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鲁王》——活在口头上的英雄史诗
《亚鲁王》——活在口头上的英雄史诗——2月21日在《亚鲁王》出版成果发布会上的发言
刘锡诚
以西部苗语方言流传于贵州麻山地区的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第一部）苗汉双语对照文本和汉语整理文本，经过三年的调查、记录、整理、翻译工作，今天终于和读者见面了。我对它的出版表示热烈的祝贺！
迄今在贵州省麻山地区紫云县以口头形态流传的《亚鲁王》的被发现和记录，是2009年4月贵州省麻山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的一项重要发现，也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中新发现的一个重要成果。这部叙述和歌颂亚鲁王国第17代国王兼军事统领在频繁的部落征战和部落迁徙中创世、立国、创业、发展的艰难历程的史诗，不仅以口口相传的形式为苗族的古代史提供了不朽的民族记忆，传递了艰苦卓绝、自强不息的求生存、求发展的民族精神，而且以其独具的特色为已有的世界史诗谱系增添了一种新的样式，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史价值。
为了对这部史诗进行有效保护，该县从2009年5月起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专家的指导下实施了实地采录（部分是现场采录），并于2010年3月向文化部申报、国务院于2011年6月批准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而使这项濒临衰微的民族文化遗产在国家的层面上得到保护。
自从在非遗普查中被发现，到实施采录，以及尔后的翻译过程中，承蒙从事记录翻译的同仁、指导者和主编余未人、贵州省非遗保护中心主任周必素、中国民协领导人冯骥才、罗杨诸先生通告情况，多所交流，使我有机会较早接触到并多少了解到一些《亚鲁王》的调查和翻译工作情况和遇到的问题，并在正式出版前就陆续读到了史诗的译文，从而激发我进行一些思考。在第三批国家级非遗名录的专家评审时，根据我所掌握的史诗的一般知识和对《亚鲁王》的粗浅了解，对其英雄史诗的性质提出了肯定性的认定意见。
记录翻译这样一部史诗是一项浩繁的文化工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史诗文本，是由两个文本组成的：其一是在演唱现场所作的苗文记音和汉语对译本；其二是汉文语体文本，即意译本。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总则中规定，“保存”和“保护”两者并重。笔者以为，对于民间文学类的非遗项目来说，记录（笔录、录音、录像）保存，也许是保护的最好方式之一。记得198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专家委员会主席、芬兰学者劳里•航柯先生来华履行中芬文化协定，与中国学者合作，联合召开学术会议和进行联合调查，在我国民间文学界推行芬兰学者的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们的学术理念和保护理念，并发表文章提出，把口传的民间文学作品记录下来加以出版或存放在博物馆里，使其以“第二生命”在更广大的读者中得到传播。他说：“之所以提出要保护民间文学，并不主要是由于民间文学的第一生命，即自然生命，而主要是由于它的第二生命，即把民间文学制成文件，特别是使民间文学再度循环使用。在这一过程中，非书面的民间文学似乎总是变成了书面文学或其它艺术形式，从而在民间和地区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个过程一定要继续下去，因为这是使民间文学不囿于某一孤立团体的财产，能为世界文学甚至为反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垄断做出贡献的唯一机会。”（《民间文学的保护——为什么要保护及如何保护》，见《中芬民间文学搜集保护学术研讨会文集》第26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12月）苗族史诗《亚鲁王》的调查、记录、翻译、出版，正是“保存”和“保护”并重、以其“第二生命”使其在更广泛的人群中传播这一保护理念的体现。
史诗《亚鲁王》（第一部）的出版，我以为，至少有三方面的意义：
一、《亚鲁王》是苗族文学史上迄今发现的第一部英雄史诗，苗族文学史、乃至我国多民族文学史面临着改写。这部史诗以西部苗语方言为传承载体，其内容的主体，是以亚鲁王为首领的古代苗族一个支系所经历的部落征战和部落迁徙，也包括了从人类起源和文化起源（如蝴蝶找来谷种、萤火虫带来火、造乐器、造铜鼓）、造地造山、造日造月、公雷涨洪水等神话传说，到开辟疆土、立国创业、迁徙鏖战、发展经济、开辟市场（如以十二生肖建构起来的商贸关系）、姻亲家族（史诗写了亚鲁的12个儿子及其后代，以及他们父子连名制）等农耕文明业绩，以及以亚鲁这个英雄人物为中心的兄弟部落和亚鲁部落的家族谱系。这样的一部英雄史诗不仅在是麻山及周边地区第一次发现，而且即使在更为广阔的西部苗语方言区也是第一部。
苗族是华夏大地上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它的民间文学（口头文学）自20世纪初年以来一向受到学界的重视，且多有调查、发现、记录，并被译成汉语出版。从已经搜集记录下来并已出版的苗族叙事诗作品看，主要是以创世、人类和万物起源为内容的古歌，兼有部分记述部落迁徙的作品，但数量不多。如夏杨从1948年开始搜集、到80年代初定稿的《苗族古歌》（最早发表于《金沙江文艺》，后由德宏民族出版社1986年出版）、田兵编选、贵州省民间文学工作组整理的《苗族古歌》（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年5月），马学良、今旦译注的《苗族史诗》（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3年1月），苗青主编的《中国苗族文学丛书•西部民间文学作品选》（一、二两册，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年1月），以及贵州民间文艺研究会编印的《民间文学资料》等，正是这种情况，即以创世和人类起源为内容的“古歌”（或称“创世史诗”）居多，而以部落迁徙和部落或部落联盟战争为背景、记述和歌颂部落英雄的英雄史诗则不多见，尤其是西部苗语方言区的此类作品更属罕见。马学良于1952年记录的《溯河西迁》、唐春芳等记录的《跋山涉水歌》，都是流传于黔东南清水江一带的作品；杨芝口述、夏杨记录的《涿鹿之战》描写了包括古代苗族领袖格五爷老、格略爷老、格蚩爷老三位长老在内的涿鹿大战，显示了较为突出的史诗性质，大概是搜集于滇东北的昭通，应是属于东部苗族的史诗。苗青主编的《西部民间文学作品选》所收的关于部落和族群迁徙与战争的作品，除了几篇记录于赫章和威宁者外，大多是记录于滇东北次方言区和川黔滇方言区的作品。故而在紫云县记录的以西部苗语麻山次方言传唱的篇幅浩瀚的英雄史诗《亚鲁王》，在苗族长篇叙事诗作品中尤为珍贵。
二，英雄史诗《亚鲁王》在20世纪历次调查中均被忽视，此次普查中被发现从而填补了民族文化的空白。尽管在相关的历史文献中，曾有不同支系的苗民在麻山次方言区居留和开发，他们留下了不同时代不同支系的文化印迹，如“狗耳龙家”、“克孟牯羊”、“炕骨苗”、“砍马苗”等支系的名称，留下了立鬼竿、“以杵击臼和歌哭”的仪式，“舁之幽岩”的葬式的踪影，等等。但在20世纪以来的历次民族调查和民间文学调查中，调查者们却似乎都没有注意到黔西北的苗民中有这样一个亚鲁部落（支系），更没有提及在“亚鲁苗”中流传着一部长约26000行的《亚鲁王》英雄史诗，而这部史诗第一次出现在21世纪头一个十年开展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的工作人员的视野中。有材料认定“公元前2033年至公元前1562年，苗族史诗亚鲁王就有了雏形”，这种断语也许还需要更多的如王国维所说的地上和地下的材料来证实，但史诗以漫长的生命史延续到今天仍然以口传的形式在歌师中代代传递，200余个亚鲁苗的王族后裔的谱系及其迁徙征战的历史故事仍然能栩栩如生地从歌师们的吟唱中飞流而出，给后代留下了一部“活态”的民族百科全书，这就不能不让人们感到惊异。
1902年日人鸟居龙藏到黔西做过调查，撰写了一部汉译本长达505页的《苗族调查报告》（上下两册，国立编译馆译，民国24年），他根据《黔苗图说》里记载的苗族的主要居住地的贵州省，苗族分支为82种，并确认《亚鲁王》中写到的“鸦雀苗”这一支系（部落）的居地在贵阳府。但鸟居龙藏并没有提到贵州82个苗族支系中有《亚鲁王》的流传。
40年后，芮逸夫、管东贵于1940年在川南叙永的鸦雀苗中调查撰著的《川南鸦雀苗的婚丧礼》[资料之部]（[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二十三，1962年，台北）中，也没有提到“鸦雀苗”中有此史诗或古歌的流传。史诗中描述的这个与亚鲁部落同时并存的“鸦雀”部落，是亚鲁王五哥鸦雀王所统辖的一个兄弟部落。鸦雀王帮助12岁上继承了亚鲁王国王位的亚鲁环征并夺回被卢呙王夺去的疆域，之后便率领本部落走出疆域，“不知去向”（见《亚鲁王》第81-82页），给读者和历史留下了悬念。“鸦雀苗”这个族名，始见于清·爱必达著《黔南职略·卷三十一》（乾隆十五年）一书，后又屡见于《黔书》、《黔书职方纪略》、民国《贵州通志》等。清代的《百苗图》里不仅有鸦雀苗的人像和服饰，而且有文字说明：“鸦雀苗 在贵阳府属。女子以白布镶其胸前、两袖及裙边。居山种杂粮食之。亲死，择山顶为吉壤。言语似雀声，故名鸦雀苗。”其故地，除了旧贵阳府属外，看来，川南的叙永和贵州的大方（今还有羊场、马场等史诗中描写的古地名）等地，大概就是亚鲁时代“鸦雀苗”部落的最后落根之地。
20世纪50年代初进行的民族大调查，苗族部分主要的调查地，是黔东南的台江、从江等地的苗族，调查者没有涉足生活于更为封闭的黔西地区，故而没有为紫云县苗族的生活史和史诗留下笔墨。作为史诗流传地的麻山一带苗族支系的历史及其演变、生产生活方式状况、风俗习惯、服装服饰、民族特性等，都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史诗中提供的历史发展框架和生活细节，给我们今后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民族历史、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的研究，无疑也给我们研究和阐释这部史诗莫大帮助。大约一年前，史诗的记录翻译者杨正江先生来访，在舍下看到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中100年前拍摄的“打铁苗”的人物照片的背景是一片竹垣时，禁不住在我面前喊出：“我们就是打铁苗！”如今我们在《亚鲁王》中看到“东郎”杨光东的照片的背景，正是一片纹路清晰的竹垣。“打铁苗”这个历史上的称谓，可能是“他称”，但反映了这个苗族支系的生产方式和居住习俗，至今依然。这不过是一个很有趣的事例。
紫云县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中发现了这部史诗后，立即邀请专家进行指导，对这部史诗进行了抢救性记录。尽管我们看到的，还仅仅是这部口传史诗的第一部，但就其内容和篇幅来看，它应是历年来在贵州、云南、四川三个苗族主要分布区搜集到的长篇叙事诗、迁徙史诗和英雄史诗中规模最为宏大的一部，比此前篇幅最长的《逐鹿之战》（533行）要长得多，堪称是苗族民间叙事作品中迄今篇幅最为宏大的一部英雄史诗。
三，《亚鲁王》的问世，为中国文化多元化增添了新的元素，为已有的世界史诗谱系增添了一个新的家族。尽管《亚鲁王》的形成时代还有待以唯物史观的科学态度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但目前我们就可以明确的一点是，它在传承过程中虽然受到汉民族文化的影响，和道教文化的浸染，却与汉代以降持续呈现强势的儒家思想无缘，作为一种独立的民族文化的代表性符号，《亚鲁王》的被发现和问世，为中国文化多元化格局增添了一份新的元素。从世界范围来看，已经发现并记录下来付诸出版的英雄史诗，大都出自北半球，而且自西而东一路下来形成一个辽阔的史诗流传带。这些史诗大多是游牧民族的作品，靠着被称为“游吟歌手”的弹唱诗人或流浪诗人的游吟传唱而得以传承和保存下来。恩格斯说荷马史诗是“希腊人从野蛮时期进入文明时期所带来的主要遗产”（《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说是以军事民主制为标志的英雄时代的产物（《马克思《路易士·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而《亚鲁王》所展示的，尽管也是从蒙昧（如对龙心的崇拜）走向文明、从分散的小部落走向大的部落联盟时期的产物，但不同的是，它不是游牧民族而是农耕民族的作品，他们的传承和演唱者，不是游吟诗人和流浪歌手在大草原上流浪游吟，而是在氏族或聚落成员死亡时，在发丧死者的仪式上由职业的歌师演唱的。从形式看，《亚鲁王》的演唱与发丧仪式的进行是紧密相连的，并成为发丧仪式不可分割的有机构成部分；从功能看，《亚鲁王》的演唱作为向民族或部落成员传授民族或部落历史记忆。故而我们有理由说，《亚鲁王》与已有的大多数英雄史诗不同，它为已有的世界史诗谱系增添了一个新的家族。
我们看到的仅仅是史诗《亚鲁王》的第一部，还没有看到作品的全貌。我们期待着第二部、第三部的问世！
2012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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