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发布关于本次会议的综述
2003年8月13日 星期三网络时代的学术对话：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民间文化
施爱东
7月10日至16日，一次别开生面的网络学术会议——《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民间文化》，在互联网上拉开帷幕。该会议在第一天就集中了中国海峡两岸以及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近60名青年学者和200多名民间文化爱好者的踊跃参与。沿着屏幕背后的“语言之线”，各方学者华山论剑，激烈交锋，体现出网络时代学术对话的迅捷、便利、互动和率真，据报道，本次会议很可能是国内第一次人文学科的网络学术会议。
神话理论与现实存在
许多论文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神话理论与现实存在的错位现象作为反思目标。中国社会科学院吕微《现代神话学与经今、古文说》指出，中国现代神话学是在引进西方学理与继承本土学统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根据“中国神话历史化”的假说，现代学者抛弃了“语境化”研究方法，而以“文本间”研究方法作为主要手段，“神话历史化”的命题一方面证明了西方理论的普遍有效，但在中国与世界之间建立起材料的同一性关系的同时，也强化了文化间的不平等关系；另一方面，该命题也使本土材料由此丧失了参与修葺普遍性理论的机会，并且以无语境“纯文本”的建构掩盖了其真正的当代学术语境。
北京大学陈连山的《从“小说家言”到“神话之渊薮”》、台湾辅仁大学钟宗宪的《“图腾”理论的运用与神话诠释》表达了相近的思想。陈连山从《山海经》这一独特的文化标本切入话题，认为《山海经》因其神怪内容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从来没有进入过经典行列，可是，新文化运动之后，随着与国际文化模式的接轨，《山海经》的文化地位迅速提升，甚至得到了“神话之渊府”的美誉，被抬至中国宗教、文学、艺术的源头。实际上，现代神话学所使用的价值观来自西方文化体系的历史实践，在引入中国文化语境的时候，必须对其背后的历史实践加以清理，使之与中国历史实践具有可比性基础。否则，其学术合法性就存在疑问。钟宗宪则以古典神话中的感生神话与变形神话作为主要讨论范畴，反省图腾理论与神话诠释之间的关系。认为因“图腾”（totem）观念所派生出来的各种与图腾相关的理论，在西方学术研究中有其背景与依据，而且，从比较文化的角度来看，以图腾理论研究中国神话也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途径，但是如果将图腾理论过度引申或加以误解，则恐怕会有千里之谬。
台湾东吴大学鹿忆鹿在《百年来洪水神话研究回顾》一文，引发了神话与象征阐释问题的论争。有学者认为：对神话（乃至仪式）的“象征化”解释是神话研究和民俗研究中的“原罪”之一，民俗文化中许多事项其实都是有实际的功用和意义的，并非象征符号。有学者甚至认为：神话学几成猜谜之学，纠正这种主观式研究的根本办法在于，必须通过对大量材料的抽象与归纳，确立一些起码的学理规则，使此类研究有所保障。
钟敬文与学科建设
有关学术史的人物评价，素来都是最为敏感的话题。北京大学陈泳超的《钟敬文民间文艺学思想之研究》通过大量的文本梳理和分析，在肯定作为中国民俗学泰斗的钟先生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的同时，第一次把钟先生的研究实绩问题摆上了台面。文章认为，钟敬文除了那些学科建设方面的文章之外，并没有留下什么风标高举的学术典范。许多学者不同意陈文说法，认为钟先生一人参与创建两个学科（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并在诗学上（创作与评论）有着独到的见解与成绩，后人没有为他惋惜的必要。陈泳超则进一步发挥说，学科建设不是跑马圈地，它必须以深厚具体的研究实绩为其依托，否则只是在搭架子，我们不能把搭架子当作一个多么崇高的学术任务。如果我们没有大量高水平的学术范本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更精致的理论体系，民俗学成为一个学科的前提就有可能受到质疑。
中国社会科学院安德明的《家乡——中国民俗学的一个出发点和支点》则以钟敬文的学术历程作为个案，从学术史的角度提出了家乡式民俗志描写的问题，并且与西方人类学回归本土的民族志描写进行对比，探讨了中国民俗学从一开始就与同期西方田野方法相反的家乡式民俗志的特点及其优长之处。安文最后以自己的“家乡”田野经验指出了作为一位“insider”的局限性所在。与会者大多认为此论符合中国国情，中国古代的民俗志（岁时记和乡土志）就是典型的家乡民俗学。
田野与文本
“田野与文本”之间的张力是会议讨论的一个热点。中山大学施爱东的《民间文学：向田野索要什么？》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文章认为，长期以来民间文学研究只注重“抢救”文本，把“搜集整理”视作终极目标，满足于为“大文学”提供辅助读本，而“理想化”的“搜集整理”，常常体现为全面的普查工作，普查又往往依赖于“运动”，但是，学术运动这种集体行为，具有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施文认为田野工作应该是有目的的理论工作的一部分，应该带着自己的理论假设到实地去检验或修正。一般来说，理论假设来源于对他者理论的汲取和既有文本的阅读，而不是来源于直接的“田野”经验。
华中师大陈建宪的《走向田野，回归文本——中国神话学理论建设反思》，进一步认为民间文学研究存在本体倒置的偏差，将民间文学在生活中的展演而不是民间文学本身看作本体，导致在方法上过于重视田野作业，鄙视文本研究，因此现在必须提出“回归文本”。该文以神话学为例指出：1、神话的本体是作品而不是语境。2、田野作业与文本研究各有所长。3、目前中国神话学处于规范术语、范畴和构筑科学体系阶段，应当更重视对神话文本的研究。
北京大学秦燕春的《晚清以来弹词研究的误区与盲点》则认为晚清至今的弹词研究，往往将“案头”与“书场”分而治之，分离趋避的结果成了“避实就虚”，学者错过的可能是一个真正丰富多彩的“问题库”，从而丧失了将论题深入的出发点。
本轮讨论集中在对田野作业的工作性质的辨析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巴莫曲布嫫主张更新“田野”观念，以“田野研究”（field study）置换“田野作业”（field work），这就要求我们要带着问题意识和研究姿态进入田野，同时还要在田野中发现问题，并就地分析、解决，进而实现田野与文本的积极互动。她的《“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之批评》通过彝族史诗《勒俄特依》从本土社会的文化语境中被文本化、被迻译、被阐释的过程，检讨了史诗文本制作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的弊端，进而指出，从表演到印刷，民俗学的文本制作必须反映为一个极其严肃又极其精细的文本化过程，以尽力确保文本的真确性。
地方性知识与跨文化研究
暨南大学刘晓春《民俗学问题与客家文化研究》认为，当今中国民俗研究有两大取向：一是普同性倾向，漠视民俗现象的地方性特点；一是社会进化论的线性视野，在潜意识中将民俗看作是现代化的对立面，以传统／现代、野蛮／文明、乡村／都市等二元对立观念作为研究的支配逻辑。但在现实中，民众总是以自己的逻辑——地方性知识——整合他们关于现代化以及世界体系的经验。刘文通过反思客家研究的普同性倾向与地方性文化差异之间的困境，以及客家民系的现状所产生的复杂问题，强调应重视地方性文化对于客家民系的普遍性、历史性、现代性的整合经验。
北京师范大学萧放的《“风俗”论考》，试图暂时抛开“民俗学”这一舶来名称，选择中国古称“风俗”一词作为讨论的出发点，认为中国是一个十分重视“风俗”文化建设的国度，对风俗的记录与评论，是中国的一个历史文化传统，文章试图探讨中国民俗学建设在寻找自己的学术传统与中国式的表述方式时，是否能从传统的风俗学资源中得到滋养。
中国社会科学院朝戈金与美国密苏里大学弗里（John M.Foley）教授合作的《口头诗学五题：四大传统的比较研究》体现的则是一种跨文化和跨学科的追求，论文以蒙古、南斯拉夫、古希腊、古英语史诗传统为并置分析对象，在时空差别巨大的比较中探讨“一首诗”（a poem）、主题或典型场景（theme，typical scene）、诗行、程式（formula）、语域（register）这五个口头诗学理论的核心概念。论题的难度在于，这些所谓的叙事单元，它们在不同传统之中的表现形态是不同的，具体到每个传统，相关的界定也是不同的。该论文突显了“国际化”或“全球化”的学术话语。
民间文化研究积淀着千百年民众文化的丰厚滋养，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展开而兴起，其间迭经沉浮，以至于目前既无核心期刊作为喉舌，也无专业沙龙作为阵地，青年之声尤难聚鸣，学术前景日见渺茫的境地。鉴于此种状况，为方便学术交流、重振学科声气，海峡两岸几所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一些青年学者联合创办了“民间文化青年论坛”网络学术论坛，以学科规范、问题意识、深度研究、人文关怀为宗旨，并以“反思学术史”打开了进入世纪新学术的第一道“对话窗口”，竭力提倡开放的学术批评，期望通过网络讨论的方式，为学术交流以及正常批评机制搭建一个多向度的对话平台。该论坛自2002年9月22日创建以来，吸引了众多青年学者的热情参与，也引起了海内外学界前辈以及其他相关学科学人的密切关注。
稿件来源：中华读书报
RE:《中华读书报》发布关于本次会议的综述
文章由施爱东执笔，许多说法参照了论坛所贴的各“网络报道”上的原说，对各位大侠论文的讨论总结也抄袭了各主持人的说法，在此基础上略有调整。本文经巴莫斧正，最后由CYC改定，见报前再由责编大人略加删节，成了大家见到的这样东东。
有功，不敢自居；有责，大家分摊。哈哈。
RE:《中华读书报》发布关于本次会议的综述
这次会议的亮点究竟是在会议形式呢还是在会议内容？网络会议嘛，重点以现代科技（虽然已经有点过时了，现在提倡的都是视频会议）为这门学科注入活力。其实文章首尾才是要点，可惜笔墨太少
RE:《中华读书报》发布关于本次会议的综述
如果是坐在一起开会，效果与此次网络会议哪个更好呢？RE:《中华读书报》发布关于本次会议的综述
fan兄所言甚是.但作为"网络时代的学术对话",其本身也还是学术对话,形式只是一个衣柜.
对形式的研究应该是另一个话题吧,也很有价值的一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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