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勃 发表于 2009-8-1 22:10:00

[康保成]韩愈《送穷文》与驱傩、祀灶风俗



  《送穷文》写于唐宪宗元和六年春,时韩愈45岁,任河南令。

  韩愈在经历了一番坎坷之后,终于官运亨通。35岁那年,韩愈被擢为四门博士,翌年又拜监察御史。虽然不久被贬阳山令,但元和三年被召还国子博士,分司东都,改真博士,升河南令。然而,《送穷文》却把作者一肚皮的牢骚发泄得淋漓尽致。文章借“主人”与“穷鬼”的对话,表白自己四十余年智穷、学穷、文穷、命穷、交穷,恳请“五穷鬼”离去。岂知“退之送穷穷不去” ,“五鬼”非但无意远离,反而“抵掌顿脚,失笑相顾”,表示“虽遭斥逐,不忍子疏”;“主人于是垂头丧气,上手称谢”,“延之上座”。自嘲的笔调,戏剧性的对白,诙谐的风格,奠定了《送穷文》的文学成就并使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韩愈死后30年,其友人段文昌之子成式便撰《留穷辞》,与韩文一送一留,“反之胜也”。五年后,成式复作《送穷祝》(一名《送穷文》)。“唐宣宗时,有文士王振自称‘紫逻山人’,有《送穷辞》一篇,引韩吏部为说,其文意亦工。”    北宋王令亦有《送穷文》,言“在昔有唐,贤曰韩公;立尔名字,俾传无穷”云。金李遹《送穷》诗说:“昔年曾作《送穷》诗,接柳离恨拟退之。”明谢榛《四溟诗话》卷四记:“正月晦日,侍晋川园亭,因韩退之、段成式曾于是日皆作《送穷文》,予赋《留穷诗》,以述其志。”如此等等,不暇备举。

  韩愈一生三贬三迁,几经沉浮,终于吏部侍郎。这与许多文人相比,算是幸运的。然而他的牢骚怪话,却说得最多。元王若虚云:“韩退之不善处穷,哀号之语,见于文字。”又说:“退之不忍须臾之穷。” 其对韩愈的谴责之意,溢于言表。

  其实发牢骚不见得是坏事。《离骚》是屈原发牢骚,《史记》是司马迁发牢骚。若文人安于现状,不发牢骚,便没有文学。当然,与屈原、司马迁相比,韩愈仅遭逢了“须臾之穷”。但倘若他忍气吞声,也便没有韩愈。清人林云铭说得好:《送穷文》“总因仕路淹蹇,抒出一肚皮孤愤耳”,“末段纯是自解,占却许多地步。觉得世界中利禄贵显,一文不值。茫茫大地,只有五个穷鬼,是毕生知己,无限得力。能使古往今来不得志之士,一齐破涕为笑,岂不快绝!” 《送穷文》之所以使众多文人产生共鸣,大抵在乎此。“非诗能穷人,穷者诗乃工。” “第天畀文士,例多命穷,而措大不能忘其愁思之声与怨刺之言耳。” 韩愈散文的艺术魅力大抵在乎此。


  旧说多以韩愈《送穷文》与杨雄《逐贫赋》类举,唯王若虚指出二者之不同:“退之《送穷文》,以鬼为主名,故可问答往复。杨子云《逐贫赋》但云呼贫,与语贫曰唯唯,恐未妥也。” 但这仍只说到表面。实际上,《送穷文》设人鬼问答,是基于唐代民间“送穷”仪式而加以衍发、创作的。

  宋魏仲举刊《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引洪兴祖注云:“予尝见《文宗备问》云:颛顼高辛时,宫中生一子,不着完衣,宫中号为‘穷子’。其后正月晦死,宫中葬之,相谓曰:‘今日送却穷子’。自尔相承送之。”又唐《四时宝鉴》云:“高阳氏子,好衣弊食糜,正月晦巷死。世作靡弃破衣,是日祝于巷曰:除贫也。”洪氏以为此即《送穷文》所本。按《荆楚岁时记》:“晦日送穷。”杜公瞻注:“按《金谷园记》云,高阳氏子瘦约,好衣敝食糜。人作新衣与之,即破裂,以火烧穿着之,宫中号曰‘穷子’。正月晦日巷死。今日作靡,弃破衣。是日祀于巷,曰‘送穷鬼’。” 杜注所引较《文宗备问》二书早而详,当为韩文所本。

  唐于正月晦日送穷之俗,当时诗文中或有记之,但多语焉不详。如姚合《晦日送穷》诗云:“年年到此日,沥酒拜街中。万户千门看,无人不送穷。”此诗与杜注“祀于巷”相合,云“万户千门”者,可见送穷风俗之盛。李郢《正月晦日书事》云:“诗书奴婢晨占鹏,盐米妻儿夜送穷。”记送穷仅在夜间进行。幸段成式《送穷文》尚存,与韩文相互发明,可窥知唐代送穷风俗之概况。段文云:

  予大中八年作《留穷辞》,词人谓予辞反之胜也。至十三年客汉上,复作《送穷祝》。是年正之晦,童稚戏为送穷船。判筒而槽,比箨而闾,细枲缠幅楮,饰木偶,家督被酒,请穰穷,将酹地歌舞,予谓穷曰……

  以下尚有主人对穷鬼所言,不具引。据韩文,送穷时要“结柳作车,缚草为船”,段文亦有“送穷船”,二者可互为印证。虽段文言“童稚戏”云,然所戏必模仿乡俗无疑。段文未提“作车”,但言“比箨而闾”者,显系陆地行走,非车不可。结合《荆楚岁时记》注及姚合诗推测,唐时送穷,各家先将以木偶装饰成的“穷鬼”请出家门,于巷中祝祷一番,再用牛车载之河边,请上船去,送往他方。韩文言主人“三揖穷鬼”,可见这“穷鬼”必有偶像,段文“饰木偶”可补韩文之阙。韩文、段文均记主人(予)对“穷鬼”所言,实在是对民间送穷时所念咒辞祝语的改造而已。韩文独出心裁,杜撰出“穷鬼”对白,使文章波澜陡起,妙趣横生,则为段文所不及矣。宋王令《送穷文》全仿韩文,设穷鬼答词,又属效颦。

  唐陈惟岳画有《送穷图》,宋董逌《广川画跋》云:“其画穷女,形露渨涹,作伶仃态,束刍人立,曳薪船行,绳引 鞄,帆系栙 ,裹以 ,荐之醭 ,周遍室居,开门送之。又为富女,作嫈嫇象,裁槻为衣,镂木为质,载之 舰,饰以缨络。主人当户,返导却行。引阶升堂,拜献惟谨。” 此画题“送穷”,又兼迎富。贫为草束,富为木镂。且二鬼均为女形,值得注意。段文言送穷须以“歌舞”,此言“作伶仃态”“曳薪船行”云云,可想见当时舞姿。又言“引阶生堂,拜献惟谨”,与韩文“上手称谢”、“延之上座”相类。但韩文系送穷不得而留之,此二者不同处。然唐时送穷颇富戏剧性,于此可见。

  唐以后,送穷风俗一直在民间流行。宋人《临江仙》词云;“正月月夕尽,芭蕉船一只。灯盏两只明辉辉,内里更有筵席。奉劝郎君小娘子,饱吃莫形迹。每年只有今日日,愿我做来称意。奉劝郎君小娘子,空去送穷鬼,空去送穷鬼。” 此言送穷为晚间,与李郢诗“夜送穷”相合。又言“芭蕉船”者,当为南方之地。而“穷鬼”显为一男一女,恐从“社公社母”而来,详后文。宋代还有正月六日送穷之俗,陈元靓《岁时广记》引《岁时杂记》:“人日前一日,扫聚粪帚。人未行时,以煎饼七枚覆其上,弃之通衢以送穷。” 可见“送穷”尽可因时地而宜,不拘于一。

  明陈耀文《天中记》卷四:“穷九:池阳风俗,以正月二十九日为穷九,扫除屋室尘秽投之水中,谓之送穷。”按“穷九”即“穷鬼”。“九”为“鬼”,孙作云、于省吾先生早已指出。 佛经有“鬼子母”,亦曰“九子母”;周时“九侯”一作“鬼侯”,均可证。一般人不知九即鬼,遂将晦日送穷提前至二十九,以应“送穷”之说。

  明清时期,各地送穷风俗虽异,但多少仍存有唐宋旧俗的遗迹。在山西朔州,正月初五“俗称破五,以彩纸剪作裙衫,装女子形,于五更送之街头,曰‘送穷媳妇出门’。” 这和唐《送穷图》女性贫鬼一脉相承。山西临潼也“以正月五日为送穷节,家家剪纸人,送之门外而掷之。是日人人必饱食,谓之填五穷。” “人人必饱食”与宋词“饱食莫形迹”相承,折射出广大群众食不裹腹的悲惨现实。此言“五穷”者,亦源于韩愈《送穷文》。湖南巴陵也在正月初五送穷:“乞儿尤忌此日,多索不可斥詈。”

  广东不少地方保持着正月晦日送穷的旧俗,如吴川、新宁、东莞、花县。但以正月初三送穷者更多。如康熙《乳源县志》卷八:“初三日扫门庭,以其敝帚置箕,掷纸钱弃郊地,以送穷鬼。妇女以糕饼、桔子相馈。”民国《赤溪县志》卷一:“自除夕至初三日始扫地,妇女早起扫除,携香纸送于路旁,谓之送穷鬼。是日男女不出门,恐遇穷鬼。”此外,高州、茂名、龙川,以及广西、江西的许多地方,也在正月初三送穷,其方式多是将堂室尘秽送之水浒。较之唐代,显然趋于简化了。韩愈《送穷文》的民俗学价值,于此可见。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将送穷与驱傩或祀灶视为一事。如同治《瑞州府志》卷二:“正月三日侵晨,束刍像人,以爆竹锣鼓,欢噪逐鬼,曰送穷,即古傩遗意也。”又《湖北通志》卷二十一:“祀灶,则各属皆于小除日或二十三日进行,先以竹杖扫户宇,弃其尘于道旁,谓之送穷。”那么,送穷与驱傩、祀灶之间,究竟有何内在联系呢?


  浅见以为,晦日送穷,是在上古驱傩、祀灶神的影响之下,于中古时期产生的一种民俗活动。先看送穷与驱傩的关系。

  驱傩风俗早在商周时已形成,《周礼》等典籍记之甚详。据《说文解字》,“傩”的本字为“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 ,见鬼惊词。……此驱逐疫鬼正字,击鼓大呼,似见鬼而逐之,故曰 ,为经传者皆以‘傩’为之。故“傩”的本义即驱逐疫鬼。这是驱傩与“送穷鬼”之间最本质的内在联系。

  据《荆楚岁时记》注引《金谷园记》以及《文宗备问》、《四时宝鉴》,所送“穷鬼”为高阳氏子。高阳氏即古帝颛顼。汉人伪托孔子所作《礼纬》之《稽命徵》、《斗威仪》篇,王充《论衡》中的《订鬼》、《解除》篇,《后汉书•礼仪志》注引《汉阳仪》,蔡邕《独断》,以及《玄中记》、《搜神记》等书,均记有颛顼氏之子死后为疫鬼,“居人宫室,善惊小儿”,于是“正岁命方相氏帅肆傩以驱疫”的传说。据此,古代神话传说中送穷与驱傩的对象,均是高阳氏(颛顼)之子。但“疫鬼”传说在前,“穷鬼”在后。“穷鬼”显从“疫鬼”衍生而来。

  从“疫鬼”衍生出“穷鬼”,恐怕还有语言上比附的原因。《大戴礼•帝系》云:“颛顼产穷蝉。”《史记•五帝纪》:“帝颛顼生子曰穷蝉。”上古神话又有穷奇,为四凶之一,一说即共工,是恶神。但在《后汉书礼仪志》中有“穷奇、腾根共食蛊”语,知穷奇在汉代已成为为民逐疫鬼之吉神了。明嘉靖八年《蕲州志•祠庙》载:“神高阳氏三子,乡市皆崇重之,即古大傩为民逐疫者。”这说得恐怕就是穷奇。姑且推测,“穷鬼”即从穷蝉、穷奇附会而来。

  然而从根本上说,“疫鬼”传说在前并流行较广,反映出人类对生命本体存在的关心胜过逐穷求富的要求。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医学的发展,人们进一步要求五谷丰登、子孙繁盛、岁岁平安。总而言之,人们不仅只要活着,而且要求活得幸福美满。这样,逐穷求富的内容便渗入到驱傩活动中。敦煌遗书伯3468号《驱傩词》所记有“贫儿之鬼”,正可表明送穷与驱傩之间的关系。同时,汉以后儒家独尊,驱傩的活动只有愈渐世俗化,才能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明黄道周《月令明义》卷一云:“傩者,敬畏而除之也。”他接着总结傩的六项宗旨,其一便是“发仓廪,赐穷赈灾”,并云“是亦鬼神之事也。”从逐疫鬼到送穷鬼,或者是原始驱傩活动中掺进送穷内容,便是在以上双重背景下造成的。毫无疑问,韩愈《送穷文》的出现,标志着儒家知识分子对民间宗教思想的认同与改造。

  韩文谈到“穷鬼”的书目时说:“在十去五,满七除二。何以“穷鬼”偏偏是五个呢?

  《管子•轻重》甲:“昔尧之五吏五官,无所食,君请立五厉之祭,祭尧之五吏。”按,厉即鬼。《左传•成公十年》:“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又《昭公七年》:“今梦黄熊入于寝门,其何厉鬼也?”可知五厉即五鬼,五厉之祭即驱傩。《论语•乡党》:“乡人傩,朝服立于祚阶。”《礼记郊特牲》记作“乡人禓”,可见禓即傩。《太平御览》卷五二九引《世本》:“微作禓,五祀。”以此推之,五祀亦即五厉之祭,亦即驱傩。唐宋以后民间有“五通鬼”,如《唐诗纪事》卷六六郑愚《大沩虚佑师铭》:“牛阿房,鬼五通,专觑捕,见西东。”柳宗元《龙城录》上《龙城无妖邪之怪》亦载柳州有“五通鬼”。清康熙时汤斌巡抚江南,尽毁苏州诸处五通祠。又明清江南乡傩有“打五猖”,至今仍在贵州、湖南、江西等地流行。丁山先生认为“五通鬼”即“禓五祀”、“五厉之祭”的变相,“打五猖”即上古驱傩的变相。 按《管子》所云,“五厉之祭”乃因“无所食”而立,正可与颛顼子“好食糜”的传说、段成式《送穷文》所云“馋 历戚”“ 荤瀹饼”、宋人《送穷词》“饱吃莫形迹”等相印证。因此,韩愈《送穷文》所云“五鬼”,实即从上古神话与驱傩风俗衍袭而来。

  至于五个穷鬼的名称:智穷、学穷、文穷、命穷、交穷,便是韩愈的杜撰了。至此,从上古神话、驱傩衍生而来的送穷风俗,便上了儒家的印记,“五穷”也几乎成了比喻文人坎坷境遇的专用名词。“何必送五穷,呼收结车柳。”(程俱江《再和戏答》)“五穷虽偃蹇,二竖已奔忙。”(陆游《闲中乐事“之二》“短衣穿肘不掩胫,五穷相与为雷陈。”(周权《次韵徐景端席上》)“高楼人散酒樽空,漫拟新文送五穷。”(边元勋《瀛台春望》)毫无疑问,这一声声呼唤、沉吟,只与他们的科场奋斗、宦海拼搏相联系;而只有民俗中的“五穷”一词,才较多地保持了它的原始意义。


  不少地方把送穷与祀灶视为一事。太巧了,灶神原来也是颛顼之子!许慎《五经异义》引《古周礼》云:“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祀以为灶神。”可以推测,在上古神话中,傩神穷蝉与灶神必为同一人。《东京梦华录》记除日禁中大傩,即有“钟馗、小妹、土地、灶神之类”。元方回《岁除次韵全君玉有怀》诗云:“乡傩礼失求诸野,小鬼应犹畏灶君。”明清江南一带,每逢腊月二十四日,“丐者涂抹变形,装成男女鬼判,叫跳驱傩,索乞钱财,俗呼跳灶王 ”。 这些习俗,必源于上古傩神与灶神的二位一体。而丐者求乞,又隐隐透露出与送穷风俗相类的消息。

  《后汉书•阴识传》注引《杂五行书》:“灶神名禅,字子郭,衣黄衣,夜披发从灶中出,知其名呼之,可除凶恶。”《酉阳杂俎》云:灶神“又姓张名单”。按,禅、蝉、单三字形、声皆近,可互为假借。故丁山先生考证,穷蝉即是灶神。 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

  灶神祝融亦即火神,起源于远古先民的太阳崇拜。融者,化也。《诗•大雅•既醉》:“昭明有融,高朗令终。”言阳光渐高渐烈,将草木上的露珠晒干了。古神话有十日并出,弈射九日的故事,显然也起源于太阳崇拜,当与灶神、火神有关。更巧的是,这位射下九个太阳的后羿,名为有穷氏,亦称“有穷鬼”!《山海经•西山经》:“东望衡山四城,有穷鬼居之,各在一搏。”郭璞注:“搏犹肋也,言群鬼各以类聚,处山四肋,‘有穷’总其号耳。”倘非郭注,我们简直要把“有”字忽略,直称“穷鬼”了!《辞源》(修订本)“穷鬼”条,即将“有穷鬼”与韩愈《送穷文》中之“穷鬼”混为一谈,释为“传说中使人贫困的鬼”。因此,可进一步确认,“穷鬼”之称,既源于对上古神话的承传,亦有语言上比附的原因,可列表说明如下:

  上文已述,民间“穷鬼”多为女性。这可能与灶神的传说有关。《庄子•达生》:“然则有鬼乎?曰:有沉有履,灶有髻。”司马彪注云:“髻,灶神,著赤衣,状如美女。”《酉阳杂俎》也说:“灶神名隗,状如美女。”

  值得注意的是,“著赤衣”当与《金谷园记》“人作新衣与之,即破裂,以火烧穿着之”有关联,透露出穷鬼亦即灶神,其原始神格是火神。火神形红,又被民间附会成“着赤衣”之女性。

  在祀灶神时掺入逐穷求富的内容,滥觞于汉代。《后汉书•阴识传》载:汉宣帝时,阴子方因祀灶而“暴至巨富”,“故后常以腊日祀灶神”。魏晋以后,“晦日送穷”相对独立,但仍可看出与祀灶的关系。《抱扑子•微旨》:“月晦之夜,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状。”《酉阳杂俎》前集卷十四:灶神“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状。”可见晦日送穷亦带有祀灶神的意味。

  应当指出,晦日亦即穷日。《礼记•月令》:十二月,“是月也,日穷于次,月穷于纪,星回于天。数将几终,岁且更始。”宋张 《月令解》:“十二月之表在丑,曰星纪,盖月当建丑。日月星辰之行至此月皆周于故处,既会之后,于是又分行焉。至次年建丑之月复会如初,周而复始。次,舍也;纪,会也。日曰穷日,尽于此;月曰穷月,尽于此。”据此,穷日之“穷”,乃穷尽意也。故每月晦日均可称“穷日”。但中古尤重正月,《荆楚岁时记》注云:“按每月皆有弦望晦朔,以正月为初年,时俗重之,以为节也。”故中古送穷常在正月晦日。

  实际上,宋以后民间送穷多在岁末或年初进行。王令《送穷文》写于十二月三十日。河南洛阳到清代尚有腊月末送穷习俗。 广东客家地区流行的一则民间故事说:旧时有个姓李的穷妇女,改嫁给一个财主,她的前夫于年三十向她讨钱,李氏把他锁入柴房,不想第二天饿死了,李氏怕招来祸殃,在年初三用火焚尸,同垃圾混在一起送到河边去。邻居问她干什么,她说:“送穷鬼,送穷鬼,家里正晓发财。” 这个故事中的荒诞因素姑置不论,但从中不难看出送穷习俗与辞旧迎新相联系的事实。宋代祭灶神就有辞旧迎新的因素,《乾淳岁时记》云:“二十四日谓之交年,祀灶,用花饧米饵。”驱傩也一样。卢植《礼记•月令》注:岁末大傩,“所以逐衰而迎新”。敦煌遗书伯3270号《驱傩儿郎伟》:“驱傩岁暮,送故迎新。”所以,尽管儒家思想将民间宗教观念日渐冲淡,但送穷、驱傩、祀灶活动,却仍然可以在非鬼神的世俗世界中找到它们共同的容身之处。


  韩愈不信鬼神,但又非全然不信。他那篇《原鬼》写得扑朔迷离,便是明证。《送穷文》写主人对穷鬼恭敬有加固然是自嘲,但也与民间对鬼神敬、畏兼有之心态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送、迎结合的祭祀仪式有关。在上古神话中,鬼神常常善恶不定、亦善亦恶。高阳氏之子可以是人们驱赶的疫鬼、穷鬼,也可以是帮助人们驱逐疫鬼的傩神。灶神可上天言人罪状,带来祸患,,也可以使人“暴富”。《送穷文》设穷鬼对主人言:“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天下知子,谁过于予”,乃言穷鬼之“善”。正如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六所说:“余观韩退之《送穷文》,历述穷鬼之害,至末乃云‘吾立子名,百世不磨’,是到底却得穷鬼力。”韩文辩证法思想,与民间以鬼神亦善亦恶之心态,在精神上何其相似!以此可见,这篇发牢骚的“游戏”之作(李石《原鬼》注语),反过来对民俗活动产生影响,不是偶然的。

  综上所述,《送穷文》深深植根于当时的民俗活动中。忽略这一点,就难免得出未为允当的认识与评价。明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四云:


  裴晋公《与人书》:“昌黎韩愈,旧识其人,信美才也。近有传其作者云,不以文为制而以为戏可乎!”盖谓《毛颖》、《送穷》等作也。五代刘昫修《唐书》,至以韩文为大纰缪,亦指此类。今遍读唐三百年文集,可追西汉者仅《毛颖》一篇,《送穷》亦出杨雄《逐贫》上,而当时议论如此。匪昌黎自信,戛乎难哉!

  《送穷文》“为大纰缪”乎?抑或“可追西汉者”乎?不妨让我们回顾前文,另作回答吧。

  除《送穷文》外,韩愈的其他作品,文如《讼风伯》、《祭鳄鱼文》、《潮州祭神文》、《袁州祭神文》、《祭竹林神文》、《曲江祭龙文》、《南海神庙碑》、《黄陵庙碑》;诗如《贞女峡》、《刘生诗》、《月蚀诗效玉川子作》、《谴谑鬼》、《赛神》、《华山女》等,多少都含有民俗与宗教的因素。深入剖析这些作品,是进一步了解韩愈,正确评价韩愈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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