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与乐舞》
复远古艺术真相，探中国诗歌源头
——读《乐舞与仪式——中国上古祭歌形态研究》
刘怀荣
中国历史的悠久与诗歌的发达，均是世界著名的，但是由于上古史料的严重缺失和我们传统的学术观念使然，加上学者们多有畏难的心理，因此，研究上古艺术与探讨中国诗歌发生源头的著作向来并不多见。张树国博士新作《乐舞与仪式——中国上古祭歌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6月版），知难而上，紧紧抓住上古艺术诗、乐、舞三位一体，宗教、伦理、政治及人生浑然难分的文化特点，对中国远古艺术与诗歌起源及相关问题进行了独具特色的研究，在上古祭仪、乐官制度、仪式生活、仪式美学等诸多方面均有创获，在先秦诗、乐关系的研究方面，尤多新见。是上古诗歌研究方面非常引人注目的一部力作。就笔者所见，该书具有如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能够充分利用存世文献和考古材料，把祭仪与祭歌及其宗教伦理功能与艺术特征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对上古祭歌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言必有据，不尚空言，表现出严谨的态度和良好的学风，这是本书第一个特点。上古祭仪本是祭歌产生的最直接的背景，也是探讨祭歌不可回避的重点考察对象，但史籍所载简而不详，对现代人来说，实有“烟涛微茫信难求”之困惑，把握不好，即可能有主观臆断之嫌。作者对此显然是了然于心的，这从全书章节构成即不难窥见一斑。作者把《山海经》、《九歌》、周初史诗、《大武乐章》、《商颂》等存世文献作为研究的重点，同时，又能从先秦时代神话、宗教、政治等多种文化现象出发，将宏观的观照与微观的考证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而使书中关于祭仪与祭歌的研究皆能落到实处，这是作者能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所发现的根本前提。如第三章“《山海经》中的古帝、山川、图腾祭仪”，作者立足于《山海经》这部典籍，首先对其中的帝系进行了梳理，进而结合考古发掘所见，指出《山海经》中所说的“台”就是上古时代的祭坛，《山海经》经常提到的钟、鼓、磬石等乐器，“主要用于山川祭祀”（57页），而《山海经》中有关凤凰、鸾鸟及五彩鸟的记载反映的则是与祖先崇拜相关的上古图腾祭仪，这在《诗经》的某些篇章中还有相应的表现。“从中可以初步了解到图腾歌舞在上古祭祀文化中的应用，同时也传达出上古先民那种诗意的存在状态”（71页）。由于作者使用了神话传说、考古实物、存世诗篇、古文字、古图画（出土的象牙板图画）及后代信仰（如凤凰信仰）等多种可以确证的证据，使本来渺茫模糊的上古祭仪与祭歌变得清晰、具体了。又如关于三代文化的特点，历来学者多有不同的论述，作者则通过具体的研究发现，“仪式本身具有祀神、祭祖、求雨、娱乐等功能，既是宗教的，伦理的，政治的，也是艺术的。”（2页）而“通过艺术的方式解决宗教伦理和人生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周代文化的特质。”（225页）。这一观点虽然不是作者首先提出，但是对这一观点进行系统论证、具体阐发却无疑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
本书的另一特点是不盲从权威，不因循旧说，一切从事实和材料出发，因而在很多具体问题上均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如关于巫官文化与史官文化的发展演变问题，前人曾有上古巫史不分，进入夏商周三代之后，巫逐渐为史官、卜官、礼官所取代（参张紫晨《中国巫术》7－8页，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0年版）的观点，近年也有学者指出巫师与音乐、舞蹈，尤其是鼓乐有密切的关系（参童恩正《中国古代的巫》，《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5期）本书作者则进一步指出，巫、史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巫在西周、春秋时代，被祝、宗、史所取代，“在信仰领域，巫术为宗教所取代；在现实世俗事务之中，巫官也为史官所取代；而在祭祀祖先、娱乐神灵领域，巫官也为乐官所取代。”（43页）明确了乐官与巫官之间的继承关系，这对于考察乐官制度、探讨乐歌功能与艺术特征都是有意义的。
又如关于“颂”之本义，清人阮元、近人王国维均有高论，且长期以来为学术界所认可，作者通过研究指出，“阮元认为‘颂’为‘舞容’，这是一正确的见解。但以‘风雅’为‘弦歌笙间’，如后世之‘弹词’则不尽然。事实上风雅之中也包含了许多歌舞的成份。”（129页）而对王国维“颂之声较风雅为缓也”的说法，也大胆地作了批驳。（131页）此外，如在《商颂》作年、《九歌》的祭祀特点等问题上，作者也不乏新见。
对仪式生活、乐官制度、乐器特点及仪式美学的关注，是本书又一个特点。祭歌既与乐、舞三位一体，便需有乐器的配合才能演唱，而乐器的使用者即乐工又是由完备的音乐制度来源源不断地培养出来的。如果说这一制度在早期是为了适应祭祀祖先、神灵的公共祭典仪式而产生，那么，到了礼乐文化盛行的周代，它也被用于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礼仪活动，“周代贵族阶级善于以艺术的形式来编织君臣、宗族之间的伦理纽带”（194页），典礼仪式上的乐章往往具有强调“人‘合群’的本能和对宗族意识的认同”（196页）的功能。因而，在记录古代祭仪与祭歌的文献之外，仪式生活、乐官制度、乐器特点等等，实际上构成了我们考察上古乐歌的又一视角。本书最后三章，即从这一视角对上古祭歌的研究作了进一步的拓展，这是作者的重要贡献之一，在以往的同类著作中还不多见。尤为精彩的是，作者结合周代钟铭和钟这一乐器，对上古仪式美学的最高境界——“和”所作的论述。他认为各种钟乐器，尤其是编钟，均以“和”为最高标准，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神人以和”、“为政以和”、音乐的“中和”思想及“道德”的“和德”观念等等（235－241页），这一切又构成了儒家中庸哲学及中国中和美学思想产生的前提，从发生学的意义上来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本书是作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从引证材料的丰富，参考文献的广博，考证的精细与理论的思辨等多方面来看，均不愧为一部优秀的著作。它对中国早期诗歌发展及诗歌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但毋容讳言，书中部分章节还有深入的余地，比如关于《诗经》中与仪式典礼相关的诗篇及仪式生活等问题的研究，均未能全面展开，好在这并不影响本书的学术价值。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能读到作者更精美厚重的篇章，我们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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