并不是文化本身出了毛病，而是使用该文化的人遇到了麻烦，即意志力的隳颓和创造力的沉沦。当此之时，传统文化既是“拐杖”又是“包袱”。对其消极因素加以清理批判是必要的，但这种批判不等于解决问题本身，更不意味着问题本身的解决。很不幸，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正是陷入了这一误区。
他们把“存在”的问题化约成“文化”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知识分子在现实中对社会进程本身的影响作用有限，一方面是由于近代中国的危机，很大程度上来自中华民族与诸实现了工业化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这种化约论与社会发展阶段论相结合，中西之争就成了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古今之争。于是对立二者，抑此扬彼在理智上变得更加自负，情绪上变得更加决绝。实际上，这个理论框架既无法解释历史上宋明之败于游牧民族的骑兵，其所包含的西方中心的单线进化论预设在学理上也没有合法性。循此思路设计民族的未来，按海德格尔的说法，是依从他人预先给定的可能性而不是从自身的可能性中领会自己。至于《剑桥中国晚清史》把近代殖民主义者与其他民族的利益冲突说成“文化冲突”，即使不是自我美化，也属于误导他人。
我们当然无意贬抑五四运动及其领导者，但必须指出，其爱国情怀与虚无主义话语之间是存在某种矛盾紧张需要加以疏解的。我认为，对历史采取纯粹知识论态度是不能把握历史的，因为作为历史观察者的我们原本就是这一民族生命的内在组成部分，并正因此才进入历史。如果不是对种种哲学观点滥加引用，历史在经验的直观中，首先便呈现为生命体在特定情境中以实现自身发展自身的左冲右突。五四运动即是中华民族内在生命能量在促迫之中的勃发。
陈独秀、胡适、鲁迅诸人的历史意义首先应当定位于此。至于他们的思想主张，则是生命活动这一抽象进程的具体呈现，属于第二义的存在。胡适晚年撰文谓自己提倡“全盘西化”的用意乃是为了使“古老的中国文化重复活力”。情怀与话语不加分疏，胡、陈、鲁的激烈批判就失去立场而无法理解；有此分疏，我们则可在抽象继承的原则之下，“法圣人之所以为法”，最大限度地开拓民族生命发展的可能维度。
对于过去无知的人，命中注定要重覆其错。本文挑剔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领导者在文化观念上的谬误，主要是有感于今天不少人仍在“重覆其错”。流弊所至，便是有的文化获得了过多的荣誉，有的文化则蒙受了过多的羞辱，现实的问题却反而很少触及。为了唤醒自己的主体意识，承担起建设的责任，也许我们应该提倡，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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